【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香港回歸25周年，大街小巷都出現大大小小的國旗與區旗，還有慶祝的標語。香港回歸紀念日的節日氣氛從來都沒有這樣熱鬧過。相信這與很多人認為25周年是中央承諾香港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中間點，所以值得特別慶祝有關。
也有人以這是「上半場」的完結、「下半場」的開始，來突出這次紀念活動的特殊意義。背後隱約的理由，當然亦有歡送香港過去波動不安、嘈嘈吵吵的十多二十年，迎接未來新篇章的含意，「新篇章」也是新一屆政府的「開工」口號。經過2019年的「黑暴」事件，香港隨即又陷入近三年的新冠病毒防疫抗疫工作，大家趁這日子高興、放鬆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街頭飄揚著國旗和區旗（圖片來源：ICphoto）
而內地的朋友關注的重點及角度則完全不一樣。大約從2014年的所謂「佔中」事件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內地人對香港的印象及感情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以前他們對香港普遍抱有一種美好的感覺，就如同與他們一起成長的廣東歌和電視劇；而現在不僅沒有了曾經的那種親切和美好的印象，反而因為香港出現了一些污衊、排斥內地人的聲音及行為，使得兩地人的關係徹底翻倒過來。對我來說，這是25年來最大的遺憾。2019年「反修例運動」最後演變成街頭暴動和線上線下的各種恐怖行為，顯現了無人能預見的香港的另一面。值此回歸紀念活動，大家也應好好反思，回歸後的香港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在回歸後的25年里，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
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政策，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但在一個國家內同時存在兩種制度，並不是史前無例的新事物。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萬曆15年》(商務書局版) 的附錄中，就列出中外曾經出現的一國兩制的四個例子，包括：荷蘭一國下，多個城市的不同制度；英國國內共存的兩個法律體制；美國內戰之前，南北的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及中國在遼代的時候，對游牧民族地區及南方農耕地區採取的不同的稅制。這些例子雖然與香港的情況不甚相同，但其性質也有大致相似的地方。
25年來，其實也應該包括回歸前的15年，要總結這40多年來我們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得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裡我想挑幾件我親歷的往事和大家討論一下。
「能不變就不變」，但還是大變了
在處理香港問題的關鍵時刻，姬鵬飛主任接替了長期領導香港事務的廖承志，由他主持這方面的工作直到1997年的交接。姬鵬飛主任對香港的過渡安排有一句名言，就是：「能不變就不變」 。中央當時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 ，就是如何在這樣一個大變局中，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
我當時就此大原則寫了一些意見並上交，後來才知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秘書處將它作為內部意見，發給了起草委員參考。但我萬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句話的重要性及影響，「不變」的程度，能走到什麼樣的極限。一個例子就是1997年7月1日的特區政府班子，除了特首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之外，之前英治時期的所有官員，包括明顯有英國軍情六局背景的人，都全部留任。我相信這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意外。如果不是英國人堅持由一個英國人出任的律政司司長做到最後一天，可能原來的律政司司長也會留任。
1997年後的香港不止「馬照跑、舞照跳」 ，整個政府架構及人事基本上也沒有變化，「超額完成」了姬鵬飛主任的「能不變就不變」 的指示 。但我們忘記了這些架構下的基石，即人事的產生辦法，卻完全改變了，這就是選舉政治的引入。香港的最高領導人，即以前的英國總督，到回歸後的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機關的成員，都由委任變成了以選舉產生。這是造成香港日後高度政治化、社會撕裂的唯一最大原因。但時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本來是一個重經濟、少談政治的社會，在回歸後會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分裂的社會。
對引入選舉政治，當時香港的一些商界人士是有保留的。但英國人以其慣常的撤退前的做法，上世紀80年代初在香港大力推動選舉政治，故此，這樣的不同意見也鮮有在公開場合發表。當時北京正處於改革開放、向西方看的大氣候中，不少人也認為選舉是理所當然的事。對選舉政治缺乏了解，是回歸前後造成香港管治困難、社會動蕩的一大原因，雖然中央在引進過程中已採取了慎重的態度。去年中央出手，大幅度修改了香港的選舉辦法，將情況管控下來，但選舉政治在香港政治生態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應怎樣管控好其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仍是一個有待深究及解決的問題。
「干預還是不干預？」，還是要干預
