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加入美军陆战一师的中国人，战场上用汉语喊话诱杀志愿军

《抗美援朝加入美军陆战一师的中国人，战场上用汉语喊话诱杀志愿军》

1950年长津湖战役的一个寒冷夜晚，志愿军某部正在对美军展开包围战。突然，黑暗中传来一声流利的中国话：＂别开枪，我是中国人。＂这声呼喊让志愿军将士一时恍惚，以为是自己人。就在这一瞬间的迟疑中，美军突击队突然发起猛烈进攻，造成志愿军重大伤亡。这个用母语欺骗同胞的人，就是美军陆战一师少尉排长吕超然。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他为什么会站在祖先的对立面？他又是如何从一个会说流利中文的华裔子弟，变成了一个为获得美军勋章而不惜欺骗同胞的军人？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吕超然的家世背景

世人皆知吕超然是美军陆战一师的华裔军官，却鲜有人知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广东侨民家庭。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正值美国排华法案如火如荼之际，吕超然的父亲吕耀祖却逆势而行，带着年轻的妻子从广东台山远渡重洋，来到了夏威夷。

那时的夏威夷，华人社区已经颇具规模。吕耀祖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经商头脑，从一家小杂货店起家，很快在檀香山打拼出了一番事业。1923年，吕家举家迁往旧金山，在唐人街开设了一间中药铺。

1926年，吕超然在旧金山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吕耀祖夫妇深知要在异国生存就必须适应主流社会，但他们同样坚持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吕超然从小就过着＂双轨制＂生活：白天在美国公立学校读书，傍晚就去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补习。每到周末，吕耀祖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

在吕家的餐桌上，从不缺少传统的广东菜。吕母常常一边包饺子，一边教孩子们背诵《三字经》。每逢春节，全家都要穿上新做的唐装，去参加唐人街的庆祝活动。吕超然和弟弟妹妹们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还能用毛笔写得一手好字。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远在美国的吕耀祖每天都要买好几份中文报纸，关注着祖国的战况。他经常带着全家参加华人社区组织的募捐活动，支持祖国抗战。十二岁的吕超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第一次接触到了战争的概念。

就在这一年，吕耀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药铺改成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这个决定让吕家的生意有了很大起色，也让年少的吕超然有了更多接触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每到暑假，他都要帮着父亲去码头接洽生意，渐渐地认识了不少美国商人和水手。

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在美国掀起的＂黄祸＂恐慌中，不少华人都遭到了歧视和怀疑。为了证明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吕家不得不将店面的中文招牌改成了英文。十五岁的吕超然开始频繁出入美国人的社交圈，在学校里加入了橄榄球队，努力融入美国社会。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时，吕超然仍会听到父母用家乡话低声交谈，谈论着远在中国的亲人，谈论着战火纷飞的祖国。这种文化的双重性，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从华裔青年到美军军官

1944年的一个清晨，吕超然站在旧金山海军征兵处的门口，手里紧握着征兵表格。这一年他刚满18岁，在父母的强烈反对下，他选择了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当时的美军陆战队，正因在太平洋战场的优异表现而声名鹊起。

吕超然的入伍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在新兵训练营里，他的表现异常出色。由于精通中文，他被分配到了太平洋战区情报部门担任翻译。在这个岗位上，吕超然接触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工作，也让他对军事战略产生了浓厚兴趣。

二战结束后，吕超然并没有选择退伍。相反，他申请进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基础学校深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化战争理论和实战技能。作为少数的亚裔学员，吕超然格外引人注目。他在战术训练和射击科目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多次获得教官的表扬。

1948年，吕超然从军校毕业，被派往加州彭德尔顿营担任教官。在这个位置上，他负责培训新兵，传授战斗技能。然而，平静的教官生涯并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来的第一时间，吕超然就提交了参战申请。

这个决定在美军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位华裔军官主动请缨参加可能与中国军队交战的战役，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吕超然的第一次申请被军方以＂考虑不周＂为由驳回。但他并没有放弃，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又提交了两次申请。

