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无宰相：谁在替皇帝管天下？

洪武十三年（1380年），南京城的血腥味还没散尽。

朱元璋坐在奉天殿里，把玩着胡惟庸案的卷宗。

这个跟他打天下的老伙计，因为"专权不法"被处决，九族尽诛。

史书记载："帝以历代丞相多专权，遂罢中书省"（《明史·职官志》）。

从此，中国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被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皇帝一刀斩断。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啪啪响："朕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

他觉得只要把权力拆成六部，就能像分猪肉似的让大家互相牵制。

可朝堂上的老臣们心里门清——皇帝这是要当全天下的"总管家"。

废相后的朱元璋很快发现，自己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

据《明太祖实录》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里朱元璋收到奏章1160件，处理国事3291件。

这工作量，简直比老农种地还累。

他不得不设立"四辅官"，却因制度漏洞很快作废。

朱棣夺位后，这个难题更棘手。

建文旧臣虎视眈眈，北元余孽蠢蠢欲动。

皇帝既要搞军事又要管民政，分身乏术。

《明史》记载："成祖即位，特简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之设自此始。"这个临时工性质的秘书班子，竟成了明朝权力游戏的转折点。

宣德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政时，内阁开始"票拟"——在奏章上贴小纸条提处理意见。

这个看似简单的文书工作，实则是决策权的转移。

《明史·职官志》说得明白："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

但实际操作中，皇帝常常懒得看奏章，直接让司礼监按票拟批红。

到了嘉靖朝，严嵩把内阁首辅玩出了新高度。

他兼任吏部尚书，掌控官员任免；又管着礼部，把持科举取士。

《明世宗实录》记载，严嵩当政时"凡府部题覆，先面禀而后敢启稿"。

六部尚书见首辅，竟要像见宰相般行礼。

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盟，搞出了"万历新政"。

《明史》说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这个内阁首辅敢让皇帝抄《罪己诏》，能把边疆总兵当孙子训。

他改革考成法，规定六科给事中按季度查核六部工作，实际上架空了都察院。

时人感慨："江陵（张居正）相业，自霍光、诸葛亮后，未见其匹"。

但这样的权臣终究是异类。

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恰恰印证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论断："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明朝皇帝既要集权又怕担责，造就了内阁与司礼监的畸形共生。

细看明朝276年，真正的权力中枢从来不在某个官职。

《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个段子：某日万历皇帝问首辅申时行："如今谁是宰相？"

申时行答："陛下该问，如今谁不是宰相？"

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司礼监太监，都在这个没有宰相的体制里，扮演着宰相的某个角色。

朱元璋废除的只是宰相的名号，却除不掉治理大国需要专业官僚的现实。

从杨廷和到徐阶，从严嵩到张居正，这些"不是宰相的宰相"们，用智慧和权谋在制度的夹缝中，撑起了大明王朝的日常运转。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权力就像流水，制度可以筑坝，却永远挡不住它自然流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