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琴被溥儀召進宮中的時候,只有15歲,在長春南嶺女子優級國民學校六年級讀書。長春那時候被某些人稱為新京,是偽滿洲國的京城。
後來,李玉琴的母親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記得那一天是清明,玉琴連午飯也沒有吃好就上學去了。我問她,她說學校里要拍照。沒有多少天,好像是星期天,家裡突然來了兩個日本人,一個是她的女教員,一個是校長,名字叫小林……」
「對。一個叫藤井,一個叫小林。」李玉琴在一旁低聲說。
「……那時候,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有一大盆的衣服要洗。他們一進門就問:『這兒有個李玉琴么?』我心裡一想,也許是我這孩子在學校里闖了禍,老師闖上門來啦,這孩子平常就是嘴巴不讓人,總要辯出個道理來才肯算數。可是我又不敢不承認,於是就答應了一聲,還是洗我的衣服。他們也沒說什麼,就不客氣地走進屋子坐下來,隔了一會我走進去,也沒有招待他們,只聽他們說:『皇宮裡要挑選女學生去念書,李玉琴給挑上了,快把她找來吧!』
「玉琴,那時候恰巧去領配給品,買白糖去了。左鄰右舍在一旁直說:『這是件好事,這是件好事!』藤井不大會講中國話,不過我說的話他們都懂,她連說帶比劃,指指這裡,點點那裡,意思是說從今以後,我們可以住好房子了,可以有錢了。而且許了好多願,說家裡人可以去宮裡看她,她也可以回家來。我只是怕他們沒有好主意……。隔了個把鐘頭罷,玉琴給找回來了。他們一對照片,就揪住她不放,她愣了一陣以後,收拾收拾書包,還帶了日用的東西就跟他們去了。」
說實在的,她原是個貧苦的女孩子。從她記事起,就知道爸爸在田家飯店裡做店員(從前叫作「跑堂」的),這份店員的收入,要養活她的母親,她的三個姐姐,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和她自己。
她說:我們家裡,大的都是姐姐,那時候是個累贅;弟弟年紀小,幫不上忙。我們很羨慕有錢的孩子讀書,可是家裡過的是窮日子,沒有富裕的錢,我念過幾個免費學校,下學回家便補洋襪子,賺些錢買文具,13歲那一年,我就到卷芋廠里去做過工。做了一暑假,又上學,我最喜歡念書了。那時候,我家住在二道河子。
「照相是這麼回事。那時候,我們每班有60人左右,有一天學校突然通知,每班挑選三、四個功課好而且容貌好的女生。其實我也不算長得漂亮,給挑上了以後,後來又被他們領到一個日本人開的照相館去拍照。大家很害怕,可是不去也不行啊。那時候日本已經和英美開戰,我們怕派到日本軍隊里去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李玉琴當時既不了解要她們照相的真正動機,也沒覺察到自己被挑上了以後會在生活里掀起多大的波瀾。
這一切是溥儀的設計,是那位仰人鼻息的苦悶的皇帝的安排。
原來,宣統皇帝溥儀早在退位13年,也就是16歲的那一年,在北京堂而皇之地「冊立」了「皇后」婉容,「淑妃」文綉;被逼出宮以後,在天津過了七年的寓公生涯,這期間「淑妃」在皇后面前受了些委屈,終於要求離異,而皇后和這位末代皇帝的感情從此也就十分淡漠,不相聞問。一度為溥儀所寵愛的「慶貴人」譚玉齡,在偽滿皇宮緝熙樓度了五個寒暑又與世長辭。這樣,到了1942年,至少在夫妻關係上,這位皇帝實際上已經陷於孤家寡人的境地。