最终，在1950年9月，吕超然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美军海军陆战一师七团一营B连，担任少尉排长。这支部队即将参加仁川登陆战役。在临行前的动员会上，吕超然向连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表示自己将以美国军人的身份履行职责。

在仁川登陆战役中，吕超然的表现可谓神勇。他所率领的排在登陆初期就担任了突击任务。在一次巷战中，吕超然带领突击队清剿了三个敌军火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通道。这次行动为他赢得了银星勋章的提名。

随着战事的推进，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参战。面对这个可能要与祖籍国军队作战的局面，吕超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定。在一次战前会议上，当有人质疑他的立场时，他立即请缨担任最危险的先遣侦察任务。

这种表现很快传到了军方高层。在一份绝密报告中，美军情报部门对吕超然的评价是：＂一个忠诚度毋庸置疑的军官＂。正是这份评价，让他在后来的长津湖战役中获得了指挥重要战术行动的机会。

在这期间，吕超然不断收到来自父母的信件，恳请他离开战场。然而，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选择。11月下旬，当部队向长津湖地区推进时，吕超然已经完全适应了朝鲜半岛的严寒，并开始在作战中充分利用自己通晓中文的优势。

三、在长津湖战场上的特殊作战方式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在这场气温达零下40度的惨烈战斗中，吕超然率领的排成为了美军陆战一师的一支特殊力量。他们不仅要完成常规的战斗任务，更要利用语言优势执行特殊任务。

在战役初期，吕超然就向上级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作战建议：利用中文进行战场欺骗。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第一次实施是在11月28日的夜间战斗中，当时志愿军正对美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吕超然带领一个小分队，借着夜色掩护，悄悄接近志愿军阵地。他用流利的中文喊话：＂这里是志愿军某部，请问你们是哪个连队的？＂这声呼喊让对面的志愿军战士一时松懈，美军随即发动突袭，造成了志愿军的重大损失。

这种作战方式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被反复使用。12月1日，在长津湖东岸的一次遭遇战中，吕超然的部队被志愿军包围。情况危急之际，他再次使用了这个策略。这次他模仿东北口音，高喊：＂同志们，这边是友军，不要开枪！＂在志愿军战士迟疑的瞬间，美军突击队突出重围，并在撤退时对志愿军阵地实施了空中打击。

但这种战术并非每次都能奏效。12月3日的一次行动中，一位老兵出身的志愿军连长识破了这个诡计。当吕超然例行进行中文喊话时，这位连长立即命令部队进行反包围。结果美军突击队遭遇重创，吕超然本人也在交火中受伤。

为了提高欺骗效果，吕超然开始收集志愿军各部队的番号和指挥官姓名。他让部下从战俘和缴获的文件中搜集情报，将这些信息编制成详细的资料。在战场上，他会根据具体情况，精确地使用这些信息进行喊话。有时候，他甚至能准确叫出对方连长的名字，这极大地增加了欺骗的可信度。

在长津湖战役最激烈的阶段，吕超然的特殊作战方式引起了美军高层的重视。他们专门为此制定了一套战术手册，将这种语言欺骗战术正式纳入作战方案。在12月6日的一次夜间作战中，美军同时在三个地点使用这种战术，成功地分散了志愿军的注意力。

然而，这种战术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战事的推进，志愿军逐渐摸清了这种伎俩，开始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他们规定在夜间作战时必须使用暗号，并且严禁用中文大声喊话。一些志愿军部队甚至专门组织了反欺骗训练，教育战士们提高警惕。

在长津湖战役的后期，吕超然又开发了一种新的战术变种：在战场上播放录制好的中文广播。这些广播内容包括伪造的军令、撤退命令等，目的是制造混乱和恐慌。12月9日的一次行动中，这种方法确实造成了一定效果，但很快就被志愿军识破。

四、长津湖战役后的转变

1950年12月24日，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吕超然和他的部队撤至釜山休整。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远超预期，美军陆战一师遭受了重创。在这段时期，吕超然开始整理战时记录，并向上级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作战报告。报告中，他详细记述了使用中文喊话战术的经验和教训。

