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和贵州是如何纳入中国版图的？这是一千多年的艰难历程

古代云南民族关系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由于云南自身历史发展的特点，云南与祖国内地的互动，云南与周边省区的互动、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联动，古代云南民族关系与其他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共性，同时也有其个性的特征。

整体上可以分为友好和谐和矛盾冲突的两种民族关系类型；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关系复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亲密融洽等三大特点；多元一体的和谐共处、内聚中华的亲密关系、相互依存的互补合作格局。

一、古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类型

1、政治友好和谐型的民族关系

在政治上，古代云南民族关系的友好和谐主要是指政治归属和政治参与性以及和约、朝贡关系的建立。

这种政治上的友好和谐关系是在友好和谐与矛盾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并非简单的友好和谐。以建立政治归属和政治统治来说，这是重要的表现之一。

其中郡县官吏和行省官员对云南民族地区有效的治理，促进了政治友好和谐型民族关系的发展。

王朝国家通过军事征服的手段，迫使云南各民族的归附和在云南建立了郡县统治、建立行省，把云南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范畴。自汉武帝开边云南以来，汉武帝先后通过战争和军事征服的手段迫使云南部分民族与汉朝建立政治统治的民族关系，而其他民族迫于汉朝的军事。

虽然没有经历战争，也与汉朝建立政治统治和政治隶属关系，这说明了友好和谐中具有矛盾冲突，如滇王的内附，滇王是受到汉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主动纳土归降，请置郡县。

这种迫于军事压力的归附，自西汉而下迄清代，历朝都有之，如两晋羹氏迫于西晋的压力请降，霎氏迫于压力归附隋唐，纳西族迫于蒙元的压力主动归降，明清征服云南时云南一些民族的主动归附。

这些是王朝国家与云南民族之间，也就是统治民族之间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建立起来的在政治归属和政治统治的友好和谐政治民族关系的一种。另外，南诏政权与唐朝在矛盾冲突中走向会盟联合。

南诏统一云南后，由于各自利益的需要，与唐朝的矛盾冲突越来越严重，先后发生了唐朝主动攻打南诏的天宝战争和南诏主动进攻唐朝的战争，双方矛盾冲突尖锐。

最后由于共同反对吐蕃的需要，南诏与唐朝走向了联合，举行了贞元会盟，通过和约的方式解决了民族矛盾和冲突，重新建立了友好和谐的民族关系。

2、云南各民族反抗国家政治机器对其残酷的政治统治

汉武帝时期在云南设立郡县和羁糜州县，把云南少数民族和汉族纳入到了国家政权的统治体系之中。

由于郡县官吏的残酷统治，汉王朝边疆治理出现问题，导致西汉至东汉云南各民族的起义，反抗中央王朝在云南的郡县统治。

蜀汉时期，随着大姓势力和夷帅势力的发展，大姓开始谋求独立割据，加剧其与蜀汉政权的政治矛盾和冲突，最终在蜀汉政权的军事征讨下，重新恢复了蜀汉政权对云南各民族的政治统治。

魏晋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力量的衰微，大姓和少数民族力量的崛起，中央王朝对云南各民族的政治统治不断衰退。

至隋唐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力量的壮大，重新利用郡县和羁糜制度开始加强对云南各民族的政治统治。

至唐玄宗时期，随着南诏力量的壮大，唐诏矛盾和冲突激化，逐渐演变成为南诏谋求独立割据的斗争。

南诏后期，南诏国内部形成了几大势力的政治斗争，最终经历几个短暂的政权，这是南诏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

大理国后期，出现了高、杨等封建主相互争夺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大理国对他们的政治统治，加剧他们与大理国的政治矛盾和冲突，最终高氏在与大理国的政治冲突过程中，建立了高氏“大中国”，后大理国时期，大理国国王由高氏掌握，同时高氏内部也加强了政治上的相互争夺，高氏割据独霸一方，使大理国的政治统治更加虚弱。

二、明代云贵地区的经营

1、实行怀柔、安抚政策，施行土司制度

为了能迅速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统一全国，明初踵元故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

