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寄給爸媽的制氧機，被冷落在院子里丨記者過年

我過年回家時，一個多月前買給爸媽的制氧機還擱在院子里。（南方周末記者 龐礴/圖）

下動車，出站，我一眼看見我媽——卷卷的短髮從橘黃色羽絨服的帽兜里露出來，熱情地往出站口大步走。實際上，跟我擦肩而過的時候，她根本沒認出哪個是女兒。

我大聲叫住她，她一張口，就吭吭地乾咳，於是我們不得不進行這段已經在視頻聊天里重複過好幾次的對話。

「是不是新冠後遺症？你去看看醫生買點止咳藥，家裡有霧化機，正好用上。」

「哪是後遺症，每年冬天都這樣。」

「好幾年了不更得去醫院嗎？」

「一直都這樣，看啥看。」

每一次我提出關於健康的建議，都會這樣輕飄飄地被爸媽帶過去。跨越代際的交流之難，往往在於「聽你的還是聽我的」。試圖就事論事的人遇上想講等級制和老規矩的人，簡直就是秀才遇上兵。

只勝了一粒泰諾

臘月二十八晚上到家，第二天早上往窗外一看，我一個月多前買了寄到家的制氧機、霧化機和電動吸痰器，全部都在院子角落裡。貓回家的時候要從柵欄上往下跳，這些紙箱好歹能給它墊個腳。

我挨個看了一眼，制氧機的箱子打開過，又貼好膠帶放了回去，吸痰器和霧化器乾脆沒有拆開。「咋就晾在院里了？」我媽沒接茬：「你看這個花開挺好。」

過一會，我看她在下唇上塗了白白的一層牙膏，才知道她長了口唇皰疹，牙膏能帶來清涼。我說我從外賣軟體上買個阿昔洛韋軟膏。「你凈瞎花錢，家裡啥藥膏沒有？」牙膏、紅狗營養膏都有，阿昔洛韋就沒有。

在新冠以前，我一直以為在健康這個領域裡，我家是在經歷一場用藥的大戰。家裡時不時地出現一些來路不明的棕黑色藥丸，我媽夏天會到社區診所里貼「三伏貼」，還在我爸「上火」的時候給他拔罐、刮痧。她用硬幣刮痧，銀色的棱在背上划過，背上就浮現隱隱的紅色，過一會變成紫黑色，他倆越看越覺得療效過關，特能下火。

在無數次互相指責和互相原諒之後，新冠大流行來了。以往的大戰也就變成了我和爸媽之間的話語權之爭：第一回合在2022年11月底，我要他們買退燒藥，我爸嘴上答應，可到了藥店連花清瘟都售罄了才坦白自己沒買葯，我馬上寄回一盒泰諾；第二回合在2022年12月初，我買的血氧儀送到了，在紙盒裡放了三四天，才在我聲淚俱下的動情科普里被拆出來，夾在我爸的手指上；第三回合在幾天之後，制氧機、吸痰器和霧化器紛紛到貨，並開始了冷宮生活。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困擾。室友八十多歲的姥姥發著燒，可就是不肯吃降壓藥和降血糖葯，負責照料的女兒們一籌莫展，幾乎每天都要為母親的服藥問題掉一次眼淚；一位好朋友人在海外，母親覺得胸悶，一測血氧水平只有93％，她讓母親去做個CT，但怎麼都勸不動；一位朋友的幾位長輩發燒，但一次抗體檢測都不願意做，他們喝著她買的小柴胡顆粒退了燒，在持續不斷的爭論里捱過了這一波「重感冒」。

在這一場持續了半個月的鬥爭里，我唯一的勝利就是一粒泰諾。2022年12月上旬的一次視頻電話里，我媽說她吃了一粒泰諾——在持續整晚39度多的高燒之後。

但她隨即拒絕了隔離的建議，我爸拿著手機站在床邊，拍下了這一次新冠大流行里唯一的受益者——貓。它快樂地在我媽的脖子和胸口蹭來蹭去，欣喜地發出第一次睡火炕的咕嚕聲。

貓在窗外圍觀我寫稿。（南方周末記者 龐礴/圖）

「我還年輕」

說服爸媽不算易事，我過去幾年在這個戰場上摸爬滾打，終於在職業規劃、婚戀等話題上以「每個人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責任人」的態度和爸媽達成共識：我不勸你們離婚，你們也別來勸我結婚。但在新舊年之交的這場流行病里，急的反而是我們這群90後——我們開始試圖在父母和其他長輩的健康問題上「指手畫腳」。

朋友和我試過「易母而勸」——那位血氧含量低於93%的阿姨，由我打電話給她，不是作為她女兒的朋友，而是作為記者，講「沉默型缺氧」，講醫院中越來越嚴重的收治情況，請她儘早做個CT以防萬一。

阿姨客氣地聽了我的建議，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依然沒有去醫院。於是朋友在亞歐大陸的另一邊無奈承認，健康依然是個人自由的一部分，並暫時接受自己母親的判斷：「沒那麼嚴重。」

但這樣的遊說只會一次又一次重複。過年回家第一天，我試圖把制氧機從院子搬回屋，但人還沒出家門，就被我爸阻止了：「你拿回來我也不用。」

那以後萬一有用呢？「萬一的時候再說。」他終結了這個話題。

作為父親，他並不習慣解釋自己行為的動機，但禁不住我三番五次地問，於是說：「那個制氧機，戴上就摘不下來了。」言外之意，只有脆弱的老年人才有必要使用這種輔助設備。

這讓我想起一個月以前在勸說他使用血氧儀時的爭執：「朋友，請你用一下血氧夾。」

「我還年輕。」他回答。

吸痰器也都得到了類似的點評：「吸痰器是癱瘓了才要用的」。

事實上，他們對健康知識並不完全抗拒，我甚至會感到他們只是抗拒我轉發的文章、提出的意見和買回家的保健品。我媽一邊吃著軟骨素，表示它緩解了她的膝痛，但同時拒絕吃我買的魚油、鈣片，也拒絕做骨質疏鬆的檢查。「沒到那麼嚴重。」她終結了這段對話。

我意識到，在這種「秀才遇上兵」的場合里，疊加了另一重因素：「兵」對「秀才」的恐懼。來自女兒的關心成了歲月耀武揚威的催逼，在家裡的這些天，我時時刻刻能體會到爸媽這種微妙的恐懼——他們一個掩飾著自己的咳嗽，另一個和我搶著搬重物；時而感慨自己「老了」，時而又覺得自己能幹；向我炫耀自己在短視頻平台上看到的保健知識，但是拒絕我給出的健康建議。

我只能承認，自己無從知道爸媽對新冠及一切健康問題的真正態度——這似乎是某種程度上的「觀測者效應」，我的關注本身就在提醒他們歲月與健康的流逝。

這樣的爭論暫時無法結束，直到爸媽能夠看清自己健康受到的挑戰，並接受我的幫助。於是現在，制氧機只能凍在零下20℃的院子里，而關於它的討論，會在我回家過年的日子裡不斷重複：

「你拿進來學一下怎麼用。」

「用了就拔不下來，人就完了。」

南方周末記者 龐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