當年日本關東軍的邪惡的勢力,不僅是懸在皇帝寶座之上的一柄利劍,就是在緝熙樓溥儀的「寢宮」之側,也未嘗看不到它的凌厲肅殺的寒光。
關東軍躊躇滿志地設想著皇位繼承問題,直接干涉了偽滿洲國皇帝的婚事。關東軍中將參謀、「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似乎在蓄意兼任媒婆的職位,呶呶不休地勸說溥儀,娶一個日本籍妻子。在譚玉齡被冊封為慶貴人之前是如此,在她被追封為「明賢貴妃」之後仍然是如此。
但是,吉岡中將這次卻沒有能從溥儀那裡取得像往常一樣的勝利。溥儀私自對我說過:「我左思右想,最後拿定了主意:『我給你們管成這個樣子,家裡可不能再來一個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個能給我管的人。』」因此,他就主動地要挑選一個「妃嬪」。至於審查照片這道手續,想是皇帝在照相術傳入中國以後所採取的一個時髦方式。婉容之成為「皇后」,文綉之成為「妃子」,譚玉齡之成為「慶貴人」,都沒有能繞過這一關。
當李玉琴不自覺地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時候,誰知道吉岡仍然扮演了一個角色。
那天晚上,她就被安排在日本女教員藤井的家裡,剪髮、洗澡、換衣裳之後,吉岡突然出現了,而且帶著她回家一趟,去向她的爸爸面談,為了取得再一次必須允諾的允諾。
當她爸爸表示沒有一定主意的時候,吉岡便加緊地許宏願,說各種好聽的話,以致到了天花亂墜的地步。可是,她母親只要在一旁反問兩句,這位將軍便「唔?咽!唔?咽?」起來,假裝什麼都不是他所能聽得懂的語句。
「什麼?吉岡是打馬虎眼!」老婦人用北方的口語狠狠地責難了一聲。
「進宮的事,吉岡准知道,」她在一旁補充說,「藤井倒未必。因為她叫人把我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完全是學生打扮。我當時還有些不高興呢!」
「為什麼?」我問。
「有這麼一種心理:小孩子都希望大家說她是大人;可是歲數一年年大了以後,又怕人家說她老啦。」
一個多月以後,吉岡又光臨了。這次伴著他來的不是十五歲的姑娘,而是隨身攜帶的一份筆據。
李鳳用低沉的語調說:「筆據上開了好幾個條件,文縐縐的,句子又長又嚕囌,好多地方我看都看不懂,反正那意思是我妹妹進宮以後,我們一不能求官,二不能求財,三不能仗勢壓人,……由我代表眾弟妹簽字畫押。那年我才20歲,小學只讀過四年,懂個什麼事?」
在當年溥儀和某些人的目光里,這大概就是一紙賣身契。跟著,宮裡送來了一萬塊錢(偽滿幣)。
李玉琴後來回憶說:「我大哥結婚花了六七千,餘下的存在銀行里,到後來也就三錢不值二文了。再說,我父親反而因此失了業!」
「說起來我是進宮了,讓他再在飯店裡老爺長太太短的侍候人家,當然不合適。」
她什麼時候才知道進宮只是為了「侍候」溥儀的呢?
她和溥儀的夫婦生活又是怎樣一回事?
她在宮裡的感受究竟如何?
李玉琴說:「從滕井家裡出來,我先是住在二格格家裡。她們家裡的陳設很豪華,我在那裡吃到的一些糖,據說是宮裡特製的。」
「我知道,二格格指溥儀的二妹,名字叫韞媖。她的丈夫鄭隤(廣源),是鄭孝胥的孫子。」最後兩句,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說出來的。
「你和溥儀第一次相見,是在……」