自從所謂的「香港問題」出現後(我們不叫「香港『前途』問題」 ，因為香港的前途——回歸中國，從來就不是問題。) ，「干預」， 即中央介入香港事務，就變成一個非常敏感的名詞。有關這問題的考慮，也緊緊扣在中央制定對港政策的每一個環節中。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特殊背景下，為回應港人的擔心及顧慮，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了「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說法以安定民心。回歸後，中央對香港事務，也有「不管就是管好」 這樣超脫的說法。在2003年出現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遊行後，中央的有關說法出現調整，變成了「不干預，但有所作為」 。中央開始意識到對香港事務，還是需要有所動作的。2019年的「黑暴」事件後，中央大力出手替香港製定了國家安全法，修改了選舉辦法，完善了選舉制度。這可以說是一反常態，大力干預了香港的事務，而其中理由也是顯而易見的。要反對的人會繼續反對，但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接受中央這些舉措，明白了在2019年出現的情況，只能由中央出手才能解決，才能使香港恢復安定的局面。
其實這樣的情況，早就在鄧小平同志的預見之內。他在1983年談到這一問題時就說：「……再一個是有些人擔心干預。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有秩序地度過五十年。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體分析。」他繼續說：「一個是怕變，一個是怕干預，還怕什麼？有人說怕亂。亂就得干預，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人也要干預。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
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央在香港的治理上，從來就有相當的角色、權力和責任。中央插不插手，干不干預，只取決於是否需要，對香港有沒有好處。過去兩年中央的動作也不是沒有先例的。回歸後不久出現的有關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爭議，中央就主動解釋了《基本法》的有關條文，糾正了香港終審法院的錯誤判決，使香港避免了一個災難性的結果，當時社會上也出現了很大的爭議，特別是來自法律界的人士。經過20多年來圍繞干預還是不干預問題的糾纏和瓜葛，我衷心希望香港人能夠對中央在香港事務上的角色有一個更為理智和積極的了解。
50年不變，但50年不是一個「期限」
香港這次慶祝回歸祖國25周年，很多人認為是「50年不變」這一承諾的中間點，因而具有特殊意義，應該慶祝一番。也有人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田飛龍老師，提出了「上半場」與「下半場」的講法，為香港的「一國兩制」 的生命定下「終結期」，似乎根據這一邏輯，2047年香港的「一國兩制」就要落幕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在不久前的「『一國兩制』政策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上表示：「『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已經走過了25年，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人們回顧歷史自然會想到今天、想到未來、想到再過25年會怎麼樣。實際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會變，『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只要我們始終堅信『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就會持續地、充分地顯現出來，『一國兩制』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獨特的優越性。」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3月份時也曾說：「50年不變」是一個哲學概念，而不是一個數字。
這些說法都指出「50年不變」的承諾，並不是使2047年成為「一國兩制」的「終結期」。
鄧小平同志當年也曾多次明確回應這一問題。當時他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
夏主任與沈主任在差不多40年後複述了鄧小平的話。只要「一國兩制」 從實踐經驗、實踐效果上表明它是成功的、有效的、得人心的，「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就會持續地、充分地顯現出來，「一國兩制」事業就一定會行穩致遠。這就是官方長期對「50年不變承諾」的說法，但看來這並沒有解決一些人的困惑。
首先，這「50年」是怎樣來的呢？
英國人在1979年向我方提出香港問題時，我們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據我的了解，國家當時剛從「文革」衝擊中恢復過來，正準備推行改革開放這一重大國策，「香港問題」並沒有被列入急需處理的問題，因為中國早就宣布不承認所有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涉及香港的三條不平等條約自然也包括在內。故此，在我們的眼中，1997年並非什麼「條約約滿的日期」。但在英方不斷的解釋及遊說下，我們不能不面對這個問題。
1985年，中英在北京互換《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准書》；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前右二）和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前左二）在證書上簽字。（圖片來源：網路）
