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独女李玮玲，选择独身，父亲葬礼上致悼词：我是一名客家女

她是“新加坡公主”，却一生不做任何人期待她成为的样子。

李玮玲，这个名字，在新加坡人心中多少带着几分距离感。她是李光耀的女儿，是李显龙的妹妹，是很多人眼中理应活在政治光环中的“贵族”。

但她偏不，她选择走自己的路，做一名医生，单身一生，守在父母身边。就像她在父亲葬礼上说的那样：“我是一名客家女。”

从小不“安分”的孩子

李玮玲1955年出生，是李光耀和柯玉芝的三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李光耀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他最小的这个女儿聪明、倔强、独立，而且有点“难搞”。

小时候的她就爱跟父亲辩论。有一次谈到当时的英语教育政策，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你这个政策虽然立意好，但底层家庭怎么跟得上？”李光耀愣了半天，笑了，说：“你要不要去当部长？”

她翻个白眼说：“不，我当医生。”

从那个时候开始，家里人就知道，这个姑娘有主意。她并不是没能力搞政治，也不是不敢接班，而是她根本不想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李光耀当然希望子女能为国家做事，但他更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只是他没想到，李玮玲后来不仅没有走仕途，还连婚都不结，孩子也不要，一个人过一生。

拒绝“被安排”的人生

李玮玲的独，不是某种浪漫理想的宣言，而是她一步步走出来的结论。

她自己说，第一次约会是21岁，对方是个医生，谈得挺好。直到有一天她发现，男方在一次聚会请的全是些富豪政客，一瞬间，她就觉得不对劲。“我不喜欢这种热衷于结交权贵的人。”

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有跟这个人联系。不是嫌弃对方没趣，而是她很清楚，自己不想把人生塞进别人设定的框里。

后来她又有几次恋爱经历，都因为类似的理由告吹。有人追她，是冲着她李光耀女儿的身份；也有真心喜欢她的，但太希望她“退一步”，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

她拒绝了。“我要的是灵魂伴侣，不是社会角色配对。”

这话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但她真的是这么活的。很多人觉得她太固执，其实她只是太清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行医生涯，低调而坚定

她没有去当部长，却当了医生，一干就是几十年。

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哈佛医学院，后又到多伦多儿童医院深造。回国后，她成为新加坡最顶尖的小儿神经科医生之一。

2004年，她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神经学研究所所长，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一个非政治人物，能在医疗界达到这样的地位，靠的是硬实力。

她的工作节奏快、要求高，对下属极严格。有医生回忆，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病人排着队在等，我们得想清楚怎么让他们少等一天。”

她不喜欢开会，不爱应酬，把精力全扑在病人和科研上。很多人觉得她“太冷”，但她从不在乎这些标签。她说过：“做事是为了自己相信的事，不是为了别人夸我。”

父母，是她的情感锚点

虽然没成家，李玮玲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

她把大部分情感都倾注在父母身上。尤其是母亲柯玉芝，在李玮玲心中，是那个支撑起整个家的关键人物。她曾写道：“父亲是柱子，母亲是地基。”她也常说，如果没有母亲，父亲可能做不到后来的一切。

母亲病重那几年，李玮玲几乎每天都守在病床边。母亲过世后，她没有大声哭泣，只是说：“我该回医院了，病人等着。”

2015年，李光耀去世，新加坡举国哀悼。在追悼会上，李玮玲站在讲台前，语气平稳，说了一段话：

“我是一名客家女。客家文化教我坚韧不拔，直来直去。父亲的去世让我悲伤，但我知道我会坚强。”

这一句让很多人意外。

要知道，李光耀在任时推动“去汉化”政策，试图构建新加坡多语种、多文化的现代国家认同。按理说，李玮玲长在这样的环境，应该更强调“新加坡人”这一身份。

但她没有。她强调了自己的“客家”出身，强调这种文化给她的“硬脊梁”。

她曾在书中写道：“我母亲讲客家话，我听得懂，也讲一点。客家人迁徙四方，但骨子里不忘根。”

她给自己的书取名《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之旅》，不仅仅是在讲自己的成长，更是在讲一种身份认同的坚持。

她没有结婚，但她说：“我从没感到孤单。”

她没有进入政界，但她比很多人更了解政治逻辑。她公开反对李显龙在“李光耀故居保留问题”上的做法，直言“这是违背父亲遗愿的政治操作”。这番话掀起轩然大波，但她不在乎。

她的行为，有人支持，有人反感。但她一直很清楚：我说的，是事实。

她这一生，从没活在“谁应该怎样”的模式里。她既是医生，也是李家女儿，是父母的伴侣，是社会的观察者。但她最重要的身份，是她自己。

参考资料：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李玮玲《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之旅》

新加坡国立医院官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