「緝熙樓。是二格格介紹我去見他的。那一天,我正在屋裡洗手,二格格說:『我領你去見皇上!』她還問我會不會磕頭,我說:『照我們東北人的風俗習慣,女人不磕頭。』二格格說:『可是大家見皇上都得磕頭。你既然不會,那就磕三個頭,不用三跪九叩首了。』
「溥儀穿著西裝。那年他37歲,人倒長得很好,看起來也很和氣。」
入宮後,李玉琴住在同德殿。同德殿建於偽滿洲國後期,式樣和設備新穎一些。
李玉琴說:一切建築物從外形看來,幾乎和從前沒有什麼變化。至於內部陳設,我知道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溥儀倉皇出宮的時候,已經被人動手洗劫。想來,國民黨政府當時也沒有能「接收」到多少東西,只是聽其荒廢而已。李玉琴當年住在同德殿的樓上。那一排房間依次是:會客室、浴室、卧室、書房、化妝室、藏經室和佛堂。佛堂旁邊有樓梯通往勤民樓——偽滿洲國皇帝辦理「政務」的地方。
樓下原有全部日本式陳設的「日本間」,中國間;鋼琴佔了一間,乒乓球桌佔了一間,有溥儀絲織品人像的那一間,吉岡安直和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常在這裡出現;還有舉行典禮用的一間。和最東邊電話間處於對稱的地位也有一間房子,那是求見者等候的地方,或是人們歇腳的地方。
同德殿前土山的下面,有御用防空室一所。她記得在同德殿里還有一個皇帝的寶座。
福貴人李玉琴,那時在溥儀的眼裡一定是個天真的女孩子。她說,起初進宮並不知道自己要做皇上的妃嬪。甚至溥儀第一次跟她說出「你以後就侍候我」這句話的時候,她還是有些茫然。開始新娘生活是她進宮一二十天以後的事情。
因為溥儀「巡幸」安東的關係,確定李玉琴宮廷身份的「冊封」式延遲到一個多月以後方才舉行。她稱為「福貴人」。
她說:「什麼叫冊封式?我看就是到處磕頭。樓上磕,樓下磕,一個頭還要用三跪九叩首的辦法磕,那一天真把我累壞了。」
這分明是因襲清朝典禮體制:冊立皇后;對於皇貴妃、貴妃、妃嬪則稱為冊封,不過行禮卻與冊立皇后大同小異。
《清宮史略》上記載著冊立皇后的儀式:「定期命大學士一人充冊立史,尚書一人充副史。內閣禮部奉冊寶陳太和殿皇帝御座,宣制曰:某年月日冊立某氏為皇后。正副使持奉冊寶,至皇后宮,皇后迎入。宣冊女官跪奉,皇后跪受,行六肅三跪三拜禮。翌日,皇后詣皇帝前行禮。」
婉容受過類似的待遇還不算太奇怪。1942年追封譚玉齡為「明賢貴妃」的時候,誰知也還有承辦喪禮大臣、靈前穿孝人員、正使副使、絹冊絹寶那一套繁文縟節,而且規定正副使以下,一律穿藍袍青褂,偽滿洲國檔案材料「明賢貴妃喪禮關係文件」可以覆按。更可笑的是,喪禮一面參酌「大清會典」,一面還得有什麼「實行本部」、「行事系」、「用度系」等東洋組織名稱,實在不倫不類。
溥儀送給她的第一件禮物是一個大洋娃娃。她和溥儀在宮裡表演過捉迷藏。
她唱兒童歌曲和「時代曲」,溥儀是她的鋼琴伴奏者。他倆時常寫紙條逗樂,溥儀總愛用「小玉琴」三個字開頭。他鼓勵她信佛、吃素、念經。她都做了。後來還叫她讀醫書,她沒有遵從。他打坐,她也打坐。靜坐一小時,然後溥儀走了。我思量,打坐照世俗的說法大概就是眼觀鼻、鼻觀心的功夫。其實有一套嚴格的規定。佛家打坐法是:盤腳坐,舌抵上顎,眼垂簾即向下視離身邊兩三尺遠,一心專註,信佛的念佛、持偈、默想都可以。她說溥儀在靜坐時總喜歡把兩手分開放在膝蓋上,我回想不久以前在撫順所見的情景,確是如此。兩手覆膝,自有一種肅穆之感。溥儀的這種習慣恐怕得自皇帝身份者少,受益於打坐法為多罷?我又想到當時她還是個淘氣的姑娘,果真能有這種涵養么?因此問她和溥儀各自打坐,她會不會突然笑出聲來?她說沒有。
