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窩闊台時期的漢地、河中、東部波斯地區
公元1229年秋，眾蒙古宗室、貴族於怯魯連河畔曲雕阿蘭召開忽勒鄰台大會，奉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為大罕，是為太宗。雖然稍後的蒙古史家儘力把窩闊台描寫為一位寬仁、慷慨的統治者，但事實是，窩闊台上台後的首要之務就是擴大本支實力以壓制其兄弟覬覦汗位之心。太宗三年（1233），窩闊台命己子貴由和諸王按只帶伐［東夏國］，隨後「他們進行了劫掠，征服了它」。並派遣名為「唐古（惕）·拔都兒」的異密率領探馬軍鎮守該地。也許窩闊台此舉屬擅自變更此前拖雷與諸宗王商議的利益分配方案，因此引起不小爭議。而隨後的事態發展也顯示出，大汗家族直接掌控了大蒙古國對高麗的攻伐、外交事務。《史集》載：「凡對此事不滿並有非議者，合罕即位後，都［用上述札撒］迫使緘默了。」而其次子闊端則於1235年，赴涼州就其河西封土，形成自己的兀魯思。窩闊台通過種種手段，確保其本支在利益分配中能佔有較多的份額，故難免遭到宗親非議。大汗最先要削弱的，無疑是擁有守灶幼子身份，並長期以監國身份代行庶政的拖雷了。拉施都丁說，窩闊台曾有意令其子貴由收繼拖雷遺孀唆魯禾帖尼，因後者反對作罷。按蒙古舊制，諸王死後，其分地、屬民皆由其長妻代為管理，故窩闊台是舉亦即欲借收繼之名并吞拖雷名下的兀魯思部眾。稍後，「［窩闊台］未與宗親商量，擅自把屬於拖雷汗及其兒子們的全部軍隊之中的遜都思兩千戶給了自己的兒子闊端」。此時唆魯禾帖尼顯示出過人的政治智慧，反覆勸導那些表示不滿的將領要服從合罕的命令，最終平息了事端。漢文史料也同樣留下了拖雷系勢力受到合罕侵奪的記載，歸降拖雷的女真將領奧屯世英嘗「從皇考四大王大軍」轉戰多年，深得其愛重。拖雷曾對妻子云：「大哥［奧屯世英］吾所愛，汝輩勿以降虜視之。」但太宗時窩闊台命其為河中府尹，欲趁機置之別部。公［奧屯世英］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這段頗富戲劇性的對話，顯示出窩闊台的步步進逼，以及忠於拖雷家族部屬的苦心周旋。這也是拖雷遽歿於盛年後，其家族勢力衰落而不得不隱忍求全的表現。
太宗三年（1231），窩闊台汗「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正式在蒙古汗庭模仿漢制設立中書省管理庶政，初步顯示出中央集權制度的特徵。又在被征服的舊金領地中人口最為密集的平陽路設立行省，令原任大汗近侍（當為必闍赤之類）的胡天祿「行相府河東」，開府並招徠儒士。胡氏的職能和當時大蒙古國統治下派往各征服地區的必闍赤一樣，負責及時、準確地將從定居民那裡收取的財賦轉運至大汗處，充當賞賜或軍需之用。但平陽地區舊為朮赤的勢力範圍，故此舉亦有大汗通過其代理人直接管理地方的用意。在河中地區，大汗也不斷地將自己的代理人滲透入原屬朮赤的勢力範圍中。如《也里史志》載，最初指派宴只吉歹那顏為呼羅珊、突厥斯坦、沙不兒干直至阿富汗斯坦地區的軍民總管，並任命諸宰執和書記輔助其管理，而參考《瓦薩甫史》，宴只吉歹正是朮赤位下千戶長。但是在窩闊台在位時，當地的長官篾力·馬基德就不得不同時應付代表朮赤和合罕方面的必闍赤所提出種種差發要求，儘管在1240年代以前朮赤的勢力仍佔據上風。
由於察合台曾堅決阻止朮赤染指大汗之位，從而使窩闊台得以成功即位，因此在太宗—定宗在位期間，察合台家族也被賦予更多特權。在漢地，「自丙申歲（1236）分河東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隨地所屬」，而原據太原的世侯郝和尚拔都轉隸察合台位下，並於「壬寅歲（1242）朝王兄於西域感匣之帳殿」。又據志費尼書等記載可知，察合台原封地起自「畏吾兒地之邊，迄於阿母河之邊，也包括河中地區」，此一地區也被稱為「突厥斯坦地」。而《史集》載，窩闊台在位期間曾默許察合台將牙剌瓦赤管轄下的一部分原屬大汗的［河中］地區變為自己的媵哲封地，無疑也是此種利益交換的結果。甚至在本不屬於察合台，遠離河中西部的也里地區，在大汗的授意下，當時在察合台諸子之中實力最強的也速蒙哥也派出其位下必闍赤贍思丁監臨當地世侯征取賦稅。由此，察合台系的實力得到大大增強。
