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發表於2021年8月25日《30號院》公眾號，有改動
五十年代我入讀漳州市實驗小學，六十年代初曾在廈門民立小學和雙十中學讀過書，後來回漳州三中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我的幾個母校都是百年老校，實驗小學的前身是創辦於1878年的龍溪私立育賢小學和創辦於1905年的龍溪私立養正小學，至今已140多年。廈門民立小學創辦於1907年，雙十中學和漳州三中不久前也都剛慶祝過百年校慶。雙十中學的前身是私立學校，漳州實小、民立小學、漳州三中的前身都是教會學校。
1962年畢業於廈門民立小學
民立小學門廳的校史牆
這些名牌老校，文革前都比較重視教育。學校的老師普遍水平較高而且敬業，學生也勤奮好學，教學質量高，升學率名列前茅。那時學生課業負擔不重，孩子課外玩的時間不少。愛看書的，年紀小時到中山公園內的少年之家借書，讀中學後，校內都有圖書館，下午自習課和放學後，可以到圖書館借書或閱覽報刊。有時也到新華書店看書，只要愛護好書，書店對蹭書的學生並不會不好臉色。星期天也可以到仰文樓的市圖書館或工人俱樂部的圖書館看書。
那時學校雖重視教育，但整個氛圍是突出政治，要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強調學生要參加生產勞動。讀小學時，就經常參加勞動，除了自帶工具每周清理校園衛生外，困難時期還在校園內開荒種菜種番薯。每到割稻子時節，還要到市郊大同大隊拾稻穗。還有一次學校組織到酒廠剝荔枝，但小孩子們都很自覺沒順手拿荔枝吃。「六九」大水後，還曾拾小石子和小磚塊上交學校，再運去填充防洪堤石堤。
讀中學後，上面規定每個學期要安排兩周時間到農村參加割稻等農業勞動，這算是往後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學前教育」吧？大家都崇尚革命要求進步，以貧窮勤儉為榮、以勞動為樂，不會把勞動當負擔。我第一次外出勞動是在雙十中學讀初一時，到地處高崎的校辦農場挖番薯，番薯就種在舊機場跑道的泥土上，我學會了手握鋤頭從畦壠側面下鋤，使勁挖松泥土，番薯即可整串拔出又不傷到番薯。番薯藤會在溝畦長出不定根，也會拔出小番薯，這種勞動覺得很有趣。每個人要自帶被席，宿營農舍，人挨著人睡在鋪了稻草的地上。小小年紀竟要背著被席步行10多公里走到高崎，腳底都起了泡泡。二十年後聽說要在這裡建國際機場，一時覺得有親近感。
雙十中學的農場就是舊高崎機場
而後從廈門轉學回漳州就讀三中，第一學期就到城郊詩浦大隊割稻子，從馬灶路豬間屠宰場經四中再去並不遠，早去晚回，一連要勞動好幾天。郊區晚稻收成後要種蔬菜，收割時水田已涸乾，腳踏實地勞動不算太難，只要掌握要領不讓鐮刀割到手指就好。中午吃生產隊，有一次居然吃到了滷麵，鹵湯的佐料雖不豐盛，但加了切成薄片的白花肉，覺得太好吃了，一輩子都沒忘記，大概是很久沒吃過豬肉的緣故吧。詩浦的那些農田現在早就不見蹤影，已是一片高樓大廈。
第二學期到遠郊過塘公社盤谷大隊，離市區近20公里，學校安排坐部隊敞篷大卡車去，但結束回來就沒那麼幸運，只能步行回城。正值盛夏，參加雙搶，即搶收搶種。盤谷在天寶大山山腳下，割稻時安排同學們與農民一起，一個摔桶或叫甩桶（打穀桶）幾人一組，農民打穀，起桶，挑谷，同學們分工割稻或傳遞割下的稻束。晚上睡在大隊部，牆上貼有不少獎狀，才知道這裡曾叫做龍溪縣火箭人民公社，公社化時都不用原地名，起了衛星、先鋒、勝利、紅旗等時尚名字，天寶成了火箭公社。
