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环节都被严格的法律与技术规范所约束
从前几年盛传的缅北“噶腰子”，到胡鑫宇失踪事件中的各种传闻，再到最近湘雅二医院被传“买卖器官”问题……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由于信息不透明等原因，总是伴随着各种传言，而非法器官交易往往首当其冲。这些谣言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公众对于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的误解和认知不足。
近日，针对湖南湘雅二医院“罗帅宇坠楼事件”中，家属反映的“医院买卖器官”问题，联合调查组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和国家器官移植注册系统逐一查询、比对，确认50例捐献器官的来源及去向全过程均可溯源。通过指纹对比、走访询问，确认所有捐献均为家属同意，签名、捺印真实有效，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当正规的器官转运箱被描述为“装肾的黑色塑料袋”、医学术语“脑死亡”被曲解为“活摘器官”……科学的流程被阴谋论消解，而由此带来的集体恐慌，正成为横亘在公众与器官移植事业之间的认知天堑。
生命接力线
2025年5月2日，河南信阳14岁女孩雷雨馨意外踩空坠楼后，被紧急送至信阳市中心医院，虽经icu极力抢救，但因伤情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4岁。
父母悲痛之余，决定捐献雨馨的器官，让女儿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这个世界。
5月8日，在郑州人民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河南省红十字会在河南省红十字会协调员王莹莹的见证下，相关捐献手续办理完成。5月12日，雨馨完成了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的捐献，帮助多名患者重获新生。“他们的决定改写了多个家庭的命运，雨馨的生命也得到了升华。”王莹莹说。
从决定捐献到捐献完成，雨馨父母在短短数日内就完成了这场大爱之举，但这个体系的每一个环节都被严格的法律与技术规范所约束，形成了一条从志愿登记到器官移植的标准化“生命接力线”。
志愿登记的双向自由机制构成了捐献体系的第一重保障。据了解，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 岁以上）可通过多个渠道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比如在微信、抖音、支付宝平台上搜索“施予受”；或通过搜索“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微信公众号、登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网站等方式。登记完成后，可随时在系统里取消登记。这种给予捐献者“后悔权”的设计彻底颠覆了传统认知中“一旦登记就必须捐献”的误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器官捐献的随意性。“器官捐献作为挽救生命的重要医学行为，其流程的复杂性体现在对法律规范、伦理准则及医学原则的严格遵循。”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蒲苗向《中国慈善家》记者介绍，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主要流程包括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人道救助、捐献文书归档等环节。总之，当生命离去时，经医学评估合格，家属一致同意，方可在协调员见证下捐献器官。
当生命走到终点，医学评估与捐献确认的严谨流程开始启动。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的icu病房，神经外科专家王医生正在进行脑死亡判定，他面前的监测屏上，患者的脑干反射波形平直如线。
“我们需要两名具有资质的专家，按照成人及儿童质控版的技术规范，进行两次间隔6小时的判定。”王医生向《中国慈善家》记者介绍，这种堪比科研实验的评估过程，“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精确记录，协调员会全程见证”。
接下来就是器官分配，患者接受器官移植需要经过严格的医学评估，并通过cotrs系统进行等待，由此接受器官分配。而器官分配的算法正义是整个体系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
“系统会根据等待时间、医疗紧急度、配型相合度等多个维度计算分数，完全排除人为干预。”2024年5月实施的新《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这种算法规则上升为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构不得在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器官”。
“每一次分配决策都被要求有存证、可追溯至每一个操作步骤。”王医生说。
在器官获取与移植环节，冷链运输与时间竞赛构成了生命延续的关键。2024年11月，一颗来自广州的心脏在获取后被装入特制的转运箱，箱内温度恒定在4℃，gps定位显示其以120公里/小时的速度驶向深圳。“心脏的冷缺血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肝脏6小时，肾脏12小时。”器官获取组织成员刘医生回忆那次“生死速递”，他们与交警部门联动开通绿色通道，最终在3小时27分钟内完成移植。
这种争分夺秒的协作背后，是全国2600余名协调员、109家器官获取机构和180多家移植医院构成的立体网络，他们共同努力将器官转运的时间不断缩短。
供需不足
然而，供需不足仍是我国器官移植面临的现实困境。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全国有17.1万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其中14.4万人等待肾脏，2.2万人等待肝脏，而2024年1-11月完成的捐献例数仅为6145例，供需比高达1:8.36。
在北京某医院，患有尿毒症的吴先生在等待肾移植，他已等了一年多时间，“每天都有新的人加入等待名单，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肾移植一般等待多久”的帖子下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一位主治医师回复：“ 肾移植排队至少4-6年，具体要看能否配型成功。”
