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6日10:31:26 历史 1635

吴肃将军

大智大勇百代楷模

——回忆陈毅同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片断（节选）

吴肃

抗日战争初期，我十分有幸能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作为他的一个参谋人员，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亲聆他的教诲，耳濡目染，使我深深感到陈毅同志对党、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热情直爽，关怀备至；对敌斗争智勇果断，百折不挠；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髙胆远瞩，处处照顾大局，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无不得心应手。他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无不从他的言行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教育。我每当回忆起抗日战争年代，陈毅同志的光辉形象就浮现在眼前，使我心情异常激动，特别是一九七二年，我从报上看到他与世长辞的噩耗后，更是痛彻五内，泪湿缁衣。前不久，我重游茅山根据地，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我感到有义务将我所知道的陈毅同志的光辉事迹整理出来，鞭策我和同志们在新的长征中奋勇前进。现在我仅将有关陈毅同志在大江南北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片断回忆写出来，作为我对陈毅同志的深切怀念。

陈毅同志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新四军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进步势力，壮大新四军，创建了大江南北的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超人的胆略，充分利用各种矛盾，灵活地运用策略，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大大地孤立了顽固势力，扩大和巩固了华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战开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抗日，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加之军队纪律败坏，存在严重的恐日病，以致大军迅速陷于溃败，先后丧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国土。一九三八年二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开始向皖南集中时，日寇已经占领了上海、南京一带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对江南地区的广大农村尚无力控制，这正是我军迅速东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向我党长江局、东南分局、新四军和苏、浙、皖、赣、鄂、豫等省委接连下达了重要指示，要抓紧有利时机，积极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是，这一正确路线一开始就遭到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反对。他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抗战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同志也执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东进敌后抗日的战略方针。我军到达皖南后，本来只要稍事休整，即可迅速出动。因为江南沦陷时，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此溃败，大量枪支散落民间，大小官僚也狼狈逃窜，广大群众受到日寇烧杀抢掠，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急待拯救，如果我军及时东进，定可获得人民拥护，能够迅速发展。但项英同志却将部队滞留皖南，集中整训，等待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校阅、点验，幻想得到装备补充。同时他也过高估计日军战斗力，过低估计人民力量，强调江南地区的特殊性，强调平原水网地区行动困难，一再犹豫，坐失了最有利的发展时机。经过党计央、毛主席再三催促，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军部才派粟裕同志率领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主力并未立即跟进。为此，党中央、毛主席又强调了独立自主地向故后发展的方针，要在南京、镇江、苏州、广德、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创造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地方党，发展游击队，扩大主力，独立自主地解决部队的装备给养。党中央、毛主席还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东进，直抵淞沪，并渡江向苏北发展。同时又强调指出，凡是敌后一切无友军的地区，我军均可派部队活动，要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同盟者，以打破顽固派的限制和造谣中伤。在党中央的三令五申和陈毅同志的说服之下，项英同志才命令第一、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但他仍把第三支队留在皖南，意图在日寇西犯皖、浙、赣时，再伺机发展黄山、天目山地区的游击战争。

1940年3月，陈毅、粟裕等会见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前排左起：粟裕、陈毅、冷欣、朱克靖、邱东平、吴肃，后排左一谢云晖、左三钟期光。

江南地区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地，社会情况异常复杂。我军迟至一九三八年六月才开始东进，此时江南已沦陷半年，广大人民群众遭受到空前的浩劫。日寇一方面大肆烧杀淫掠，镇压人民反抗；另一方面加紧推行怀柔政策，到处开“和平会”“中日联欢会”，宣扬所谓“王道”。大小汉奸勾结日寇，到处悬挂太阳旗，组织维持会。一些地主，资本家也大肆宣扬失败主义，进行妥协投降活动。同时土匪横行，自封的“游击司令”到处皆是。这些武装多为土豪劣绅、溃散军官、帮会首领所掌握，他们并不打日本，而是割据一方、互相攻伐、鱼肉人民，群众称他们为“小日本”。国民党戴笠系统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以下简称“忠救”），也积极收罗土匪、流氓、帮会和游杂部队，扩充实力，勾结日寇，积极反共。

