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近日表示，过去20年来，全球童工数量在逐渐减少，但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会扭转这一趋势。
冠状病毒大流行迫使印度的孩子辍学，进入农场和工厂工作，让印度原本已经严重的童工问题更加恶化。
《印度快报》报道，在全球因为疫情发生大封锁的时候，16岁马赫莎娃阿里·蒙卡拉帕利和她15岁的妹妹也不得不停止学校课程。蒙卡拉帕利的母亲和姐姐失去了她们在印度南部泰伦加纳邦首府海德拉巴当女佣的工作。她的妹妹一直与祖母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现在为了生存，被迫与她们的母亲一样，成为农场工人。
蒙卡拉帕利说：“在太阳下工作是非常艰辛的，很难让人适应，但我们必须至少挣到钱买大米和其他杂货。”
国际趋势
自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很难量化受影响儿童的数量，但民间社会团体正在解救更多的儿童免于强迫劳动，并警告说，还有许多人被迫在城市工作，因为那里的流动劳动力更加短缺。
在疫情爆发之前，印度一直努力让孩子们有机会呆在学校里。根据敦豪国际（DHL）201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印度超过5600万名儿童被迫失学，这个数字是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家数字总和的两倍多。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那些没有上学的孩子中，有1010万在工作，要么是“主力工人”，要么是“边缘工人”。
据国际劳工组织称，过去20年来，全球童工数量一直在减少，但冠状病毒流行可能会扭转这一趋势。预计多达6000万人今年陷入贫困，这不可避免地推动这些家庭送孩子出去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贫困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童工数量至少会增加0.7个百分点。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人口第四最多的国家，也存在着大量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辍学做童工的现象。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目前的情况下，大约有1100万人面临被剥削为童工的危险，特别是在印尼欠发达的东部地区，如苏拉威西群岛、努沙登加拉岛和巴布亚岛。
经济损失
在拥有世界上最多年轻人的印度，这“失落的一代”将对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生产效率和收入潜力的降低、未来的税收收入、贫困水平的上升以及要求更多政府救济的压力。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因诺琴蒂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和保护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拉米亚苏布拉马尼安说：“即使在大流行之前，印度失学儿童和童工的数量也很高。一个更大的问题来自于本应在此期间进入学校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面临入学延迟，可能会导致未入学的孩子数量增加，这反过来可能会推高童工数量。”
印度宪法规定，为所有6至14岁的孩子提供免费和义务教育。虽然蒙卡拉帕利和她的妹妹由于年龄原因不再受该法案的保护，但他们受到当地童工法的保护，该法律禁止雇佣14至18岁的青少年从事任何危险性职业。相同的法律禁止14岁以下儿童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除了作为一个儿童艺术家，或在一个家族企业工作。
强迫劳动
社会实践机构Praxis的项目经理德拉说：“在家庭层面上，很难区分儿童是否涉及强迫劳动，比如火柴盒制造这样的小型企业可以在家里经营，这些工作可能仍然是危险的，并且违反法律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工作使得儿童受到剥削。”
在封锁期间，由诺贝尔奖得主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创建的“儿童权利保护组织”从印度各地的强迫劳动和抵押劳动中解救了591名儿童。
抵押劳动，即人们被迫为债权人工作以偿还贷款，是家庭送孩子去工作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封锁解除，制造业活动恢复正常，工厂主将寻求通过雇佣廉价劳动力来弥补他们的财务损失。”
非政府组织指出，童工数量真正的激增还没有到来。当经济活动开始恢复的时候，有一个风险是返回大城市的工人会带孩子一起去城市。
SOS儿童村的项目协调员阿布舍克·库马尔说：“当酒店重新开业，建筑工作开始，当一切都开放了，这个回归正常的社会将促使孩子们被带到城市去。”
当农民工因为疫情逃离城市回到农村家庭的时候，孩子可能被视为权宜之计来填补城市的工作空缺。
孟买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劳工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拉胡尔·萨帕科说：“负担已经转移到城市地区的贫困家庭。”
他说，虽然孩子们并不完全从事通常由成年人从事的繁重劳动，但如果父母为了方便工作带着孩子们一起，或者只是为了避免把他们留在家里——这些都已经有先例可循——这样的活动也会成为常态。
黄色代表愿意送孩子去当童工的家庭
蒙卡拉帕利的母亲并不希望让她的孩子们被迫出来工作，但她不认为自己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方案，因为他们赚的钱仍然还不够。
她说：“蔬菜、大米、香料、肥皂，尽管我们四个人在工作，我们仍然无买不起这些必需品，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情况会更好。”她说，尽管疫情爆发之前在海德拉巴做女佣的工作也非常辛苦，但是收入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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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c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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