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提议入朝军队命名为“支援军”，黄炎培：我反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一度烧到我国边境。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就此事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经过研究和讨论后，中央和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后，毛主席便开始研究该以什么名义出兵，如果公开宣布派解放军战士赴朝参战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公开向美国宣战，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毛主席多次找周恩来商讨，最终决定叫“支援军”是最合适的。

然而当这一计划暂时定下后，黄炎培却提出反对，他说：“我不赞同用‘支援军’，要师出有名！”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黄炎培是谁？他为何要这样说？毛主席又是如何回复的？

黄炎培

毛主席和黄炎培的渊源

黄炎培1878年出生在江苏川沙一个私塾教师之家，1907年参加清末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不过后来却因为“诋毁”清廷而被通缉，无奈只好逃亡日本。1905年，黄炎培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参与策划江苏起义，后来担任江苏省教育司长。

1917年，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学校后，从此从事教育事业高达32年，在社会上享有美名。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许诺给黄炎培高官俸禄，但他全都拒绝了。黄炎培还曾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当面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教诲……

黄炎培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曾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或者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学习过。

后来，黄炎培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又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并先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和我党密切合作，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末，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就已经注意到黄炎培的声望和影响，他说：“黄炎培是在社会里扎了根的人，我们要注意团结他，帮助他！”

毛主席

而毛主席也很早就和黄炎培结缘了，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9年，江苏省教育会集会欢迎杜威访问上海，当时黄炎培主持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当时在上海逗留的毛主席聆听了黄炎培的演讲，因此对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45年2月，国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5月黄炎培读了毛主席发布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后，认为和平之门并没有被关闭。于是黄炎培于6月2日和章伯钧、左瞬生等人两名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发去电报，希望能早日恢复谈判，实现国内和平。

中央很快回电，说是同意商谈，并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等人在毛主席的邀请下从重庆飞往延安。

延安对黄炎培来说是一个神秘且令人向往的地方，之前他只在别人口中听过延安是“言论不自由”、“作风不和人情”的地方，但他并不信，坚持百闻不如一见。如今黄炎培以67岁的高龄乘坐飞机来到延安，不仅仅是为了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想通过实地考察来比较今后究竟是国民党更得人心，还是共产党更得人心。

不久后，黄炎培等人抵达延安，并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一见到黄炎培就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毛主席的热情令黄炎培十分震惊，他说：“据我所知，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啊……”

毛主席笑着说：“当时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来华，你主持会议，在演讲中说中国一个中学的毕业生，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又有多少。当时听您演讲的有很多，我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黄炎培不由得赞叹：“主席真是好记性啊！”

紧接着，毛主席和黄炎培等人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彼此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在访问延安期间，黄炎培发现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在荒废的，没有一个人是游手好闲的，百姓们身上的衣物也是干净整洁的，脸色也格外红润。

到延安之前，黄炎培很担心自己被限制自由，因此有些小心翼翼，但他很快就发现，共产党人是不会限制他们自由的，甚至将他们视为座上宾。共产党的领导也不似国民党领导那样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而是朴实稳重。

延安之行令黄炎培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此之前，他曾说自己要做到不偏不倚，但现在他内心的感情天平很明显地倾向于共产党这一边。

8月10日，黄炎培的书《延安归来》出版了，在这本书里，他热情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并说：“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是不断地追求进步，不断地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前途更是无限的！”

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成功逃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并经香港抵达解放区。3月25日，黄炎培来到北平，从此展开他生命史上的新篇章。

黄炎培抵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去西郊机场迎接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进入北平。毛主席和黄炎培自重庆一别后，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如今两人在解放后的北平见面，其欢乐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当天晚上，毛主席设宴招待黄炎培、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第二天，毛主席又单独邀请黄炎培到自己的住处双清别墅做客。值得一提的是，黄炎培是毛主席在双清别墅期间招待的第一位客人。

进入北平第二天，毛主席就在自己的住处单独招待黄炎培，这也是非常高的待遇了。而在众多民主人士中，能获得如此待遇的，也只有黄炎培一人。

当黄炎培乘车抵达双清别墅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毛主席在门口等待的身影，还没等黄炎培下车，毛主席就走到车旁搀扶着他走下汽车。两人先是闲聊一番，然后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聊。

