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五月底，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睢县大地。睢县人民经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掠夺。情景惨不忍睹，事件骇人听闻。至今仍让人难忘那悲惨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日本侵略军的三架飞机，来睢县上空侦察，并投下三枚炸弹。自此以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城内居民自天出城躲避，入夜方敢回城守家。
乡村更是谣言四起，说什么:“日本来了，见羊头就杀”。一时，群众纷纷把羊杀掉；去理发店刮“洋头”的人应接不暇。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早晨，日军第十六师团的赖谷启支队，由宁陵县沿睢商公路西犯，人喊马嘶，一派烟尘，凶凶不可一世。沿途群众多惊慌逃避。
睢县东边与宁陵县接壤的余屯村，位于睢商公路北侧约百余步，日军行至此欲进早餐，他们就凶神恶煞般地进入余中，为极尽其凶悲残暴之能事，十七名村民遭枪杀，不少妇女受侮辱。
其中有个余汉邦，被刺了数刀昏倒在地，日军还狞笑着往伤口上撒尿，待其稍有苏醒之机，又用枪击毙。日军烧水作饭，尽用村民被、砸烂的桌柜当柴。一顿早餐，被吃鸡猪无算，竟把农民的牛马也剥吃数头。当他们将要离开时，又肆意点燃民房二十余间。
更甚者是，农民刚收割进场的麦垛也被点燃二十余处，使余屯火光冲天。这些豺狼般的敌人于吃饱喝足之余，又往群众锅中拉屎。事后，王志新返回家中，见家室已空，院内狼藉，进得厨屋见锅中盖一块布，揭看竟是一泡大粪。
日军离开余屯，继续西犯，其左侧一支骑兵，行近城东刘关庙村，田间干活的农民见军马奔来，匆忙躲入村头的一所庙院中。日军望而生疑，便驱马围庙，并持枪入内搜索，因见村民孙继明束一皮带，便当即枪杀，其余的群众便惊骇地外逃奔命，日军就跃马逐人追射，一瞬间，十二个村民死于枪下。
当天上午，日军已兵临睢县东关。守睢之国民党军黄杰部，曾出城迎击，不支，退而守城。持至五月三十一日午后，城东门和东北角一段城墙被日军重炮轰毁，国民党军弃城西撤，日军遂角贯入城。
他们受抗增怒，进得城来，个个荷枪实弹，沿街逐门搜索，见人就杀。有个前清举人陈继修，因迂腐过度，竟穿起靴帽兰衫以礼迎敌，意企图宽赦。日军岂解他是何等人物，便迎面一刺刀将陈扎死。他们挨户搜索，一直杀到万人碑处(今水口路)，见居民多已跑光，方告中歇。
据老人回忆，城内居民遭惨杀的有二百多人，妇女受侮辱的有八十多人，还有三十多人下落不明。一百六十多所房屋化为灰烬。东半城被弄得断垣残壁、硝烟火光、血尸横陈。
即使年迈老人，亦难幸免。李占元之祖母九十七岁，陈孝镇之祖母八十三岁，均被日军活埋。回族居民吴孝明，一家四人死于日本兵之手，母亲、长兄、嫂子被枪杀，三弟被装入麻袋扎住口扔往水中淹死。
徐树增、韩景录是身上浇了煤油点火烧死的，吴孝干之弟是被捆住叫军犬咬死的。很多人都曾亲眼见到，徐老囤之妻光着身子死于城西门。南关居民袁传祥，为人老实，日军硬逼他和邻女作淫，袁抗而不从，被绑在庙中柱子上杀害。如此惨事繁多，实难逐件列举。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日军侵占睢县后，又继续西犯吴楼村。后街吴庭廉的长子、次子急忙藏入院外麻棵丛中，吴庭廉夫妇又急不择智，把女儿和三儿媳锁入小堂屋。院中仅留二老人以观动静。
谁知日军进得院后，见小屋落锁，就硬是对小堂屋撞门破锁而入，见是两个年轻妇女，即揪拉侮辱，庭廉夫妇万般无奈，只是哀求和百般拦阻，日军就把二老人用绳捆住，扔手门外麦草堆中点火烧死。
藏在院外麻棵丛中的两个儿子，听到家中惨烈嚎哭，就跑回家中赤手空拳地与敌人拚搏，被敌一一枪 杀。顷刻间，一家四人丧命，二女受污。事后二女寻死自缢，幸获邻人解救。村人言及此事时，仍凄楚哀怜。
睢县沦陷以后，在长达八年的血腥统治中，更是敌伪勾结，经常四出骚扰乡民。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遭惨害的约五千人。日本侵略者在睢县的种种罪行，实为罄竹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