我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面临敌伪顽夹击的复杂形势。怎样才能打开局面，迅速建立根据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东进抗日的战略任务？陈毅同志始终认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路线，只有坚持这条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迅速打开东进抗日的局面。

五月下旬，在东进途中，陈毅同志在南陵召开了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作了新的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他根据我军任务、敌我情况及江南社会、地形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着重指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军战胜日寇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的群众基础比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要广泛得多，只要紧紧依靠群众，牢固地树立人民战争思想，充分发扬我军游击战特长，在江南敌后平原水网地区同样可以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平原水网地区作战，比之在山区困难多一些，但“寇能往，我亦能往”。要善于利用地形而不为地形所限，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而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根本条件。我军的模范纪律、党的政策和不断取得战斗胜利，又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节。这一报告，提高了全体干部的思想水平和胜利信心，明确了部队进入敌后初期的斗争方向，对于胜利开展江南敌后抗战局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进时，我军每到一处就召集军民联欢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陈毅同志曾经多次参加，亲自做各界人士的工作。我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江南人民热情称赞说：“从古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军队。”开明士绅也称赞我军为“王者之师”。我东进的一、二支队，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我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继先遣支队卫岗初战告捷后，从六月至八月，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城、川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把抗日游击战争一直开展到南京雨花台畔和麒麟门，生灵涂炭的江南响遍了游击健儿的枪声，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敌后广大人民的抗日信心。我军在对敌作战的同时，对那些与敌伪勾结、残害群众、破坏抗日的土匪武装，也耐心争取其抗日，对始终坚持反动立场的，则坚决予以歼灭。这对解除群众疾苦，发动群众起来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我军东进后，纪律严明，英勇抗战，以劣势装备迭获胜利，与国民党装备优良的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江南各阶层人民从此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战。因此，广大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为我军送情报、救伤员、筹粮秣，不少青壮年要求参军。我军在战斗中得到很大的锻炼，部队迅速扩大，所到之处，群众迅速发动和组织起来。进步势力的发展，为争取中间势力打下了基础。

在进入江南之初，我新四军一，二支队的领导同志就非常重视争取中间势力。陈毅同志认为，我军在江南处在敌伪顽夹击之中，而各种中间势力的武装林立，在这种情况下，在发展进步势力的基础上，争取中间势力，乃是打开敌后抗战局面的重要一着。他要求各级干部注意调查研究社会情况，学会灵活运用党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在陈毅同志带领下，各部队都大力开展了统战工作。各级领导同志按照他的要求，亲自同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联络，深入调查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基本利益，因势利导，积极推动他们参加抗战。陈毅同志亲自做茅山地区民族资本家的头面人物纪振纲的工作，就是争取中间势力极为成功的典范。

民族资本家纪振纲

纪振纲是茅麓公司的经理，金坛人，早年留学国外，他是江南地区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在上层人物中有一定影响。该公司经营的茅峰茶，行销海外，在金坛城内有店，在上海也设有茶叶进出口贸易机构。国民党军队在江南溃散后，他收罗广东军的散兵游勇二三百人，建立了茅麓公司自己的武装，武器较好，使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有三十多挺轻机枪，还有重机枪和迫击炮，但只拥兵白卫，并不抗日。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区、乡、保长都是他的人。我军到达茅山地区后就进入了他的势力范围。我军有少数中下级指挥员，看见纪振纲的部队武器很好，又不打日寇，就想解除它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但被陈毅同志坚决制止了。陈毅同志认为，对于纪振纲这样的中间势力，由于他们在地方上统治多年，盘根错节，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把这些人团结，争取过来，可以增强抗战力量，至少可以减少我们发动群众，开辟工作的阻力。同时，只要不是甘心事敌的，就不能去打。否则不但是“为渊驱鱼”,而且在敌顽夹击的形势下，去伤害中间势力，就会使自己孤立，站不住脚。所以陈毅同志把争取纪振纲，看作是开辟茅山地区的重要一着棋，他亲自出面做纪振纲的工作，给他写信，请他来做客。纪振纲第一次来看陈毅同志是穿长袍坐轿子来的。他一见面，就说：“我因行动不便坐轿子来拜访，不会有所失敬吧？听说你们共产党反对坐轿子是不是？”陈毅同志说：“那也不尽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我们伤病员不是睡担架吗？指挥员不是也骑马吗？”在谈话中，纪振纲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军队纪律败坏，与日寇作战一溃千里，深表不满。他也痛恨日本鬼子的烧杀淫掠，表白自己说，鬼子要他当金坛县长，他没答应（据了解，他是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心腹去当伪金坛县长）。又说，他不愿当汉奸，但又不能不应付日本鬼子。江南土匪横行、“司令”特多，他不能不拥有武装。他赞扬我军秋毫无犯，上下一致，艰苦奋斗，虽对我军以劣势装备去战胜日寇缺乏信心，但表示拥护抗战，也愿意帮助我军解决困难，递送情报。陈毅同志和纪振纲谈了很久，以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反复晓以民族大义，鼓励他支持抗战。陈毅同志还详尽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指出日寇必败，我军必胜。并深刻阐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道理。指出我军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定能取得最后胜利。陈毅同志深邃的说理，使纪振纲深为折服。