英方原來對香港問題的談判策略，是「以主權換治權」，即英國以同意交回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權(他們認為按條約，這是已割讓給他們的地方)，交換維持對整個香港，包括新九龍(即界限街以北) 及新界的管治權。限期當時有25年、30年的不同說法。這在現在看來非常幼稚和荒謬，但當時英方認為中國正在努力發展經濟，恢復社會秩序，香港對中國非常重要，我方不可能在沒有英國這一因素下，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根據英國政府的內部部署，本來是要在1997年之前的25年，即1972年，就要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但1972年時中國的政局仍未穩定和明朗，因此英方一直拖到1979年才由總督麥理浩向北京提出。
顯然英國完全誤判了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同志慷慨地提出「保證50年不變」 ，化解了這個問題，可謂是神來之筆。
如今，因為同樣的理由，2047這個時間點替代了曾經的1997，再次成為香港社會不安的因素。這是很多人想不到，即使想到了也沒有想到來得這樣快的一個問題。
根據官方的說法，「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 ，而很多人認為「一國兩制」政策，再過25年後，「不變」的承諾會結束，「不變」 的承諾會失去對國際的保證，如沒有補充的動作，也失去《基本法》內的保證。香港人(及一些與香港有關的外人)擔心的根本問題，也正是擔心「一國兩制」在2047年後，會自動出現失去一些保證的情況。因此，我認為香港今年慶祝回歸紀念，不應與「50年」「半場」扯上關係——過去的25年不是上半場，未來的25年也不是下半場——這些沒有現實依據的說法會一定程度上影響一些人對香港一國兩制的信心，造成不必要的焦慮和社會不安的因素。
「一國兩制」這政策最早是在上世紀70年代針對台灣問題而提出的，在2019年初，習主席還提出要研究「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一國兩制」的政策是國家一個長遠的戰略構想。對港澳來說，是延續了原來對港澳問題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基本方針。面對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期維持香港、澳門，及台灣的經濟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不變，作為國家的一個緩衝區、補充地帶，有其特殊的意義及作用。對於這樣的戰略思維我們如何作出一個明確、長遠、穩定的表述，是我們面對的又一次挑戰。說到底，這還是個信心的問題。
「兩制」，從來不是問題的原因
很多人以為「一國兩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概念，要「兩制」之間共存、調和、互動、合作，是很難的事，「兩制」的衝突是必然的。背後的理由是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香港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兩制」的差別，會在很多具體政策問題上形成對立。如仔細回顧過去25年的經驗，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雖然不少，但當我們具體分析每個案例，就會看到其成因完全都不是出於「兩制」的衝突。或者以更準確的說法，內地與香港之間出現的矛盾及問題，都與制度的差異無關。
以中央為香港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一事為例，這樣的法律每個國家都有，這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問題。如果將現在的國安法版本與香港回歸前相關的法律作出比較，絕不比原來的法律更為嚴厲、苛刻。可以概括地說，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問題源於「兩制」衝突的說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的過程中，無論是人大釋法、人大作出的各種有關的決議、替香港訂立國家安全法、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都是國家執行自身的職權，去處理香港出現的一些情況及問題。這並不是「兩制」的衝突，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制度之間的矛盾，也不是國家體制與香港體制的衝突。這只是一些人對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做法不理解，持不同意見，或不接受的問題。將這些矛盾、問題、爭議，提升為制度之爭，純粹是一種誇大、歪曲、煽情的炒作，亳無事實根據。中央處理香港一些情況的做法，與一個單一制的國家處理其國內的地方事務，並無兩樣。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如果粗略歸納過去25年的經驗，「一國兩制」的實踐是一種持續的努力，不斷的摸索，以及很多的試驗。是香港人生活在國家體制之下的適應，是香港人拋棄其在英治的生活經驗，學習生活在中國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個過程。這樣的摸索、實驗和適應未來不會倒退、不會停止，而是會在中央政府和全國同胞過去40年實踐積累的經驗和認識不斷深化的基礎上愈行愈遠，愈來愈成熟和穩定，在各方的努力下一起創造香港更加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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