毛主席对黄炎培说：“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还请你帮我一个忙，可好？”黄炎培连忙说：“主席不必这么客气，你要我帮什么忙？”毛主席继续说：“我知道你长时间从事教育行业，还办了几十年学校，但我希望新中国成立后，能请你去搞工商业。”

还没等黄炎培回应，毛主席又说：“我希望你能做新中国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可以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向他们传递我们共产党的声音。”

黄炎培听了毛主席的话有些沉默，他思考一番后说：“主席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

3月28日，黄炎培按照和毛主席商谈的结果，分别给上海、香港等地的工商界朋友发去电报，先是向阿门解释中共的政策，然后邀请他们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共共商建国大计。

毛主席不仅礼遇和尊重黄炎培，对他创建和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是格外关心和重视的。由于民主建国会和上海的工商界交往密切，于是毛主席在4月15日晚，专门邀请黄炎培以及民主建国会的同志们聚餐聊天。当时陪同的还有朱德、饶漱石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和毛主席经常书信来往。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建立的最初7年内，毛主席给黄炎培写的信竟高达39封，几乎每年都会写五六封信。而毛主席给其他民主人士写的则非常少，一般只有几封。

比如说，给李济深写的只有2封；张澜只有4封；沈钧儒只有1封；连交情很好的宋庆龄也只有3封。

从毛主席给黄炎培写信的频率中足以看出两人的交情，当然了，毛主席除了经常和黄炎培商讨国家大事外，对他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关心的。每当黄炎培有不舒服的时候，毛主席都会殷切询问，然后给他送去补品。

此外，毛主席和黄炎培都喜欢写诗填词，两人的书法艺术也都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因此他们还会互赠诗词墨迹。对于毛主席的尊重，黄炎培是十分感激的，这也是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共领导、自觉投身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9月21日，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黄炎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异常激动，他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一起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

毛主席提出“支援军”，黄炎培反对

黄炎培为人直率真诚，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我党的领导，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对于那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黄炎培也会直言不讳地向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反映，因此他经常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着战火的不断燃烧，我国边境岌岌可危。当时出兵还是不出兵的问题摆在中央和毛主席的面前，而毛主席则是主张出兵的。

当时有不少人反对出兵，一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发展还不是太好，二来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如果出兵的话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于是毛主席逐个和政治局的委员们谈心，逐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尽管很多同志对出兵朝鲜还是有意见，讲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当别人处在国家危亡之际，我们身为邻国和社会主义伙伴，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如果只在一旁看的话，心里也是非常不好受的。”

毛主席这一番谈话终于说服了那些不同意出兵的同志，最终中央和毛主席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出兵的事情解决了，接下来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则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该以什么名义出兵呢？

如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入朝作战，支援朝鲜的话，那么便是以国家的名义参战，这相当于向美国宣战，这对我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毛主席针对这一问题耗费了不少脑筋，为此还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

刚开始毛主席找周恩来商议该以什么名义出兵，经过研究和讨论，他们认为应该叫“支援军”，简单明了，毕竟是支援朝鲜人民。随后“支援军”被当做是初步意见被定了下来，而在接下来拟定计划方案的时候，毛主席也开始使用“支援军”的字样了。

但是初步意见毕竟是初步，一旦要宣告天下的话，毛主席又是非常慎重的。因此在公之于众之前，毛主席特意找来年迈且资深的民主人士，向他们询问“支援军”的意见。

毛主席认为：“这些民主人士大多见多识广，学识渊博，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多经验，能够给最好的意见。多听听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事情会更加周全。”

毛主席指示关于出兵名义的问题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有不少人认为“支援军”就很好，更何况现在距离出兵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就不要再纠结名字的问题，应该思考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毛主席却不同意，他说：“多听听别人意见是好的。”

没想到这一问还真的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就是毛主席的好友黄炎培。这天黄炎培决定拜访毛主席，和他面谈出兵名义的事情。毛主席知道后十分高兴，当即在中南海门口迎接，并和周恩来一起听取黄炎培的意见。

三人一番寒暄后，开始进入正题，黄炎培率先发言：“有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他看了看毛主席，又看看周恩来，诚恳地说：“师出必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没有那么好打。”