有個大尿桶供大家睡覺時夜用，臭味熏人，當有人使用時，往往會不敬地聯想起「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的偉大詩篇。大家鋪位都盡量避開尿桶，那時班上團員還是極個別，就有人大聲疾呼共青團員有困難要先上，那個小個子團員同學只好睡在尿桶邊上。大號如廁更是不適應。大穴直通豬圈，兩條木板甚至是舊棺木擱在大穴上方，撲通撲通生怕濺到身上。曾有個高一屆的女同學夜行就跌落糞坑。
初三年也是到過塘公社，好像是盤谷附近的月嶺大隊。除了割稻子，還要拔秧和插秧。從小彎腰總是差人一截，一整天在水田裡拔秧和插秧，腰酸體累。長大後在市中醫院拍片檢查，才知道脊椎先天有變形毛病，怪不得要比他人難受。但仍拚命幹活圖個積極表現，讓老師同學有好印象。中午回村或在田地里吃飯，粒飯（乾飯）管飽，但沒什麼菜，幾乎每次都是煮碗麵線糊當菜，沒任何佐料，也沒放味精，純粹原味麵線。因家裡一貫伙食簡單，這倒好克服，但卻產生疑惑，政治課正講授剩餘價值、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概念，基本伙食本屬必要勞動，為什麼來參加無償勞動還要從家裡帶錢和糧票來交？
高一上學期也是到天寶大山下勞動，不是割稻子，而是修機耕路。到河裡挑大塊河石築路沿，挑小鵝卵石和河砂鋪路面。第一次挑擔對我是極大的考驗，很多同學在家裡要挑水，多少有過鍛煉，我家裡就有水井，從來不用去挑水。河石圓滾，一頭畚箕裝一兩個石頭，肩膀幼嫩，挑不起重擔，起肩後又不會控制，就晃蕩起來，有時石頭會滾落一地，非常狼狽，讓同學譏笑。那時全國學解放軍，有一天組織各班級拉練登天寶大山，從天寶平原一口氣直奔海拔千米的山頂。當年紅軍就是翻過天寶大山攻進漳州，並在附近的十字嶺發生激戰。眺望山頂另一面就是華安，山連著山，絕不會想到幾年後會上山下鄉而走遍長泰、華安、安溪的山山水水。
高一下學期一開學就去天寶大山開公路。天寒地凍的，山上荊棘密布，沒有任何機械，全靠人工開出一條盤山公路。施工員先測量劃好線路，大家才用鋤頭挖開，並不斷用人拉塊推土板將挖開的土方往公路外沿推出。日復一日，漸漸挖出路形，原地表留下不少釘有竹籤的土柱，可根據它們測出的斷面計算土方量。勞動之餘大家還學唱革命歌曲，這首歌現在還記得哼唱：「毛主席著作是清泉，泉水清清比蜜甜，喝口泉里清涼水，聰明智慧用不完，用不完……」。記得這學期還到市郊上墩公社下碑大隊（也叫紅旗村）參加池塘清淤積肥，村裡正搞社教，有個工作隊長是法院幹部，身穿印有毛體北京大學的球衣，腰插小手槍，帥呆了。
文革狂熱過後，1968年春學校複課鬧革命，66屆67屆高初中生都離校了，只剩68屆高一和初一學生，編為一連、二連，我們班叫一連二排。清明前後，安排去天寶大山另一頭的浦南公社布坑大隊割麥子，布坑水庫就在附近。勞動後一身麥芒雜草，很「垢穢」，春天時節竟冒險下到水庫泅水，水庫水不對流，下層的水還十分冰涼。這次勞動照例要交錢交糧票，經文革風雨，已懂思考覺得純屬無理，班長几番催促我仍拒交，因此欠了學校複課期間的學費和這次勞動的伙食費，造成當年無法領到那張注水的高中畢業證書。十幾年後外甥任教三中，才將這張印有最高指示的畢業證書撈出。
在校學生參加農村農業勞動的制度，被五七指示概括為「學農」，與學工、學軍並列，這種制度不知執行到什麼時候，大概80年代初就沒了吧。當時每學期總學時大打折扣，但覺得學過的知識還記得不少，可見那時的教育還是比較紮實的，對比現在的孩子，我們課時少、作業少，負擔顯然輕鬆多了。
金黃色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