“很多患者等不起，只能冒险寻找非法途径。”某公益组织负责人向《中国慈善家》记者透露，2024年他们接到的咨询中，有23%的患者表示“考虑过黑市”。
这种现实困境与非法交易的诱惑形成恶性循环，也让正规捐献体系的公信力面临考验。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相关机构建立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确保器官分配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22日，我国累计捐献器官数量为185621个。这一数据位居全球第二，但相比巨大的需求基数，仍存在巨大缺口。国际器官捐献和移植在线登记处（irodat）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4.78，而西班牙为53.93，美国为49.7，就连发展中国家巴西也达到18.29。从数据来看，如果我国器官捐献率能达到巴西水平，每年将能多挽救9万余名患者的生命。
更严峻的是，捐献率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2015-2020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15.13%，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0-2024年期间平均增长率降至3.18%，增速明显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认知与实际需求的脱节也在加剧矛盾。在一项调查中，68%的受访者认为“器官捐献很常见”，但实际每年接受移植的患者仅占等待者的11.5%。同时，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数据也能体现公众认知水平的不足。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2024年新增志愿登记人数仅 36.4万，不足2022年153.8万登记人数的1/4，呈现“断崖式下降”的态势。
“这种认知偏差让公众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减少对捐献事业的关注。”一位器官捐献相关公益机构负责人分析，当人们误以为很多人都能等到器官，就会降低自己参与捐献的紧迫感，形成“等别人先捐”的搭便车心理。
与阴谋论争市场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22日，我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7117869人次，但实际捐献例数仅为59869例，这意味着登记行为与最终捐献之间存在一道由家属意愿和医学评估构成的“过滤阀”。
协调员李娟（化名）从事捐献工作八年，她清楚地记得2024年夏天那个凌晨：“患者生前登记了捐献，但母亲哭着说‘孩子没结婚，要留全尸’，我们只能尊重家属决定。”
据了解，这种“生前意愿+家属同意”的双重确认机制，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目的是防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捐献。
按照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在医院内寻找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并获取家属同意。李娟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即使发现潜在捐献者，积极抢救仍是重中之重，协调员从不劝家属放弃治疗。
即使如此，协调员在大众眼中，仍被贴上负面的标签，难以获得家属信任。
同时，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流程、意义以及相关保障措施缺乏深入了解，容易产生误解。加上过去存在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器官交易负面事件，导致部分人对整个器官捐献事业产生怀疑，进而轻信阴谋论。
在某短视频平台，一条声称“捐献器官会被提前终止治疗”的谣言视频获得超 50 万转发，评论区充斥着大量“怪不得医院总劝人捐献”的跟帖，折射出阴谋论已渗透到普通民众的医疗认知体系。
的确，尽管有规范的流程和保障措施，但信息传播不到位，使得公众难以消除疑虑。加强正面引导，扭转公众对于器官移植的负面认知仍是当前器官捐献的一大重点。
作为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唯一一个全国性社会组织，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器官分配与共享工作的科学性，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于2021年9月发起成立了国家cotrs科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涵盖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人员、医学伦理专家、器官移植专家及器官获取组织专家，具备行业代表性。
国家cotrs科学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制订和持续完善中国器官分配核心政策，定期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提供器官分配与共享政策建议，指导器官捐献获取与移植数据核查、分析，确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以提升人民群众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的信任度。
加强正面引导，扭转公众对于器官移植的负面认知仍是当前器官捐献的一大重点。蒲苗谈到，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倡导的活动，同时创新建立了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首个系统性慈善救助项目——生命接力公益救助行动，以各种方式积极推进公民对器官捐献认知水平的提升。蒲苗认为，随着国家对器官捐献事业的重视，相关法规政策会更加完善，为器官捐献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只有当器官捐献不再被妖魔化，人们的捐献意愿大大加强，拯救生命的通道才能真正畅通。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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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