他倆有時候聽無線電廣播,每逢電台講述言情小說的時候,一到緊要關頭,溥儀總是提心弔膽地說:「別來一個第三者!」他似乎對於三角戀愛存有極大戒心,再加上他那封建的夫權思想,因此在男女關係上,有時也就難免表現出離奇的多疑。
李玉琴後來回憶說:「有一年過年,我順手從果盤拿幾隻蘋果叫老姑娘分給『服務員』他們吃,那都是些十幾歲的孤兒,代替過去太監的職務。這件事原來算不了什麼,可是溥儀知道了,便疾言厲色連聲責問我:『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聽了很不開心。
「有時候,他又不拘形跡,和我們一起玩樂,顯得很高興。過年玩陞官圖,玩啊玩的,我們大伙兒齊聲拍手叫起來:『皇上中狀元嘍!皇上中狀元嘍!』(註:陞官圖是昔日民間過春節時習見的一種玩具,可以賭錢,也就是「列大小官位於紙上,擲骰子計點數彩色,以定升降」的一種玩意兒。近二十年來已經很少見了。我最近在北京託人(他的祖父是前清同治年間的狀元)抄得一張「會典圖」,會典既是一代典制之畫,想它是陞官圖的一種,不過比我童年所見的更為繁複。共列六十一個欄目:官銜(包括太師、太傅、太保……)、品級、告休、世職、封典、特恩、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內廷、兼銜、宗人府、內客、翰林院、詹事府、欽天監、太醫院、鑾儀衛、內務府、欽差、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科、倉場、京府、兵馬司、各部院、小京官、揀選、各道、府、直隸廳、直隸州、州、縣、殿試、會試、鄉試、學院、各館謄錄、各項捐輸、出身、軍功、京察、大計、優敘、督撫院、漕院、河院、鹽院、布政司、按察司。
「殿試又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二甲、三甲六項。中狀元時,例有賀禮可收(授編修各賀二十)。不知當年溥儀、李玉琴他們玩的是否就是這種陞官圖?也不知溥儀那次中狀元時收到過賀禮沒有?——著者。)他也不表示什麼意見,只是在一旁不動聲色地說:『中了,中了』
「記得有一次,我把剝過的花生殼,重新拼好;又把吃過的葡萄吹鼓了,放在果盤裡騙他。他發覺了之後,也只是笑了一笑,並沒有責罰我。這在當時算是『欺君之罪』呢!
「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睡覺也要戴眼鏡。我要他摘掉,不肯;他說那樣不好看。我呢,有些頭髮遮住耳朵,不喜歡露出來。有時,我硬要摘掉他眼鏡,他便非要撩開短髮,看我的耳朵不可。提起眼鏡,我倒想起來了,你上次在撫順注意到溥儀的那副眼鏡么?鏡架是用線綁著的。
「他說,自己的眼鏡架不當心摔壞了,管理所替他買了一副新的,可是他捨不得戴,他怕萬一再摔壞。
「他並不注意我的服飾打扮。在宮裡,他從來沒有交過一塊錢給我。好在日常用的也都不
缺,要添置什麼,關照一聲就行了。冊封的時候他送給我一柄玉如意,據說並不好,後來還送過我幾件首飾。
「在宮裡我吃著大米白面,時常想起母親他們,他們還是吃高粱米,於是有一陣我也偷偷地在晚上吃一頓。溥儀知道以後,叫人送一些米面到我家去。好像就是一次。
「他對我的感情還不錯,有一天他說:『我整天得不到喜歡,只有到你這裡才高興些。』」
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怎能理解傀儡皇帝的苦悶呢?
