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百年史话⑦ | 学术与救国

编者按：

今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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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百年史话” ⑦

学术与救国

@文/李良明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要救国，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使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梦想。但是，怎样救国，用什么法子救国，人们都在苦苦地求索。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都成为选项。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艰辛求索、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毛泽东曾生动地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他还结合自己的思想变化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也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深切地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就是中国的这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经过漫长黑夜的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政治斗争，从而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

但是，这条经过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不是每一个青年马上就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毕竟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在不少青年的头脑中，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向青年推荐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鼓励他们研究社会科学，就是要引导中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然而，他的良苦用心，也曾被人误解，甚至包括他的朋友。

《中国青年》出版才6期，朋友杨效春就致信恽代英说：“《中国青年》颇得一般青年信仰，我也希望他能更多引人注意。惟望不要把学术看得太轻了，我们要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国事，但不要希望青年反对学术也。你有些话，不免故意过甚其辞，怕反对人失信用。”

杨效春(1895-1938)，浙江义乌人，1918年考入南京高师教育科，与恽代英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师承陶行知、晏阳初等，关注乡村教育运动。1927年，陶行知在晓庄创办乡村师范，杨效春颇为力行，诸多具体事务，实际由他承担。1920年代，恽代英便与杨效春就“非儿童公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友意的讨论”。恽代英曾说：“我同杨君是讨论真理，不是争一天的胜负。”后来他俩经常有书信往来。

接到杨效春的信，恽代英觉得朋友对自己误会了。他心想：“我怎敢反对学术呢？我处处想从学术中求得社会破坏建设中所应遵循的途径，但我处处觉得材料不够用，知识太短浅了。”他后悔自己从前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不够，未曾注意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会科学呢！于是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7期发表了《学术与救国》，也算是对杨效春的回复吧。

《中国青年》第七期

恽代英指出，一般人重视学习技术，如制造机器、驾驭汽车，这是不能不学的，若是没有学习，却又偏要去谈这些事，必然要被“行家”耻笑。但是很奇怪，一般人对怎样使社会进步，却以为是不需学习，也能说些不错的话。所以认为社会科学是可以不必学习，也因此终究不知道使社会进步。于是，恽代英诚恳地回复杨效春说：“一个国家要拨乱反正，转弱为强，必是有他应该遵循的途径。我们要在社会学者的理论中，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中，去找出这种途径，我们便能有把握地可以救中国。怎样能反对学术呢？”

恰在此时，恽代英又收到河北保定一位叫中秀的青年的来信。信中说：

有些人说，单单研究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呢？不过只是做那些破坏的功夫罢了，怎么能够建设呢？还是多多注意自然科学，以为将来的建设预备罢！无论怎样，自然科学是不能丢开不管的。像这样的论调，是最能迷惑人心的！有许多正在观望中的青年，都要受到他的暗示了！望你在《中国青年》上多多发表关于此类的文字，因为沉睡在科学救国的迷雾里的青年，实在不少啊！

这封信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对当时的青年是有影响的。

恽代英在《学术与救国》中说，若所说自然科学是指的工业、农业等技术知识，则我以为学这种技术，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这时，他油然想起曾在成都时，一位先生无限感慨地说过的一段话：“将成都各专门学校学生学的知识都加起来，也造不了一里铁路，中国怎么会强呢？”

“哈哈……真是笑话！”恽代英心想，这位先生以为，成都学生的学识造得起几里铁路，中国便强了。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再没有人，合全国东西洋留学生修几十几百里铁路，应该是可能的罢！但是现在政府只知打仗，只知抢钱，只知逢迎外国人，全然不肯用这些人做些事。在这种政府之下，再有几百几千专门技术人才，也仍然找不着正经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经事来。这还怎能讲什么科学救国呢？

想到这里，恽代英坚定地说，我敢断言，要救国，先要使中国社会有个政治改革，能上正确的轨道。所以，“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由此可知，中国是政治上轨道要紧。”

“中国政治上了轨道，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自然是再好没有了的。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恽代英接着说，“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国情的昏话。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切实为中国做事。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然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所以，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恽代英意犹未尽，又在《中国青年》第17期发表《再论学术与救国》，继续引导革命青年。他先诙谐地说：“学术是一向被中国人糊里糊涂的尊崇的东西。一般愚弄读书人的帝王，纵然在他‘马上取天下’的时候，亦曾溺儒冠，辱儒生；一旦得了天下，为着粉饰太平与消弭隐患起见，都不惜分点余沥，用各种名位爵禄，把那些所谓‘学者’羁縻起来。一般白面书生，亦乐得与帝王勾结，以昡惑农工商贾，于是亦帮着宣传‘宰相须用读书人’一类的鬼话。因此，学术遂永远与治国平天下，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

《中国青年》第十七期

“我说要救国须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真有不少的朋友，以为是偏见呢！”恽代英说，他们“便要判我一个‘鄙落学术’的罪名，我真太冤枉了啊，我要正式声明的，我并不反对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学术乃至任何东西”。

恽代英指出：“我的意思，不过我们今天第一件事，希望真有些人能救国；因此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国的学术。我第一是要指明，别的学术与救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靠别的学术救国，是靠不住的。第二是要指明，要救国仍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从前那种凭直觉盲动，是太热心而没有结果的事。”

恽代英进一步强调指出，我的意思：第一，“我以为要投身作救国运动的，应当对于救国的学术下一番切实研究的功夫”。我们决不只是发传单、打通电话、开会游行，闹一阵便可以心满意足的。第二，“我以为我们定要打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的谬想。”我们最好是自己能多少研究些救国的学术，而且从有这种研究的人那里，去得着相当的指导。

有人说，我们研究学术，是为的学术本身的价值，不问它是否有用处，是否可以救活国家。

恽代英说，这种研究学术的态度，我并不敢反对。人应当有顺着他自己的意志，以寻求享乐的权利。但如果不改变中国贫困窘迫的惨状，亡了国灭了种，即使出了几个牛顿、爱因斯坦，这种“荣誉”，不享受亦罢！我只希望一般青年多花些精神，研究救国的学术，“这似乎比那种个人的享乐，与虚空的荣誉更重要一点罢！”

也有人说，便令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他们岂能完全离开别的学问？

恽代英说，研究任何一种科学，离不开别的科学，这是不错的。但是凡研究一种科学的，都有他研究的出发点。一切学术，都可以七弯八转地使他与救国发生关系，这也是我承认的。“但是没有救国的学术，而只有别的东西，终究永远不能收救国的成效。”因此，说一切学术可以救国，研究一切学术，是一样的急切而重要，“终究是靠不住的话”。

恽代英希望中国青年，尤其在校学习的青年，不要被这些靠不住的话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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