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回忆从冒轰炸搭“粥棚”劳军组织运输队运粮到任中心县委书记

冒着轰炸搭“粥棚”劳军

与陶铸在十里铺挥泪相别后，我与郑速燕于当天下午赶到了荆门县城。

当时鄂西北地区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三十三集团军驻防。郑速燕对外的身份是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组长，其实她是中共党员。这个小组共有七个合作指导员，都是从汤池训练班出来的。

到荆门的第二天，我们就遇上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午，我们正围着桌子吃饭，就听到了飞机声。开始没在意，因为日机常来侦察骚扰，后来炸弹在周围爆炸了，大家才紧张起来。可是不等我们夺路逃跑，又一颗炸弹已经落在了小学校的屋顶上，爆炸声和房屋的倒塌声震耳欲聋，我们赶紧躲到桌子底下。敌机轮番轰炸了好久，谁也不敢动一动，直到听不到飞机声音了大家才从桌子底下爬出来。

我们拔腿往北跑，不料敌机又飞了回来，大家只好就近跑进一户人家的菜园子，卧倒在矮矮的瓜棚底下。敌机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轮番轰炸，一串串落下来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眼看就要掉到我们头上了，“轰”一声却在附近爆炸了。那些炸弹不算大，估计不上十斤，但数量很多，每批投弹都有十几枚，所以那一天荆门县城倒塌的房屋和死伤的百姓不计其数。我们在瓜棚底下大约躲了两个小时，一直到看不见飞机了，才出来。

天将黑时，我和同志们走遍了城里的各条街巷。到处是断垣残壁，到处燃着熊熊的大火，到处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流经城区的刘家河已成了浑浊的血河!

在荆门至襄樊的公路上，那一阵日夜都有从武汉方向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经过。有的成群结队，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枪上挂着鸡鸭，一步一晃;有的手上抓把地里拔来的葱蒜，边走边嚼。个个无精打采，步履跳姗，疲惫不堪。

我同合作指导小组几个人连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他们都是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只是缺乏军事知识，缺乏发动群众和统战工作的经验。我当时也只二十七岁，但在这群人中就算是老资格了。尽管我不是合作小组的指导员，也不是党组织分配来的，然而因为我当过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还是教员，他们又知道我曾是红军战士，打过游击，参加过苏维埃的土地斗争，所以都非常欢迎我的到来。

我说:“现在武汉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不断路过荆门，这正是我们做军队统战工作的好时机。要利用目前的兵荒马乱，与他们多接触，建立联系。”我提出，做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的目的，一是向军队宣传抗日救国，鼓舞他们抗击日寇的士气;二是用军队作掩护，建立群众组织，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和武装，准备创建游击根据地。他们对我的意见十分赞同。

说干就干，我们首先开展了劳军行动。我们选择荆门城外靠公路的一条小街，叫三里街，三里街上的住户都跑光了，家家都关着门。我们打开了一家饭馆，搬出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从几户逃跑的大户人家里抬出大米、柴禾，又找了几个本地进步青年，就在公路旁埋下大锅烧开水、煮稀饭。

水开了，粥熟了，我们一碗碗舀好摆在桌上，对过往的士兵们喊:“各位老总辛苦了!日本鬼子想要灭我中华，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你们抵抗得好!我们是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爱国青年，特意烧了开水煮了稀饭慰问老总们。请大家停下来歇歇脚，喝碗开水吧!如果饿了，就请喝碗稀。身上有钱，随便给一点就行，没钱也不要紧!这是我们爱国青年对抗日将士的心意!”

于是，停下来喝开水、吃稀饭的官兵络绎不绝，有的还坐下来歇息聊天。

我们从早到晚不停地烧开水做饭，感动了许多士兵，他们说:“行军几百里，地方官见不到，连老百姓也难得碰上，从来没看到对我们当兵的这样好的。”

“不是骂你们，真的!荆门除了狗就只剩下你们了!你们不怕敌机轰炸，不怕脏不怕累，又不要钱，这样的爱国举动，在中国怕是绝无仅有的!”

很快，这些部队成了我们的活广告，他们走到哪儿就替我们宣传到哪儿，说荆门有几个爱国青年，其中还有女士，不怕飞机轰炸也不辞劳苦，在全县百姓和官员都跑光的情况下，为官兵们送水送饭……不到几天，这些话就在方圆百里的国民党军队里传开了，我们一下子成了荆门的“明星”。

从“军民合作饭店”到“军民合作运输队”

荆门是宜昌与襄樊之间的第一大县，也是两地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过往的车辆、行人较多。这时国民党的大部队基本过完，劳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为长久之计，我们决定把公路边烧水煮稀饭的事停了，集中力量开一家饭店。三里街上正好有一家饭馆闲着，拾掇拾掇便挺像样，去乡下买来些鸡鸭鱼肉，还找回了原来的厨师，然后我用毛笔写了个招牌“军民合作饭店”，往外一挂，这就开张了，而我就是这里的老板娘。