「不過,聽說他對玉齡的感情還要好。她不但住在緝熙樓,而且聽說溥儀常和她在一起。說起來也是巧事,我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有一陣子想改個名字,叫玉齡。因為我的乳名就叫齡兒。不過,後來我覺得並不好聽,結果沒有改。
「我還聽說,在我進宮以前,有個姓苗的女學生,照片給溥儀挑上了,人也進宮了,可是溥儀見面後不要。那個姓苗的很想進宮,後來就托溥儀的近侍幫忙,沒成功。我知道這件事以後,有一天就向溥儀說:『把她也找來,一起玩兒吧!』他沒理會。那時候我真是個孩子,什麼都不懂。
「在宮中不能隨便走動,只是在同德殿和院子里。生活很無聊,除了寫字、刺繡、念經、收拾屋子、散步以外,就沒有什麼了,養過許多雞,下了蛋,做菜給溥儀吃。他說愛吃我燒的菜,其實並不怎麼好吃。
來往的也都是些女眷: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儉六奶奶(溥儉的母親)、毓嶦的母親、靜蘭(毓岩的妻子)……。我和靜蘭年紀差不多,我們很談得來。可是也有些人表面奉承,心裡嘲笑我。譏笑我三件事:第一,我不是北京人;第二,我祖先三代沒有什麼樣的官銜(我祖父是個農民);第三,說我不會騎馬,不懂得規矩禮節就結婚了。
我是個粗野的孩子,這個規矩,那個禮數的,我真煩透啦。譬如,有一次宮裡洗衣服的老媽子生病,人手少,衣服多,她不能請假,我說我來洗,小時候在家常洗的,可是別人又嘲笑我:『有福不會享!』
「我比較任性。譬如我踢皮球,也讓溥儉的母親踢,人家是小腳,溥儀知道了,數說我一頓。可是我從沒有打過人,連罵人也少有。」她認真地說,「記得有一次隨口說了老媽子一句:『缺德!』她就追問我:『奴才哪兒缺德?哪兒缺德?您說,您說啊!』急得我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其實,那是我們做學生時候的口頭語:『缺德』、『討厭』,這些並不是罵人的話。後來告訴我媽,我媽說『你下次就別說這個了吧!』
「溥儀在性格上有一些特點,性子急,暴躁。他要什麼,就要隨手拿到,不然便發急。他的房間不是收拾得很整齊的。他愛說,東西是給人用的,擺在那裡不是為了好看。還有,他膽子小。他不敢學游泳、溜冰,就是這個原故。有件事最可笑了,日本投降的前些日子,是8月初罷,夜裡老是有空襲警報。防空室就在我住的同德殿前面,離緝熙樓有一段路。可是往往警報一響,我還沒有穿好衣裳,他已經跑到同德殿樓下高聲叫了:『玉琴啊,玉琴啊!』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那麼快的。」
李玉琴她們是在蘇聯對日宣戰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1日)夜裡倉皇離宮的,她和皇后婉容,在宮裡竟然從沒有見過一面,只是在逃亡途中才成為相識——保持著一定距離的相識。
李玉琴回憶說:我們好幾十人是8月11日晚上10點離宮去車站的,在那裡等了兩個鐘頭。直到動身前的兩小時,吉岡才肯告訴我們到哪裡去。記得足足坐了兩天半的火車,才到通化的大栗子溝。
「那兩天,宮裡亂得很,溥儀自己也動手收拾行李。他帶的主要是佛經、書籍、藥品以及一些米面。宮裡貴重的東西都沒有來得及運走。我帶了五個箱子,包括棉被在內。同德殿樓下放著一大塊翡翠,沒鑿過,刻著乾隆的字,也都管不得了。」說時,她用手比了一比,想來該有一尺長罷。我聽說去年在南非洲挖到一塊11磅重的翡翠石,估價在1000萬美元以上。乾隆的那一塊,成色一定不會壞,只不知如今散失到何處去了。