周恩来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这不就是名正言顺？”黄炎培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说的。”周恩来说：“那不知先生有何高见？怎么能说师出无名呢？”

毛主席也看向黄炎培，想知道他的看法是什么。

黄炎培说：“‘支援军’显而易见就是支援朝鲜人民的军队，那就是被派遣出去的，那么是谁派出去的？还不是国家？那不还等于我们公开向美国宣战吗？”

毛主席听后紧皱眉头，说：“黄老说的对，支援军事被我们派出去的，那不还是有向美国宣战的意思嘛！”毛主席想了想，随即眉头展开，在纸上写下“志愿军”，然后说：

“那叫‘志愿军’怎么样？是人民自愿参加的，是人民自愿帮助朝鲜人民的，他们不想看到战争，自主参加。这样一来的话，就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了！”

周恩来点点头，说：“主席说得对，志愿军都是大家自愿去参加的，如此一来就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了！”

黄炎培也十分高兴地说：“好好好，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主席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也赞同！”随后黄炎培起身告辞，毛主席和周恩来则送他出门。

几个小时后，也就是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发布了一则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员见政委……”

随着毛主席命令的下达，之前集合在东北的几十万解放军战士连忙换上了志愿军军装，随后秘密前往鸭绿江边。于是，战争史上便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

彭德怀

毛主席这一命令下达当天晚上，彭德怀就来到了沈阳，和一些随行出征的将军们共饮出征酒。彭德怀举起酒杯说：

“从当初井冈山到如今的朝鲜，还是咱们这些老人。咱们虽然叫志愿军，但其实我不是支援的。要不是他们压到了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但他们现在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是志愿挂帅出征的，你们志愿不志愿？”

战士们齐声高喊：“志愿！志愿！”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总司令彭德怀的带领下，渡过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53年年底，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过由于农民一直有自由支配粮食的习惯，因此不少农民对这项新政策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有些地区在收购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因此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闹粮”风潮。

黄炎培听说这些事后十分着急，连忙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粮食问题十分严重，民间哀怨声不断，希望毛主席能够认真处理。

4月26日，黄炎培又给陈云写信，希望能解决湖南农村粮食的问题。为了了解实情，黄炎培趁着去各地视察的机会，再次南下调查。在他临行前，毛主席特意给黄炎培发去电报，嘱咐道：“先生此次下乡考察，还希望能够全面去分析情况，了解实情。”

6月2日到20日，黄炎培先后来到无锡、苏州等地视察，并听取当地同志的回报，向农民了解情况。经过调查和了解发现，原来此次“闹粮”是地主、富农等在故意捣乱，实际上各地百姓都是非常赞同统购统销的。至此，黄炎培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能落下了。

回到北京后，黄炎培先是写了一篇《江苏视察报告》送给毛主席，然后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前段时间针对缺粮的看法，是我在不了解实际情况得出的。如今经过调查后才得知，那是错误的。我必须要吸取此次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全面分析，随时准备纠正过去的错误和方法……”

黄炎培这种坦荡的胸怀，正是他对我党的高度信任感和对人民高度责任感的体现，因此，毛主席一再呼吁党外人士学习黄炎培的精神，做党的诤友。

在中南海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曾饶有兴趣地问黄炎培：“黄老，北京政府有一时期让你去当教育总长，你怎么没有去呢？”黄炎培说：“我的信念是，‘不看清是’真理所在，是决不盲从的。”

1954年5月1日晚，黄炎培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当他看到解放几年来新中国的变化后，内心十分激动。当天晚上回到家后，他连忙给毛主席写去一封信：

“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也是您领导下的老年学生，我确实还没有资格当党员，但我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我现在正在接受党的教育，思想也得到改变，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

1955年11月，黄炎培的身体越来越差，也多次住进北京医院。尽管在病床上，他也不忘关心国家大事，甚至给毛主席写信：“等我病愈后，希望主席能同意我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

毛主席收到黄炎培的信后十分感动，当即回复道：“工商界的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希望黄老能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1956年9月，北京召开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是他被邀请在主席台上就坐。这令黄炎培感到十分光荣，不禁赋诗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充分表现出黄炎培和共产党同舟共济、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党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而毛主席和黄炎培则是这一方针的楷模。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