1951年初，美军对作战策略进行全面调整。吕超然被调往驻日本的美军情报部门，负责训练新的华裔译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将自己在长津湖战役中的经验编写成培训教材。这份教材不仅包含了语言技巧，还详细说明了如何识别中国军队的军事术语和指挥系统。

然而，这段时期也是吕超然遭遇质疑最多的时期。一些美军官员对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提出了道德层面的质疑。1951年3月，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指出，使用母语欺骗对手的战术可能违反战争伦理。这份报告在军中引发了激烈讨论，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降低军人的荣誉感。

面对这些质疑，美军高层却持不同看法。1951年5月，时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的威廉姆斯将军公开为吕超然辩护。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现代战争中，语言欺骗是一种合法的战术手段。吕超然少尉的行为应该得到肯定而非质疑。＂

1951年下半年，吕超然被调回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军事情报学校担任教官。在这里，他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战场经验。除了语言欺骗战术外，他还开发了一套专门用于对付游击队的战术理论。这些理论后来被编入美军的特种作战手册。

1952年，吕超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为即将派往朝鲜战场的美军特种部队培训中文教官。在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中，他不仅教授语言技能，还传授了大量实战经验。这些学员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初，当战争即将结束时，吕超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这是他在台山的一位远房亲戚写来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在长津湖战役中的所作所为对家族造成的影响。这封信让吕超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同年4月，吕超然向军方提出申请，要求调离与中国事务相关的岗位。这个请求很快得到批准。他被调往夏威夷珍珠港，负责太平洋舰队的常规情报工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不再需要利用自己的中文能力。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的当天，吕超然正在珍珠港的办公室整理档案。那些记录着他在长津湖战役中特殊作战方式的文件，被他亲手封存进了军方档案库。这些档案直到多年后才被解密，成为研究美军特殊战术的重要历史资料。

五、战后的军旅生涯

1954年初，在珍珠港服役一年后，吕超然被提升为海军陆战队上尉。这一时期，他主要负责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分析工作。他的办公室位于珍珠港基地的一栋灰色建筑内，每天处理来自远东地区的大量军事情报。

1956年，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部署，吕超然被调往关岛基地。在这里，他开始参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习规划。他设计的几个演习方案获得了军方高层的认可，尤其是在反潜作战和两栖登陆作战方面的创新性建议。

1958年，台海危机爆发时，吕超然被紧急调回夏威夷。这次他担任了第七舰队情报参谋，负责评估局势发展。在危机期间，他撰写了多份分析报告，为美军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报告现在被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1960年，吕超然晋升为少校，被派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军指挥参谋学院深造。在学院期间，他专门研究了二战后亚太地区的军事冲突。他的毕业论文《岛屿战争中的特殊战术运用》获得了最高评价，被收入学院图书馆。

1962年，完成学业后的吕超然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第三师作战参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情报工作转向了战术指挥岗位。在这个岗位上，他主导设计了多次两栖登陆演习，其中包括在冲绳进行的＂银剑＂演习。

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但吕超然并未被派往越南战场。军方考虑到他的特殊背景，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太平洋总部，担任战略规划工作。这一年，他被提升为中校，负责制定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训练计划。

1968年，吕超然参与了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一项秘密计划，代号＂海洋之盾＂。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他设计了一系列新的军事训练方案，重点强化了两栖作战能力和岛屿防御战术。

1970年，已经服役26年的吕超然接到了最后一个重要任务：编写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作战经验总结。这份长达300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得失。报告完成后，被列为机密文件保存。

1972年春，吕超然正式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军衔为上校。在退役仪式上，他获得了一枚银星勋章，以表彰他在军中的突出贡献。这是他军旅生涯中获得的第四枚银星勋章。

退役后，吕超然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军旅经历，特别是有关长津湖战役的往事。他的军服和勋章被锁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直到1986年才首次对外展示，地点是圣地亚哥军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