「那天白天還發生一場虛驚呢。宮裡只剩下兩個男人,溥儀和溥儉,其餘都是些女眷:皇后、儉六奶奶、毓嶦的母親(一般的稱呼是四太太)、……和我。不知怎的,駐在宮裡的日本憲兵突然衝進內廷,上了緝熙樓,神色很難看。溥儀打電話給吉岡,沒人接;打電話給護軍,也沒人接。他們究竟是個什麼用意呢?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只記得當時溥儀從緝熙樓慌慌張張趕到同德殿來,跟我說:『進來人了!』」
李玉琴在大栗子溝住了三個月左右,按照原先的想法,她們也要和溥儀逃到日本去。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戰場上不得不加速地潰敗了,溥儀被俘了,一切空想成為泡影。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是勝利者。
她們後來遷往臨江,在那裡遇到了八路軍;在臨江住了一個月左右,又搬到通化,住在部隊里;又住了三個多月才被八路軍送回長春,那時已是1946年的暮春。
李玉琴回憶說:「我第一次和皇后見面是在大栗子溝。嵯峨浩子也跟我們一起從長春逃出來的。當時,我們吃大鍋飯,因為我屋子裡有個煤球爐子,有一天我就做了一樣素菜,叫人送給皇后。隔了不久,她過來了,我向她請了一個安,她也還了個禮,她連聲說:『挺好!挺好!』
「皇后婉容當時頭髮留得很短,雖然因為抽大煙,懶散一些,人還是很漂亮的。她那人是有一種高貴的風度。身上穿的是旗袍,並不考究。兩隻腿已經不能走路了,由兩個傭人架著她。她身邊有三個太監,兩個老媽子。
「太監姓什麼記不清了,當時另外有一個稱呼,一個姓劉,一個姓王,還有一個年輕的似乎也姓王。」
1945年底,李玉琴住在通化八路軍的後方司令部;婉容、嵯峨浩子她們住在對門的公安局里,底下一層是監獄。
她記得很清楚,農曆年初二那一天,發生了暴亂事件,囚犯和外界的壞人勾結在一起,動手了。
「我聽到槍聲,還糊裡糊塗地問:『怎麼看不見放槍的人呢?』接著,又聽到炮聲,我很不放心,不知慕鴻她們怎麼樣,於是挨著窗戶探首看看對面的動靜,想不到一顆流彈突然飛了過來,右臉上流了血;老姑娘(敬喜)給我一條毛巾,按住傷口,可是一會兒滿手巾都紅了。她急著要去開門,有人高聲阻止她:『別開門!』她嚷著說:『有人受傷啦!』
「部隊里的人於是立刻給我救急包,找了軍醫來。外面平靜了以後,他們又替我請了一位當地的外科醫生,是日本人,每天換藥。如果他們不管,或者管得不周到,那我也許早就死啦。
「我當時就覺得八路軍里的人個個都勇敢。部隊里的女同志待我也很好,時常講道理給我聽。」
李玉琴並不否認,她住在臨江和通化的時候,有人勸她改嫁。嵯峨浩子聽到這種說法,是不足為奇的事。
後來,部隊在李玉琴表示願意回家以後,便很負責地遣送她回到故鄉長春。嵯峨浩子也是這樣,從長春回到她的本國日本去了。三個太監也被送回長春。至於那位皇后,部隊找不到她在長春的家屬,又不能取得任何聯繫,因此,在部隊調防的時候,又煞費苦心地把她帶到哈爾濱。
而婉容由於長期吸食鴉片,1946年終於在哈爾濱的病中結束了悲劇的生命。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后」郭博羅·婉容,清末內務府大臣榮源的女兒,死年40歲。
1937年,溥儀在長春「冊封」慶貴人譚玉齡不久,溥傑和嵯峨浩子在東京結了婚。牽線人是執行本庄繁意旨的吉岡安直。本庄繁卻是和溥儀打交道的第一個關東軍司令官。
吉岡在那一年給溥儀的一封極密的信里,有這樣幾句疙疙瘩瘩的話:「皇帝陛下:1月10日到東京,於東京驛會見溥傑中尉。同日,溥傑中尉同直,本庄大將會見,商議結婚之事。關於嵯峨侯、中御門侯、毛利男、高倉子等之令孃,詮議溥傑中尉為嵯峨侯方一候補。……」現在還有很多人傳說溥儀有一個日本妻子,誤會大概由此而生。至於溥傑的這門親事,其動機是不待追問的了。
走出偽滿洲國宮廷而生活在解放軍部隊里的李玉琴,當時究竟想些什麼呢?她的大姐夫薛克明去臨江把她接回長春。她重新住在二道河子貧困的家裡所祈求的又是些什麼呢?
