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带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次出国访问，让邓小平的内心很受触动。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各种阻碍。而朝鲜恰恰相反，他们的经济在六十年代开始腾飞，到八十年代，国内一片繁荣景象，甚至与当时的日本并驾齐驱。
北方谈话
朝鲜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朝鲜能发展经济，中国却还没能找到一条确切的路线，邓公当时便对金日成感慨：“越看越感觉我们落后！”
回国之后，邓公便前往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考察，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邓公这次考察，被后世称之为“北方谈话”。
邓公后来这样跟金日成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发展经济、搞建设，这些话说起来很轻松，但真正做起来，却是阻力重重，前有狼后有虎，人民对“改革开放”这个概念根本不信任，要靠什么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构想？
关于这件事情，邓公经过了反复铺垫，才敢下达最后的指令。
从朝鲜回来之后，邓公已经下定了决心，于是他很快来到东北三省进行考察。
东三省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迟滞，东三省：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量不进反退。
9月16日，邓公来到吉林，非常坦诚的谈起，目前我们的发展是存在问题的。毕竟，刚刚访问过的朝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时，大家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很多同志觉得，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去发展经济，去做生意、搞开放，那不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了？
同志们内心的这种疑问，邓小平很清楚。但是他深知，搞社会主义，和发展经济并不冲突，相反，良好健康的经济是全社会发展的根基。
邓公用一句话解答了大家的困惑，他说：
“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这番话让众人恍然大悟，谈话结束之后，很多人便开始思考，要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呢？
9月17日，邓公又来到了辽宁，并接见当地的领导班子。
在接见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
“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现在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邓公有极高的热情，极大的信心。
同时，邓公也的确感到了这件事情的迫切性。
七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状况虽然有所复苏，但分析起来，还是发展的不够牢靠。
进出口、工业、金融贸易以及多种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的生活也迟迟不能奔小康。
如果老百姓一直为吃穿发愁，又怎么还有余力去建设国家呢。所以，改革开放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贫穷，是促成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原因，邓公的几次发言，得到了地方干部地积极回应，因为大家都盼着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而在改革开放这个理念渐渐形成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呢？
社会变革
照理说，中国正在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在七十年代，很多人对社会主义信心很低。
因为那时候中国内忧外患，对内经济发展疲软，对外与苏联交恶，我国当时的实力还太弱，不得不夹缝中求生存。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最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的尝试会失败，会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复兴之路。
这是人们不能接受的，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百般打压，丑恶嘴脸令人作呕，因此人们会产生一种“发展经济等于背叛”的思想。
不过，这明显是一个思维无趣，邓公很快又在谈话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个理念可以说石破天惊，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除此之外，邓小平又提出了好几个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时代先进性的举措。
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其实，毛主席他当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只是，很多同志完全忘了这句话，或者理解有问题，最后导致思想僵化。
思想僵化可谓是精神上的传染病，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思想僵化，有可能就会蔓延到全社会。
而且，很多人盲目自大，自以为是在贯彻毛主席的思想，其实是偷懒，不愿意变通，害怕承担责任。
所以，邓公指出，如今要改革，就不能犯懒，毛主席曾经提出过实事求是，我们改革就要抓住这四个字。
二是要转移工作重点。
过去，人们对发展经济一直避而不谈，甚至谈之色变，现在邓公却要把发展经济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其中，邓公还提出，不能再搞平均主义了，过去很多地方搞平均，最后却把大家的积极性都打击没了，所有人一起饿肚子。
平均主义是个很美好的设想，但是脱离了社会实际。
因此，邓公想出的新办法是进行按劳分配，大家有了动力，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这个理念就是所谓“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富裕”这个概念落实了，大家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有干劲。
邓公又重点说起农业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们人口多、劳动力多，粮食需求量更多。所以农业是基础，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农业的发展。
但是，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生产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天灾人祸不断，市场稍微有些动荡，农业就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农民的生活很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邓公大胆的提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实现农业的“工业化”。
其实通俗的讲，就是农业的现代化。
传统的农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很辛苦，但是效率也很低，加上我国本就非常有限的耕地面积，所以粮食永远不够吃。
所以，邓公的想法是，我们引入更多的农业器械，研究更多高产量的粮食品种，同时划出一些重点的农业发展区，对于大面积的耕地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发挥现代化工业的优势。