陈毅同志与纪振纲谈话时，我也在场。谈话后，陈毅同志找我去，问我：“你听纪振纲谈了半天，他有几句最关键的话，你记得吗？”我一时回答不上来。陈毅同志接着说：“他最关健的话就是：‘二十年经营，四十万投资。’这就是他的自我结论，也就是他今天所采取的态度。”陈毅同志分析说：“他对国民党不满，反对鬼子，不愿当汉奸，他拥兵自重、害怕共产党，都取决于他的‘二十年经营，四十万投资’ 这条命根子。”听了陈毅同志的话，我心里一下亮堂了，平日我也懂得要从经济地位进行阶级分析，但有时就是抓不住关键，陈总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本质，使我感受很深。

陈毅与纪振纲会面地点——茅山乾元观

陈毅同志要我代表他去回拜纪振纲，向他做工作，他交代了三点：一是尽量争取纪振纲出来抗战。办法是给他“戴上红帽子”，请他担任当时正在酝酿成立的四县抗敌总会主任，这是上策。二是以我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去开导他，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去感动他，以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腐败无能和日寇的烧杀淫掠去激励他，让他对抗战有个鲜明的态度。这点，估计纪振纲会感到为难，因为他是个两面派，我们来了，他不能不应付，敌人来了，他也不敢不应付，对他应付敌人一事，我们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要利用他尚愿意抗战的一面，动员他坚决支持我军抗战，这是中策。三是，你去拜访纪振纲，如果他留你，你可以多住几天，你会广东话，可在他的广东兵中多交几个朋友，山前山后多看看，如果他妨碍我军抗战，投靠敌伪，那还得解决他，这是下策。

我到纪振纲的茅麓公司住了三天。按照陈总的指示和纪振纲谈话，反复动员他出来抗战，可是正如陈毅同志所预料，他不肯。他说：“你讲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我不同于你们。我要公开出来抗战，茅麓公司就得关门，我就得跟着你们军队到处跑。我不出来担任职务，还可以拥护和支援你们抗战，为国家民族做些实际有益的事情，比如供给你们情报，在物资上支援你们，而对鬼子，只给以应付。”这样，我实现了陈总交给我的中策。

陈毅同志不仅派人去做纪振纲的工作，而且多次给他写亲笔信，并几次亲自去拜访他。经过陈毅同志的不断教育争取，特别是我军取得新丰、延陵等战斗胜利后，纪振纲逐渐靠近我军，做了不少支援我军抗战的事。我们当时很缺西药，纪振纲设法替我们在上海募捐，采购到医药后并负责从上海运到茅山地区。他还设法掩护我们在茅山一带的伤员。一九三九年冬天，我军没有棉衣，陈毅同志派我去找纪振纲，动员他带头募集棉衣，他完全支持。他提出由他出面召集士绅开会，要我作动员，他带头认捐。他诉苦说：“现在茶叶出口困难，只能在上海内销，我实际只能认捐二百套棉衣，但认捐簿上我可写五百套。其余哪些人该出多少，我都有数，我还可以动员一些人带头认捐。”我知道这是他们的惯例，于是我说：“好！不过绝不能往下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他也答应了。他召集了几十个士绅，为我军募集了近五千套棉衣。一九三九年，我们的经费也十分困难，国民党发给我军经费极少，要靠打汉奸来维持部队给养。有次我军经费实在周转不灵，陈毅同志派我去找纪振纲借钱。他表现很慷慨，筹了五千元交给我。后来这笔钱如数归还了他。他还向我们建议说：打汉奸筹款子这个办法不太可靠，最好是搞税收，还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可安税卡。后来我们采纳了纪的意见，设了一些税卡收税，不仅解决了我苏南部队的经费开支，还往军部上缴了一部分。