她縈迴不已的,其實是古典戲劇里陳妙常的住處,或者也可以說是狄波娜,嘉在英國影片《思凡》里的那種生活氛圍。
在天津,溥儀有一個堂兄溥修。溥儀做偽滿洲國皇帝的時期,他在淪陷區天津擔任著一個古怪的職務——「清室駐津辦事處處長」,其實也不過是替溥儀料理一些房產,或者奉命買些補藥何首烏、固齡玉牙膏、黑紫白黃四色的忠勇牌鞋油帶到長春去而已。
「清室駐津辦事處」這塊招牌想來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才被撤銷的。修二爺這位前處長派人把李玉琴接到天津去了。從好的一方面說,是維持她的生活,甚至維持了七年之久,一直到1953年李玉琴離開了修二爺這一家為止。
李玉琴說,她被接到天津以後,溥修就替她改名換姓,叫作溥維清了。怕她露出身份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惹禍生非。
李玉琴回憶說:「 在天津住了五年,從沒有出過大門,不能出大門。到天津是從火車站坐三輪車到他家,1951年離開天津又是從他家坐三輪車到火車站。別人替我買了雙鞋子,嫌小,我要拿到鞋店去換。他反對。我說:『怎麼我聽說當年皇后在天津也可以出街呢?』他說:『名分有所不同。』他動不動就罵我:『反叛!反叛!』而且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不讓我和長春的家裡通信。
「他家的情況也不好,靜蘭帶著兩個孩子和我都住在他家裡。我時常幫助他們生爐子、燒飯,有一次不當心燙了腳,也沒人管,我還是跛著腳一盆盆地下樓取水。鄰居知道我燙傷了,就要替我上火安油。可是一給溥修知道,又是不高興。他說這點小事,不宜對外張揚,我一生氣,連葯也不上啦。到了冷天,住的房間沒有爐子,跟著那隻腳又凍壞了。
「他們家是很看重規矩的。我吃飯吃得快些,溥修也有意見,其實他那時候眼睛已經快瞎了,可是聽得出動靜和別人講話的聲音。有時候,我一推開飯碗,他就脫口而出:『嘿!這頓飯可真吃得穩、狠、准啊!』
「我想替人家織毛衣,貼補零用。可是我不知道流行的式樣,怎麼辦呢?我就站在平台上,看看來往婦人穿的有什麼新花樣。
「我跟他們說過,可以守規矩,不過生活困難,不得已,掙點錢貼補貼補。溥修就說:『不得已不得已,花襲人啊再嫁!』用紅樓夢裡的典故來責備我。
「溥修的學問很好,不管問他什麼字他都會寫。他教我讀『女四書』、『大學』,很有耐心。他在這方面是好的。
「他有一個姐姐,是老姑娘,沒有出過嫁,就愛養貓,把它們叫成兒子啊,姑娘啊,心疼得不得了。晚上睡覺,自己寧可躲在床邊,反讓那些貓睡得舒舒服服的。老姑娘整天忙著跑腿,買這個,買那個;我就忙著燒飯,根本不能出大門。
「我倒想起一件事,在舊紙堆里,我看到過溥儀寫給淑妃文繡的信和詩,照題目看,彷彿是從賞月引起來的感傷。」
她在天津住了幾年,借居的小環境可以說是死氣沉沉。社會的大環境呢?只能說是動蕩不安,革命的風暴就要到了。
她應該做些什麼呢?她又能做些什麼呢?也許有勇氣和決心,但是她不知道究竟該做些什麼。極端狹隘的生活圈子和舊禮教的束縛限制著她的認識。
她只是繼續念佛,每天念兩三小時的佛。
在那個苦悶、令人窒息的歲月里,她每天都在低聲祈禱三件事:
求天下早太平;
求父母平安;
求溥儀平安,早日團圓。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奠定了我們這個國家和平幸福的基礎。不幸的是,她那可憐的爸爸前一年就死於長春了,沒有來得及看到這個城市的新生,祖國的新生。至於溥儀,依然是音訊杳然。
李玉琴大概想像得到,溥儀如果在舊中國的時代回來,他會立刻得到一個什麼下場?連她這個不見經傳的青年婦女,都要隱姓埋名地生活下去,豈不正是說明了同樣的道理么!