當時的態勢是：窩闊台在蒙古草原本部和呼羅珊、南部波斯等多個方向獲得了遠超過其兄弟的權利；並縱容察合台在河中地區（從畏吾兒地之邊到撒馬兒干、不花剌）進行擴張，以協力壓制朮赤兀魯思在河中及波斯迤西地區的影響力。
2、窩闊台家族的山西分地
那麼這段時間中，山西地區的形勢又是如何呢？據《元史·食貨志·歲賜》所載，成吉思汗正妻孛兒台·兀真所出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中，僅知有朮赤分地平陽、察合台分地太原在該地區，而此種特權在大蒙古國時期和元代一直被其後王所繼承。這不禁令人懷疑：既然此四子皆參預了對本地區的征服行動，那麼按照大蒙古國前期兀魯思分封所遵循的「利益均沾」原則，理應各自獲得一塊獨立的分地，是否《食貨志》所載尚有所闕漏呢？雖然我們可以認為：拖雷的山西分地較他家為小，致使修纂《食貨志》時失載。但我們卻同樣不知窩闊台本人的漢地分地，這更與情理相違，事實果真如此么？
前輩學者的研究已經為我們稍啟端倪，松田孝一在研究窩闊台之子闊出後裔小薛封地之後，提出小薛在山西潞州的游牧地繼承自其父，也就是在丙申（1236）前後闊出已經在山西地區獲得分地。而他在另一篇論文中又指出：拖雷之子旭烈兀也在山西解州任命有自己的總管達魯花赤為其經理民賦。我們是否能將這兩家的分地獲封年代向前追溯呢？最近，村岡倫發表了關於「蒙古時代的右翼兀魯思和山西地方」的論文，認為窩闊台的分地應當在西京路（元代改稱大同路），頗能令人耳目一新。村岡倫的依據大致有以下幾條：
1）《食貨志·歲賜》章完全沒有提及西京路民賦的分配，它似乎被排除在諸王、功臣的分封範圍之外。故可推定為大汗直屬。
2）類似於拖雷家和真定史氏的密切關係，當1221年劉伯林卒後，其子劉黑馬成為了窩闊台家最強有力的同盟者。
3）闊出在開始對南宋的征伐前，是在西京進行了軍馬的休整；此事與其兄闊端在遠征陝西之前駐牧於自己的西涼府分地相類似。
4）《元史·地理志》所載西京路元初人口為40 000餘戶，和平陽、太原二處相近，又恰好是窩闊台弟兄三人人均所轄4個千戶的十倍。
5）都哇戰敗後，窩闊台系70餘萬降人被安置於西京路，也是這種舊有封屬關係的表現。
除村岡倫論文所舉諸點外，檢索元代史籍，還有多處記載暗示出窩闊台家族和西京地區的特殊關係。如《太宗本紀》雲，「太宗三年（1231），夏五月，避暑於九十九泉」；「秋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此事在《名臣事略》中有更為具體的描寫：「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看來，窩闊台臨幸雲中並非偶然路經，而是在此完成一系列任官、核賬等政治活動。《元史》又載：「太宗四年（1232），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由此也就可知為何世侯夾谷明安答而「受知太宗皇帝，入覲於西京」。這是因為，窩闊台時常駐驊此地區。
克烈部人速哥是窩闊台時期的「山西大達魯花赤」，此人又嘗娶「後戚」為妻，可算是窩闊台家族的元勛世臣。《元史·速哥傳》載：「歲乙未（1235年，太宗七年）……帝從容謂速哥曰：『我將官汝，西域、中原，惟汝擇之。』速哥再拜曰：『幸甚！臣意中原為便。』帝曰：『西山之境，八達以北，汝其主之。汝於城中構大樓，居其上，使人皆仰望汝，汝俯而諭之，顧不偉乎！』乃以為山西大達魯花赤。」
案，大蒙古國時代的「達魯花赤」一職要較元代更為顯赫。通常，它和波斯文獻中出現的「舍黑捏」一樣，往往是由某位宗王指定鎮守某地並代表其利益的地方最高軍政長官。窩闊台之所以命速哥監臨山西，正是因為在這裡其家族擁有特殊利益。