一九四O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二次反共高潮。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官冷欣指派第二挺进总队的一个营，越过源武公路迳驻茅麓公司，企图拉拢纪振纲配合他们反共，并出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纪振纲深感为难，只好表面上给以应付。事后我到他那里去，他把上述情形如实告诉了我。顽固派的这一蠢猪行径，不久为日寇发觉，即派兵占领了茅麓公司，把纪软禁起来。纪很惊慌，感到两面应付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派专人送给陈毅同志，表明决不当汉奸，准备离开茅麓远走，要求我军暂时不要去打茅麓公司。陈毅同志见信后，要我星夜赶到茅麓公司去，极力促便纪振纲及早出走，以免他在日寇威逼下动摇投降，危害我军。交代我要对他的安危表示关心，明确告诉他：“茅山是我们的中心区，日宼来这里我们是要坚决打的，为了照顾他的安全，我们可以暂时不打，但不能久等。他要走，我们可以派部队护送，到云岭、到三战区、到大后方都可以。但要设法赶快离开。”陈毅同志随即给纪振纲写了封亲笔信，对他加以慰勉，明确表示，如果日寇不撤走，我们是要坚决打的。信中有几句活，我至今记忆犹新：“玩虎弄蛇，事可一而不可再，先生达者，当不河汉斯言？”恳切地向纪振纲说清利害关系，鼓励他坚持民族大义，不要为日寇的威胁利诱所动，事已至此，再不可存在幻想。信中并说详情由我面达。

我当晚赶到茅山地区找关系和纪振纲联系上，他约我在茅麓公司山脚下的石马桥镇上见面。第二天我到石马桥镇时，看见“维持会”、“自卫队”的牌子都挂了出来，纪已坐轿子先我到了。我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动员他迅速离开茅山，我说：“日寇来此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只要你不肯事敌，它马上就会干掉你，还是你信上说的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只要你能离开茅麓公司两里地，我们就能接走你，并可派队护送，保障你的安全。估计你走后，日寇就会撤走的。纪说：“到你们新四军去，我吃不了苦，到三战区和重庆，我视为畏途，我决定去上海。走时不要你们掩护，我自有脱身之计。”他提出如果他走后，日冠还不撤退，我们新四军可以去打，但要求缓期半个月，容他离开。我说：“夜长梦多，你走得越快越好，我们也不能等上半个月。”他又提出以十天为期，我答应了。他主动提出：“现在我的武装已经分散到山里，我下命令要他们集中，请你将全部武装带走，参加新四军去抗战。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全带走，只留下几支步枪防土匪。我这里有些人兵痞气很重，到新四军后可能吃不了苦，愿意回家的你们可以发资遣散，把武器留下。”谈妥后，纪振纲马上把他安排的那些区长和队长找来，要我当面指定他的部队集中地。

纪振纲自卫武装的队长叫李安邦，参加新四军后把大烟也戒掉了，当过我军警卫营长和副团长，后来因病去世。纪振纲这支武装携带三十多挺轻机枪、五六挺重机枪和弾药过来后，大部分人都坚持抗战了，少部分人吃不了苦，给资遣回家了。

纪振纲回到上海后，与我们上海党组织保持了一定联系，继续给我军搞西药等物资，做了不少工作，在抗战胜利前他去世了。

经过陈毅同志耐心细致的教育争取，纪振纲从不抗战转变到积极支持我军抗战，这仅仅是陈毅同志灵活运用统战策略，团结各种社会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改造地方武装一个成功的事例。它对发展和巩固江南敌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具有很大影响。（选自豫皖苏鲁边区党史研究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党史资料东编（第一辑）》，全文共三个部分，21000余字，转发内容为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