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凌
摘要
董天策教授的论文集《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既有对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知识生产与边界工作的广邃思考，亦有对新闻策划、媒介事件、算法伦理、网络公共事件等微观问题的深刻洞见；既有对新闻传播学术脉络的耙梳与承继，亦有对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范式融合与中层理论深化的自觉与追求；既有在全球视野中审视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本土化发展与学术鼎新的眼光与气度，亦有置身新媒体技术前沿辨识错综复杂社会现象与媒介化逻辑，慎思跨界域传播问题的理性与想象力；既彰显了认识论的高度，又现示了方法论的精度。
关键词：学科哲学；问题意识；价值立场；网络舆论；传媒公共性
△董天策教授的论文集《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
2022年，正值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建制25周年之际，董天策教授的论文集《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的28篇文章不仅展示了作者的学术旨趣及研究成果，亦如一面镜子映射了中国新闻传播学日新月异的一隅。诚如作者所言：“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家的改革与开放，社会的发展与转型，网络的普及与迭代，传媒的创新与变革，学术的开掘与鼎新，彼此勾连，相互激荡，使新闻传播研究日益蓬勃，蔚为壮观，迅速成长为时代显学，备受推崇。”[1]换言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发展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媒介技术及文化变迁的回应，也是对激变中的社会座架、社会现实及社会问题之追索、探析，开敞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寻、思想交锋和社会实践领域。
董天策教授的系列论述便在这一池跌宕翻涌的泉水中掀起了几许颇有意味的浪花——“新闻传播学术创新”“新闻理论基本问题”“新闻策划与传播交叉”“互联网与媒体融合”“公共事件与网络公共领域”五编，既有对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知识生产与边界工作的广邃思考，亦有对新闻策划、媒介事件、算法伦理、网络公共事件等微观问题的深刻洞见；既有对新闻传播学术脉络的耙梳与承继，亦有对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范式融合与中层理论深化的自觉与追求；既有在全球视野中审视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本土化发展与学术鼎新的眼光与气度，亦有置身新媒体技术前沿辨识错综复杂社会现象与媒介化逻辑，慎思跨界域传播问题的理性与想象力；既彰显了认识论的高度，又现示了方法论的精度。其中，许多原创性成果已然在学界、业界产生反响，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广泛转载，若干论文分别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重庆新闻奖等殊荣，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学科哲学：“元问题”意识与“元理论”延拓
殷杰在“社会科学哲学译丛”总序中指出：“社会科学是以现象及人的群体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所从事的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的理性的、系统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哲学则是对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和说明模式进行研究的学科，并以社会科学实践的理性重建为基本旨趣。”[2]新闻传播学科的创设与发展，离不开社会需求的召唤、专业教育的开展、实践探索的耕拓、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但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科学哲学高度对该学科领域的边界及基本问题进行厘定，包括对其历史脉络、核心关切、逻辑框架、知识系谱、方法论体系及研究范式的阐明。
在论文集中，不难发现董天策教授在学科哲学向度的努力和积淀：《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试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追求》《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应回归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等篇章虽相互独立，却共同指向新闻传播学科建构与发展的关节点，耕耘于“元问题”意识的铺设与“元理论”的延拓，回应新闻传播学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建构什么样的理论等学科奠基性命题。他试图从学理层面厘清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基本范畴的内涵、外延、关系，并聚焦部分核心问题——比如新闻的定义、客观性原则与真实性原则、作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范式的民生新闻等，且将学术创新视为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和知识增长的源动力。立足国内实际，他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套路”总结为政策阐释型、经验总结型，体系建构式、历史描述式、问题探讨式、对策建议式、媒介批评式七种类型，并将历史描述式、体系建构式、问题探讨式、媒介批评式视为“学术创新”的典范。相比学科知识地图的勾勒，他更看中面向“问题”的学术创新，因为“学科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3]，符合学科进步的内在规律。