不出所料，饭店的生意非常兴隆，不但过往汽车上的客人纷纷下来吃饭，就连附近的国民党驻军也有常来下馆子的。因为偌大个荆门，饭店却仅此一家。合作饭店除了厨师与一名勤杂工是雇的，其余七八人都只尽义务不拿工钱(此时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薪水也已停发)。都是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走到一起来的，所以大家的关系很融洽。

饭店跑堂十分关键。我们就是通过跑堂接触客人，了解他们的职业和思想动态，了解战场情况，同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持久战思想，并尽量同他们交朋友的。几个担任跑堂的青年都聪明伶俐，善于应酬，干得很出色。

接着，我们又利用隔壁人家办了“军民合作旅店”。还在饭店对面开了一家“军民供销商店”。供销店的老板过去既做过生意，又参加过苏维埃工作，是从老苏区杨家集找来的。再后来又办了一家“妇女制鞋合作社”，制鞋社的主任是荆门城里的一个进步女青年。这样，我们的企业就越办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我们的工作情况后来连远在襄樊的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也知道了，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经区党委决定，任命我为荆当远(“荆当远”即荆门、当阳、远安等县)中心区委(后改为中心县委)书记，以后又派了吴云鹏、马仲凡、王全国、王守如、刘真、张清华等参加荆当远党的地下工作，荆门、当阳各地的县委已相继建立。

至此，从一九三三年以来被破坏五年之久的各级党组织又终于全面重建起来了，各地党员人数也有很大增加。

军民合作饭店开张不几天，来了几个前往襄樊的客人，说要见见饭店管事的，于是我便会见了他们。原来，他们是国民政府第三厅的，是郭沫若厅长的部下。其中一位就是王昆仑先生，他是第三厅的视察员，身着皮夹克、西装裤，脚穿黑皮鞋，戴副眼镜，举手投足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王先生对我说:“你们不怕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在公路上烧水做饭慰劳过往军人，现在方圆四五百里的军队都在传播着你们的佳话。你们的行为，特别是女士们的表现给了抗日将士很大鼓舞。有些士兵掉了队，又饿又冷，几天没吃过一顿饭，而在你们这里吃饱了肚子，得到了温暖。军队感激你们，敬佩你们!”

王昆仑先生又说:“最近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将军)就在荆门附近驻防，我想把你们介绍给三十三集团军政治部。你们是抗日爱国青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军队帮助，你们也可以帮助军队—军民合作抗日嘛!”说着他取出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道:“陶新畲副主任，兹介绍曾霞(曾霞是我当时的化名)女士前来拜见，请予接待。”他说:“我现在就去陶新畲那里，当面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的。你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保管会见你的。”

王昆仑这个介绍，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慰劳过路官兵.开办军民合作饭店、军民合作旅店，就是为了做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就是要与上至长官下至士兵的整个军队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以便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和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来饭店和旅店吃饭、住宿的人越来越多，既有一般旅客，也有军队官兵，既有兵站人员、军车司机，也有去日军占领区的便衣侦探。对所有客人我们都热情接待，而对便衣侦探和兵站人员我们则更加热情，有意给一点优待:或饭菜丰盛点，或价钱便宜点，所以跑堂的同志与他们都成了朋友。兵站是军队在后方交通线上设置的物资供应、伤病员转运和过往部队接待的军事机构，它在各地还有许多据点，跟兵站的人搞熟了，对我们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初期，政治上比较清明，所以他们对我们并无戒备，海阔天空，说话毫无顾忌，只要引导得法，什么情况都敢掏给你。所以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驻地、兵力，日军进攻的动向，两军对峙的情况等了解较多也较早，这就使我们的工作避免了盲目性。

接到王昆仑名片后不久，我就与郑速燕去荆门城外的三十三集团军驻地找陶新畲。果然一递名片，陶新舍副主任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我们一来到荆门就听到了你们慰劳军队的事情，全军官兵也都在议论这件不寻常的事，正想去看你们呢!今天你们来了就是我们的上宾，快请坐!”

我们说:“前些日子，我们只顾埋头劳军，没有离开荆门城，不知道城外有这么多驻军，要不然，早就来拜访了!”又说:“部队初来乍到，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陶新畲叹口气:“唉!大轰炸之后，荆门城的百姓进的少，出的多，政府关门，商店关门，县长也跑了，连民夫也找不到，军队有许多事没法解决。眼下就有五千多麻袋大米搁在沙洋的船上，上不了岸，更运不来荆门。这是军队的口粮。军队一天不吃饭就不能打仗，看你们能不能帮忙?运费我们出，贵一点也可以的。”

我们说:“试试看吧!”

陶新畲高兴极了，马上把管后勤的副官长找来，介绍给我们。副官长说:“从沙洋到荆门，运一袋大米给一块银元，另发两斤大米作口粮，行吗?”