但是，由于土司本身固有的割据性，并不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故而明朝统治者在统治稳固后，逐步采取措施，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怀柔、安抚政策是明朝经略云贵地区实行的主要方针政策。云贵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山高险峻、民族复杂。从秦汉开始，历代专制王朝便在这里推行羁糜制度，元朝在此基础上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在这一带根基深厚，如贵州的思南、思州、水西等土司就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明朝为把云贵地区纳入中央的管理体系，采取了怀柔、安抚政策，对云贵地区各少数民族头目实行拉拢和羁糜措施，以实现对云贵地区的有效控制。

2、实行“以夷制夷”政策

所谓“以夷制夷”，毛奇龄语:“以蛮制蛮，即以蛮攻蛮。偿溪恫之间，窃发时起，则彼我征调，颇易为力。因之、设土兵相制之法。而供其后展转相假借，几议大征者，无不籍狼兵、土兵，远为驱遣。”

“以夷制夷”或“以夷攻夷”是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明政府在治理云贵地区时把它作为了重要方针政策加以施行。

明政府对云贵地区“以夷制夷”的方针首先表现在镇压土司叛乱时多征用土兵，用臣服的对付荒服的。

实行土司制度，是明朝廷根据云贵地区的政治、经济、复杂的民族情况和地理环境而采取的一项经营云贵地区的经略方针，是明朝在云贵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开发地方和巩固明中央在云贵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清朝云贵地区与朝廷分庭抗礼

1、云贵地区苗疆生事

云贵地区由于地处边疆，朝廷对土司的监控鞭长莫及。土司借此机会，不断扩张势力范围，甚至通过多征钱粮以增强自身实力，形成尾大不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贵州苗疆“生界”包藏诸多社会问题，雍正时期开始引起清廷的警觉。明清时期，西南大部分苗民处在土司统治或流官管辖之下，史籍中将这一部分苗民称为“熟苗”。

那些化外苗民，则被称为“生苗”，“生苗”聚居的地方，学界则称之为苗疆“生界”。

清代前期，贵州残存的苗疆“生界”主要包括黔东北生苗区，黔东南生苗区和黔中南生苗区三部分，清初由于时局未稳，清廷无力将统治的触角深入这些地区，部分苗区甚至由周边的土司代为监管。

清代地方大员对苗疆“生界”存在的杀人劫掠、弱肉强食、争斗不休、对抗官府的情形已大为不满，并纷纷上奏朝廷，力主开辟这一“化外之地”，从而强化对苗疆地区的统治。

2、清廷对云贵地区的治策

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对边疆蛮夷持鄙视和敌对的态度，并与其保持相当的距离。

汉、晋以降，对云贵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是羁摩统治。元明清三朝对边疆蛮夷从前代的明显敌视和疏远，逐渐转变为有限度的信用与积极改造。另外，从以前将蛮夷笼统视为怪逆蛮夷或驯顺之夷，改变为在蛮夷中区分“熟夷”与“生夷”，并采取不同的治策。

传统社会中社会控制的目标是根据统治集团既得利益来确定的，作为传统社会的清代，其统治者的社会控制目标为保障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封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

面对云贵地区日益复杂、严峻的土司问题，清代君臣并没有坐等观望，而是采取了一些列对策和措施试图引导、调整、缓解甚至阻断土司问题朝着不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从社会控制手段和策略来讲，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硬控制与软控制相结合，前馈控制、弹压控制、设治控制、法治控制、教化控制多管齐下的策略，一定程度上调整、缓解了日益严峻的民族问题。

结语：

调适云贵地区民族关系这段过程是极其漫长的曲折的，为了有效调整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古代中原王朝先后形成过“五服”或“九服”、“大一统”、“夷夏之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羁糜治策”、“以夷治夷”等战略思想和制度，这些思想贯穿中原王朝治边战略和实践的始终。

在国家治边战略的指导下，从汉朝正式把云南纳入国家政治体系建设开始，到清朝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历代中原王朝就一直重视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对云贵地区进行开发建设，与时俱进地调整与云贵地区的关系，过程艰难，但好在最终云南和贵州现在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史记》《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