他将问题意识理解为“研究者对认识对象不轻信、不盲从，自觉抱持一种分析、质疑、批判而弄清问题、探索真知、创新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4]，并鼓励新闻传播研究瞄准真问题、大问题、新问题——“对问题的现实环境要有透彻的把握”“对问题的理论脉络要有清楚的认识”“对问题的研究要有独立思考，有真知灼见”[5]——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对新闻传播研究“元问题”的锚定和解析。同时，基于罗伯特·莫顿、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等人的思想，他将这种问题意识的方向设定为“中层理论”的创新，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遵循研究传统且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创性中层理论创新，标化了以智识生产为内核的学术创新方向及学科发展路径，对于年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和参差不齐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而言，这也可以视作一种学术道路的廓清，具有理念牵引和方法论示范作用。
二、重申现实：时代议题与本土立场
黄旦教授在为《奇云：媒介即存有》所作的推荐序中说：“英尼斯所谓的传播时间或空间偏向，也就是媒介对时间和空间的撬动。‘中间位置’——‘媒介’——就这样为人与物、天空与海洋提供‘中间’而成其为‘中间’；天、地、人、物则是以锚点——‘媒介’的方式——相遇、聚集、环绕，一起成其所是。”[6]在这里，媒介被理解为某种“中间位置”，其作用是锚定一些具象化的“环境”，如器皿一般将周遭的事物环聚为“景观星座”。这也从另一个向度提示我们，媒介研究的逻辑前提是将问题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的、关系的场景中去，锚定那些时间、空间和权力的关系网络，确定那些可供观测、研究和反思的“中间位置”及其作用机制。
董天策教授的《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亦体现了这样一种“重申现实”的努力——重申的是全球-本土融合框架下的现实，也是历史-发展接续下的现实，更是技术-文化-社会变迁下的现实。这是他的学术观照方向，更是他身体力行的研究方略——将研究问题根植于时代语境、技术前沿和中国场景之中，反对空泛的、脱离实践的“治学之术”、批判无学无问的“弄学之道”。共鸣于黄旦、孙玮、潘忠党等学者，董天策教授指出：“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如何融合；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相应于全新的媒介现实，应如何建构新型的公共领域；新闻传播学科应当如何转型或重建；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7]
也正因为如此，他跟随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潮和中国新闻传播本土学术问题的浮现，追踪了新闻定义之问、真实性与客观性之辨、虚假新闻生产之镜、新闻策划之用等重要论题，提出从信息角度界定新闻[8]；真实性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在新闻报道领域的体现，客观性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新闻报道领域的体现[9]；新闻生产是一种社会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制约/影响关系，而这种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新闻生产的社会场域……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与权力实践变得日益复杂，虚假新闻的产生机制也随之而变得日益复杂[10]；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体现于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11]；新闻策划应该区分为“新闻事件策划”与“新闻报道策划”[12]等等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还剖解了算法新闻的伦理困境、网络新闻的价值取向变化、媒介融合生态与进路等网络与新媒体语境诱发的新问题、新现象……以此回应扎根于中国传媒实践最前沿的理论探索。因为，新闻传播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一种行动的理论，其目标不止于描摹清晰的理论脉络、图绘丰满的知识系谱，更在于总结、反思并指导相应的表意实践和社会实践。
三、公共性：审视网络舆论的新视角
《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一书中最引人深思的应该是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一组文章。根据雷跃捷等学者的观点，数字技术作为底层逻辑建构起一个人人连接的去中心化关系空间，个体意见在群体互动和集体行为中显现为某种规模力量，即“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网络舆论便是这种力量的典型范例。[13]而网络公共事件正是管窥网络舆论场和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及其基本特征的重要楔口。正如董天策教授所言：“从信息渠道和社会参与的角度看，网络论坛、新闻跟帖、博客、微博、网络社区、乃至人肉搜索，都是网络公共性或网络公共领域的载体形式或表达空间。网络公共性或网络公共领域，一定要通过网民围绕某种特定的议题或问题展开理性的讨论，形成某种舆论，对社会的公共事务或网民的公共利益有所助益，才能彰显出来。在此意义上，网络公共事件就是当代中国网络公共性或网络公共领域的集中体现”。[14]