她回憶說:「解放以後,我跟著溥修一家搬到北京,住在什剎海附近南官坊口,那是1951年夏天。我實在不願意老是那樣待在家裡。我希望從那樣的家裡走出來,希望獨立,我希望做個自食其力的人。到了北京以後我就學縫紉,學挑花,做掃除文盲的教員,替居民做些事,衛生組長啊,合作社的監察人啊,等等。當然,事前也有人反對,她們說:『這個嗎?按說出門是不合理的,你自己瞧著辦吧!』
「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年『三八婦女節』,我在北京看到中國第一批的女飛行員。我想:誰說女人是不能做什麼大事的?看看人家!還有一次,聽過上甘嶺英雄的報告,非常感動。他講得很真實,決不像過去的日軍,把敗仗也說成勝仗。
「老姑娘也想和我一起學縫紉,可是我那時候,交學費交實習材料費都很困難。老師有時候會給我一些舊布,讓我實習。那所縫紉學校也就在什剎海附近,有一天從學校回家,我走到海邊去看看水,覺得那個水很可愛。站了一會兒,我又想:『不行,得趕緊回家!說不定老姑娘會告訴他們的。
後來,學校又成立了『毛衣生產小組』,我當了個小組長,因為要到輔仁大學去向他們家屬的孩子攬活,那一天回家晚了,溥修就罵我:『現在不回來,將來還要在外面住旅館啦!』他又特意講一個歷史故事給我聽,說某朝有一個后妃,她和皇帝相約在某地河邊相見,後來河水漲上來,可是她一步也不動,最後給活活淹死了。可見這位后妃如何了不起。
「學挑花吧?地方小;再說又怕給老姑娘養的那幾隻貓踩髒了,後來也就放棄了。做居民工作倒是挺有意思的,和大家合作辦事,挺高興。在舊社會裡,『誰有錢——誰有勢!』『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現在可不是這樣啦。」
要求獨立和自食其力的女性,在新中國都可以得到機會。1953年李玉琴回到長春以後,經過一些曲折,差不多總是一直在社會上工作著的。雖然人家知道她原來就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妻子。她一直在長春圖書館工作。對這份工作她十分喜歡。她回憶說:
「我到圖書館工作不久,可是我體會到作一個圖書館員是非常光榮的,同時圖書館的工作確是一門科學工作,在專科學校里就有一門圖書館學專科,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
「現在全國正向科學大進軍,圖書館工作應起著一定的作用。圖書館員的工作任務是如何配合當前任務向科學大進軍,做好圖書工作,把圖書刊物資料等向讀者們推薦,以推動科學前進,這就要每天想辦法大力地推廣借閱。本年7月份在北京召開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已經作出了這樣決定。
「圖書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同時作一個圖書館員來說,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學知識。我雖是一個圖書館員,但自己文化不夠,科學知識沒有基礎;同時工作日子淺,業務也不熟悉,所以我要下決心提高文化,加強業務學習,爭取短時間內達到一般圖書館員應有的水平。我除了堅持參加幹部業餘文化補習班逐步提高文化外,還要參加圖書館進修學校的學習,以便掌握圖書館員應具備的知識。更重要是擠出時間,閱讀青年修養和政治理論書籍,以便提高自己政治思想水平,這樣才能作一個名符其實的圖書館員。」
她的具體工作是在圖書館的參考輔導部,管理書庫。那裡面日文書堆得密密麻麻。
從1956年8月到1957年3月下旬,她說已經整理出三萬多冊書。書庫里堆存的書,要經過分類、排架、上架、寫卡片、貼書標這些手續,方才算是整理完成。她對工作相當負責。為了學數學、文學和漢語,她在一星期里總有四天要在凌晨4點30分起身。
5點15分上課,7點鐘下課,然後才是吃早飯,上班。
李玉琴還收藏有幾張照片。一張是溥儀自己,龍袍加身,頭上戴的就是他自己所謂有「鼻盤疙瘩」並鑲著一粒大珍珠的帽子。雙目炯炯有神,沒戴眼鏡。這張半身像的長度是34英寸,寬度24英寸。日本新聞記者中保與作寫的《滿洲國皇帝》(昭和十年,日本評論社版),其中有一幅類似的照片,說明是昭和四年(1929)12月15日宣統帝在天津的紀念攝影。另外有兩張都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替當年的福貴人李玉琴拍的。一張坐在沙發上;一張站在盆面前,染了彩色,穿的都是旗袍。
參考資料:
1.《民國秘事》
2.《末代皇帝傅儀》
3.《末代皇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