我说:“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我们回来商量后，认为:军队无粮是大事，理当尽力，而且这也是取得军队信任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好机会。可是，上哪儿去找那么多民夫呢?

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荆门南区。南区是红军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基础好，红军被打散后，在国民党军队以及联保和保安队的“追剿”下，原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纷纷躲避在外。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有些同志已经回来了，郑速燕等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并恢复了其中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

南区的杨家集我也去过，还住过几天。所以那次去就我一个人。我身着旗袍，外罩绿色大衣，原是城里人装束，为走路方便，我把大衣脱下卷起背在背上，又把旗袍的前后片提起掖在腰间，便成了一副上褂下裤的乡里人打扮了。从荆门到杨家集六十多里的公路，沿途有不少国民党士兵的尸首，或趴或仰，或身首分离，却不见有人来收尸掩埋。那时，国民党撤退下来的部队还有少数掉队的，稀稀拉拉在这一带经过，有走跋了的，有生病的，有伤员，大多军容不整、纪律很差。还见到一些散兵到农民家里抢来鸡鸭，挂在枪尖上，一路嬉笑着往北走。这情景使我有些担心，我没带武器，怕这些散兵游勇胡作非为，直到在南区找到李纯斋，一颗心才落了地。

李纯斋是共产党员，红二方面军来时，他是苏维埃委员，斗争很坚决，也是逃亡在外刚回来的。他在当地很有威信，领着一帮年轻人活动得有声有色，当地的地主保甲都不敢碰他，他又很重视武器，想方设法搞了不少枪支。

在南区我们还商量过建立党组织，成立秘密贫农团，派人打人联保、保安队去掌握武装以及在国民党政权里安插我们同志，我还建议把邻村那十几条枪买下来。李纯斋说:“他们弄枪主要为了对付来村里抢劫的国民党士兵，所以只要短枪，不要长枪，一枝长枪给他们三几块钱就能要来。”

我交代枪要藏好，日本鬼子一到就把我们的武装拉起来。

由于我们跟南区已经有了这些来往，南区党的力量较强，因此决定把三十三集团军运粮的事交给南区去办。

我同郑速燕、吴显忠等简单商量了一下，便连夜派人到南区联系。第二天他们回来了，说:“运粮的人可以找到。沙洋到荆门来回三天，赶紧一点两天也能到。用鸡公车运，一车装三麻袋，用牲口也可驮两麻袋，农民核计了一下，认为还是划算的。就是怕军队不兑现，还怕把粮运到荆门被军队拉夫。”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军需长官，同时建议:组织一个军民合作运输队，发给盖有军队大印的军民合作运输队旗帜，再发给通行证书，写明沿途不得阻拦和拉夫。军需长官问:“那运输队由谁来管呢?”我说:“队长由军队任命，管理人员由我们合作指导小组委派，因为军队一派人，农民就不敢来了。”军需长官一一同意了，因为他们非常着急，只求大米能尽早运到荆门。

运粮开始了，我们组织了三个分队，每个分队都发给队旗、委任状、通行证和介绍信。第一批有五六十人参加，由我们合作指导员和南区的党员带队押运。大家起早贪黑，昼夜兼程，结果两天就运到了。农民们拿到了白花花的现大洋和一小袋大米，个个欢天喜地。于是，第二、第三批参加的人就更多了，轻车熟路，速度也更快了。结果仅用了十几天，五千多麻袋大米就全部运到了军队手里。

军人们对我们很感激，说:我们找不到县政府，而且即使找到县政府怕也派不出民夫，还是你们这些青年本领大。

这件事又很快传开了，农民们都把我们当亲人。因为凡是参加了运粮的，每人都拿到了十几块银元，这对农民来讲是笔很大的收入。在运粮这件事的推动下，南区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党和群众组织更加壮大了。

粮食运完了，我们也取得了三十三集团军特别是后勤人员的信任。我们建议:现在找民夫的确较难，所以运输队不要解散，以备军队不时之需，而且运输队还可以进山去运些山货来供应军队，于军于民都有好处。他们同意了，运输队保留了下来，旗帜和证明等也没有收回。

后来我们便利用这些旗帜和证件成立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专业运输队。

当时三十三集团军正在宜城、南漳一线驻扎，而我们也正要开辟宜城、南漳、钟祥一带山区工作。运输队就着意进入这些山区帮助代运山货，沟通了山里山外的贸易。通过运山货，运输队直接与穷苦山民接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告诉他们日本侵占东三省和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后奸淫烧杀的情况，号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保家救国，拿起家伙跟鬼子干。山民们对运输队员都很信任，群众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运输队成了抗日宣传队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很快，在这些原来的空白点上，建立起了农民的秘密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又秘密串连起各自的亲戚、朋友，迅速扩大了我们的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