随着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郭美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山东大学伴读事件等掀起的舆论风波层出不穷，网络赋权背景下的舆论场重构、群体极化、情感演化、危机处理、社会治理等问题也逐渐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但初期研究中的概念混乱、指义不明、泛化分析多少影响了学术对话的有效延展、理论工作的顺利演进，“新媒体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事件”“网络舆情事件”“网络热点事件”等概念的混用折射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关注焦点、不同分析语境在这一现象和问题领域的汇聚与交锋。
董天策教授较早地参与到这场激烈的讨论和辩争当中，并试图对此种现象进行更科学的命名、更精确的界定和更严谨的把握。首先，他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脉络、主要议题、研究方法、学术视角进行了详细的耙梳，认为此概念是我国政治体制、传媒生态、社会历史和网络发展的特殊性造就的，初期反映了基于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立场的否定与批判思维，尔后调用了西方集体行动的理论资源，研究遂趋于客观。其次，他在中国新闻实践与公共关系实践的双重视域下回溯了“媒体事件”和“假事件”的理论渊源及其在中国的演化及使用，基此对邱林川、陈韬文等提出的“新媒体事件”概念进行了学理层面的辨析，主张以“网络公共事件”替而代之，以区别于戴扬和卡茨提出的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仪式化传播的“媒体事件”，以及公关实践与理论针对自身特点使用的作为宣传策略的“媒体事件”，彰显其作为网络民主政治论域的底色。再次，他对“网络公共事件”之“公共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网络公共事件”的本质特征即是“公共性”：“其一，事件涉及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无论直接与间接，事件本身都具有公共性；其二，网民积极参与对该事件的言说与讨论，形成网络公众与网络公共舆论；其三，事件的展开过程主要是公共舆论过程，也可能发生相应的集体行动，最终以事件的妥善解决为结束。”[15]因此，从危机管理视角切入，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监测、防范、控制、应对、处置、引导等措施解决危机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是有失科学性与准确性的，偏移了网络舆论聚集行为内在的公共性特征，难以在更重要的公共领域抑或传媒公共性学术脉络当中激发理论活力与现实关注。此外，他还基于57个认同度较高的个案，对社会化媒体在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指出社会化媒体不仅可以作为网络公共性事件的消息来源，还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评论、讨论和转发热潮，甚至凝聚动员力量，使线上舆情转化为线下行动。
可以说，董天策教授围绕“网络公共事件”概念的阐明和理论框架的建构，不仅体现了对网络舆论聚集行为内在的本质和特征的把握，矫正了“新媒体事件”概念对“媒体事件”概念的简单挪用，突破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设价值与行政导向，彰显了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姿态；同时也打开了互联网时代公共舆论、政治参与与传媒公共性理论探索的新空间。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智媒发展中的新异化风险及治理策略研究”（21bxw064），“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swupilotplan021）
作者简介：刘丹凌，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导、新闻系主任，西南大学形象传播与区域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重庆英才·名家名师，巴渝青年学者。
参考文献：
[1]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前言第1页。
[2] 〔英〕威廉姆·奥斯维特：《新社会科学哲学：实在论、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殷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总序第i页。
[3]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纪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318 页。
[4]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4页。
[5]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24页。
[6]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年，推荐序第5页。
[7]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5页。
[8]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9]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3页。
[10]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8页。
[11]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98-100页。
[12]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0页。
[13] 雷跃捷、白欣蔓：《“凝视、消费与建构”——“流调”引发网络舆论之“无阻止的组织力量”考察》，《国际新闻界》，2022 年第 11 期，第 61 页。
[14]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49页。
[15]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闻传播理论纵横》，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