这些办法，邓公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尝试过了。想当初，邓公是根据地大后方搞生产建设的一把好手，每到新的根据地，邓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动当地百姓开荒耕种。
因为邓公想法超前，胆略过人，所以他的生产建设工作，每次都能取得很好的成效。
如今，虽然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但粮食生产依然是国家命脉。所以，过去的好经验，还是可以继续用。
三是要坚定改革开放，这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要开放，我们的制度上、思想上，都必须要开放起来。
打破僵局
朝鲜之行，事实上让邓公进一步思考到我国当前存在的弊端。他意识到，我们好像无意中走进了苏联曾经走进的陷阱，那就是上层建筑的过度僵化、漂浮。
苏联当时虽然仍旧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但是上层建筑的弊端已经严重的暴露。
虽然当时没人能够预料到苏联的解体，但人们也都清楚，这些问题一旦爆发，苏联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邓公要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希望防患于未然，我们决不能再走苏联的弯路。所以，我们要有打破僵局的勇气。
邓公在巡视的时候，给许多企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裁撤不必要的机构，提高办事效率，避免人浮于事，生产管理要牢记科学二字，要放开胆子创新。
他又说：“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
这又是一个人很有开创性的发言，当时，绝大部分企业，根本没想过和外国做生意，更没想过完全自主管理。
但现在，邓公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把束缚企业的锁链打开了。
这是为了改变当时各大企业，死气沉沉的格局。
我国的许多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在建国初期经历过辉煌时刻，但七十年代几乎无一例外陷入了发展怪圈，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工人技术停滞不前，没有创造力，因循守旧，成了人们眼中的老古董。
这种现象带来的是产品质量的下降，透支的是企业的生命力。
从大局来看，影响的是国家整体的发展。
正是这种怪圈的出现，让邓公确信，给予企业相对的自由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既然要发展经济，就不能固步自封，我们在外交上已经打破了很多僵局，如今经济发展也要跟上，世界在走向多元化，总是关起门来做生意，是没有前途的。
二战之后，所有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依托的都是世界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不管大国还是小国，最后都要融入世界市场。
另一方面，只有融入，才会出现竞争和进步，我们的企业和外界交流太少，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闭门造车是得不到结论的。
世界发展的太快了，所以，为了跟上全世界的脚步，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竞争，没有人追赶，没有危机意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进步。
很多先进的产业链，我们还没有，许多产品，中国也暂时生产不出来。所以，要打破僵局，实现从无到有，我们需要合作。
对这些企业来说，开放是一把双刃剑，能不能勇立潮头，把握机会，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走向世界，也不仅仅是对企业的要求，对于地方政府，邓公也是这样要求的。
在视察本溪的时候，邓公说：
“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长期把自己锁在本乡本土，不了解外界，不与外交往，闭关自守，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这次北方谈话是“四处点火”，八天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在全社会掀起了惊涛骇浪。
北方谈话的消息从东三省传遍全中国，大家都知道改革即将到来，但是怎么改才能实现目标，大家还是一头雾水，抵触情绪也一直不少。
伟大转折
想要改变社会的整体思想，是个困难的工作。关于即将遇到的困难，邓公早有预料，但他也下定了决心，不管存在多少争议，都必须要把改革开放这件大事完成。
就这样，改革开放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许多企业都按照邓公提出的方针，进行“刮骨疗毒”，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
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保证改革百分之百会成功。
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社会上依然存在停止改革开放的声音。
因为改革是危险的，而且改革带来的经济模式变动，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尝试过改革开放这样一条新路。
人们不能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只能等待时间的考验。
值得庆祝的是，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全面的腾飞，中国人民终于走上了奔小康的路，不必再忍饥挨饿。
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今日中国能拥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创举。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过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绝大多数又都迎来了失败的结局，就连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没能逃过魔咒。
以至于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是不能相容的。
但中国却用生动的例子告诉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能够发展经济，而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带来更加健康的经济增长，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
而中国能成为改革中的成功案例，靠的当然不是好运气，而是在于国家的运筹帷幄。
我们坚定的发展经济，同时也坚定的坚持着走社会主义路线，我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绝对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这是我们最终成功的原因。
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变革出现过很多次，看似平静的背后，其实都风险重重，但我们最终都抗住了考验。
时至今日，北方谈话的成功依然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每当社会变革来临之际，北方谈话的成功都会带给人们无限的信心。
参考资料：
蔡永飞《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邓小平推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过程》
学习时报《1978.邓小平的“北方谈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