我們也可從太宗時代經濟活動來考察這一點。《大元馬政記》保存有一道太宗聖旨：
太宗皇帝四年壬辰（1232．AC）六月二十四日，聖旨諭西京脫端勾索等（疑為「脫端等勾索」之倒）：「即目見闕飲馬槽，除東勝、雲內、豐州外，依驗本路見管戶計一千六百二十七戶，每戶辦槽一具。長五尺，闊一尺四寸，蒙古中樣。各處備車牛，限七月十日以內赴斡魯朵送納，不得違滯。如違，按答奚罪，准此。」
案，此道聖旨當屬大汗指派其位下官吏向其領地內孛蘭奚人口索取貢物。而其時尚在太宗大規模分封宗親（即1236年之「丙申分封」）之前。索取之物為飲牛馬的槽具，則此事似乎並非是國家統一徵收科斂之舉，而更像是諸王對所領屬民眾的「不時需索」。這可證明，在太宗四年，西京路除東勝、雲內、豐州三州外的貢賦當為窩闊台合罕的兀魯思所有。
而東勝、雲內、豐州三州是否也屬於合罕的兀魯思？《經世大典輯本》又載：
太宗四年壬辰六月，敕諭豐州、雲內、東勝二［應為「三」］州達魯花赤官員人等，今差氈匠詣彼居止，歲織韓［斡］耳朵大氈四片。
此條性質與上則同，織造「斡耳朵大氈」也是諸王位下部民的義務之一。當時的此三州達魯花赤應為賽典赤·贍思丁。史載「太宗即位，授［賽典赤·贍思丁］豐、凈、雲內三州都達魯花赤」。而另一則史料顯示出，早在成吉思汗時代被任命為「西京工匠總管」的程玉之子程君瑞，曾「以孤童子入侍，隸昔剌謀太子（案：即失烈門，定宗子）帳下」。案，大蒙古國時代，諸王位下私屬部民，也稱「怯憐口」，是必須世代為某一宗王服役而嚴禁改投他處的，故程氏父子當隸窩闊台家族，而「西京」亦應屬窩闊台家分地。至於「西京」與東勝、雲內、豐州三州分置達魯花赤，當是因為此三州處在「供需漠北」的糧道上，在政治、軍事上意義重大，較早從西京路中分出之故罷。
而結納自己分地之內的「有力者」、宗教名流，更是蒙古宗王熱衷之事。例如，在北方道教有著極大影響的全真道教領袖常常奉旨於雲中（大同）為大汗、王子代行祈福之事。丙申歲（1232），時任掌教的尹志平「奉旨試經雲中，度千人為道侶」。而華北禪宗領袖海雲法師則在1231年因知名於合罕皇帝，「［帝］特遣使臣阿先脫兀憐賜以『稱心自在行』之詔」，由此屢為太宗一家所召幸。《佛祖歷代通載》載：
乙巳（1244）奉六皇后旨，於五台為國祈福。丙午（1246）奉六皇后詔，師起，至中途值風疾作。回奏，得旨還燕。丁未，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太子合賴察請師入和林，延居太平興國禪寺。
此處所言之合賴察，乃窩闊台第四子。而1250年定宗後斡立·海迷失攝政二年，海雲偕明公和尚再一次應召赴西京。元釋祥邁所撰《西京大華嚴寺佛日圓照明公和尚碑銘》中謂：
庚戌（1250）中，西京忽蘭大官人、府尹總管劉公、華嚴本主法師英公具疏敬請海雲老師住持本府大華嚴寺。海雲邀師［明公］偕行，至雲中，海雲抑師住持，代攝寺任。
文中同時召其起行的西京忽蘭大官人，為速哥子，也是窩闊台系的家臣。而劉總管，即劉黑馬，劉伯林子。元史稱「歲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戶，仍僉太傅府事，總管漢軍。……辛丑，改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萬戶，夾谷忙古歹、田雄等並聽節制」。也是窩闊台所提拔之人。
上述數點皆可說明窩闊台家族在西京擁有自己的分地。而和大蒙古國西部形勢相似的是，在東部（華北）地區，拖雷家族的勢力也遭到了排擠，鎮守河、解二州的奧屯世英雖然是拖雷家臣，但河中府的賦稅卻收歸大汗所有。王禕《大元敕賜重修鹽池神廟碑》中有：「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耶律楚材，以經費為重，乃薦臣姚行簡為解鹽使……為之商度區劃。」等語，可知此時的鹽稅收入尚處於中書省的直接掌控之下。這也反映出窩闊台家族的影響力正逐步從山西北部向南延伸至山西、陝西交界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