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泰寻找烈士遗孤

作者 袁国祥

陈永泰是“进藏先遣英雄连”牺牲在阿里高原上的烈士陈忠义的儿子。他两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抓兵到了新疆，不知下落.他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还上了学校。1954年，他拿着一封1950年8月父亲从于田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发来的一封信，找到了南疆军区政治部请求寻找父亲下落，组织科干事李含英是他们甘肃甘谷的同乡，很热情地从档案堆中找到了一份“进藏先遣连”烈士名单，在那135名官兵中确有他父亲的名字，于是给他开了烈士证明书。他失声痛哭，知道了父亲在新疆和平起义后，参加了进军西藏的先遣连，翻越了昆仑山，解放了阿里，但不幸因高山病而光荣逝世。西北军区授英雄连称号，每人记一等功，并发“人民功臣”奖章一枚。这个光辉的历史终于使他母亲脱离了苦海，露出了笑容，同时他也继续上学，努力工作当了干部。进入2000年，陈永泰已当了甘谷县政协副主席，他想到自己家庭的历史搞清楚了，但同时和他父亲一起被抓兵起义，而且参加了解放西藏的一些烈士家属很多还不知情，甚至被当做国民党残渣余孽，受到人们的歧视。因此，陈永泰下定决心要寻找“进藏先遣连”的一些烈士的亲属，为他们家庭正名，以获得政府合法抚恤。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曾到新疆军区找到了他认识的李含英，通过他介绍到原“进藏先遣连”副连长、战斗英雄彭青云家中了解先遣连进藏后人员死亡情况。因为我曾任过阿里军分区政委，讲过先遣连进藏的故事，所以陈永泰也来到我家畅谈过先遣连近半烈士牺牲的原因。他说还要上阿里去祭奠父亲。为了准确核实先遣连的人数和牺牲在阿里的人数，我还帮助彭青云向还健在的指导员李子祥、报务员陶修良、译电员王惠志、老战士甘玉兆、达进财、王兴才，以及在我家乡张掖的离休干部曾自修，乔得禄等同志，一一进行访问，对原来南疆军区留下的进藏先遣连人数和牺牲在阿里人数进行了核实，最后认定全连136人，至于牺牲在藏人数，几经核对，在原57人的基础上补充了6人，认定为63人。当时尚活着的十几个先遣连老战友也都同意了这两个数字。于是，彭青云夫妇和我把修订的先遣连人员名单136人和牺牲在阿里的烈士名单63人列表印出，上送了新疆、南疆军区和阿里军分区，统一了对进藏先遣英雄连人数的各种说法。

陈永泰在天水得到了进藏先遣连更准确的人数和烈士名单后，心中激起了无限感慨的浪花，心想自己没见过面的父亲陈忠义得到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家庭再不受歧视，他也奋发努力，现已任县级干部。而他已知的3位烈士家属得到了烈士证明书外，大多数烈士家庭还不知其子弟被抓兵进新疆后，起义进军西藏的事，不仅未得到《革命烈士证明》，还长期遭受当地群众和政府“国民党兵”的骂名和歧视。因此，陈永泰在2009年向兰州军区司令员、政委写了一封信，建议由组织上帮助他寻找先遣连烈士的遗属，补发烈士证件，由地方政府给予应得抚恤和照顾。这封信受到了军区首长的重视，并派人前去天水，送了一台摄像机给陈永泰，和他一起找到了三个烈士家属。以后又有南疆军区派两位干部来协同他先后又在新疆、甘肃和陕西等地找到了几位烈士家属，其中有位战士王振帮烈士的儿子已经66岁的王守仁哭着向陈永泰等巡访组同志诉苦说：父亲生死不明，母亲拉扯着两个儿子，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母亲和弟弟饿死了，12岁的我就逃到了陕西去要饭，流浪了8年才回家，幸亏当了个上门女婿，虽生了几个孩子，但生活贫苦，三个儿子都找不上对象，女儿换亲大儿子才有了媳妇。我又因腿病残疾干不了重活，至今只能住在这小土屋中，当定西民政局严厉追查乡、村干部后，才被送来了一些被子、面粉。陕西某县民政局当局当场表示，“春节前解决救助金3000元，落实低保金”，这样烈士的儿子王振帮一家才算脱离困境，受到了人民政府对“烈士”遗属的关照。

陈永泰还从陕西户县找到了先遣连烈士张永吉的儿子张怀军，因为他收到过父亲寄来的军人证明书，说了可以分土地，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又说他被国民党抓兵的父亲可能去了台湾，他母亲从18岁等丈夫到2006年得了精神病，含恨逝世。当陈永泰告诉他父亲是解放西藏阿里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时，张怀军惊呆了，说：“如早让我母亲知道父亲下落该多好啊！”类似情况，陈永泰已找到了十多个牺牲于阿里高原上的烈士家属，只不过多为侄儿、侄女或弟弟，如加上他和先遣连党支部书记李狄三的儿子李五斗，还由总政治部发给了李怀珍侄儿李焕珍，吕永胜烈士侄儿李吕庆等4位“烈士证明书”享受到了优惠待遇外，尚有34位烈士家属仍找不到下落，也不知其亲人为解放西藏阿里英勇牺牲。因此，陈永泰进一步写信给总政治部，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寻找烈士的启示，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但收效甚微。此事受到了中央电视台重视，特请他到北京作了寻找烈士谈话视频，一经播出，感动了军内外广大群众，也引起了有关地方政府的重视。但至今仍未找到更多烈士亲属下落。

为了进一步寻找烈士遗属，陈永泰不顾自己70多岁的身体，他依烈士省、县以及乡镇线索，多次外出寻访，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解放前的不少地名，现在已变了。为此，请求当地民政局协助，一时搞不清，他便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核实督促，终于又找到了11位烈士家属，为此他又列表上书兰州军区首长，请求发给《烈士证明书》，并督促当地政府给予应得的优惠待遇。他把这个情况又告诉了我，我说我也曾会见过一个因父亲被说成“黑四类”在家乡挨整，受不了跑到新疆的妇女贺秀英，他给我看了他父亲被抓兵以后，当上解放军从于阗独立一团一连发的信，估计是先遣连烈士。我还写信让她到南疆军区去查，陈永泰说：她找了，因原烈士名单中没有贺登科名字，故未发证明。现在我已访问了在张掖曾自修老人，他说：贺登科是先遣连战士，患病时我还照顾过他，因而，这个牺牲的烈士应予承认落实政策。

但现在寻找烈士家属困难，落实政策也难，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领导怕麻烦，常推卸责任，有些南疆军区已发了《烈士证明书》的，他们只按60年前的规定只发180元抚恤金了事，有的乡村干部说：“人都死了，还落实啥？”对于这些情况，陈永泰很气愤。他要把这些事情上报民政局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希望通过各级政府重视这项工作，力所能及地找到更多烈士亲属，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已为国捐躯。陈永泰说：“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我无法面对已光荣牺牲的父亲，也对不起烈士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