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捡到一枚印章,公安调查后调3卡车警力搜山

2022年07月02日19:09:07 历史 1555

在一片废墟中,弥漫着战争过后留下的气息,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衣衫褴褛,脸颊、胳膊、大腿不停流着鲜血,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荒凉的土地上……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集数万国民党兵力对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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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明错误的领导,导致毛主席游击战的正确建议遭到拒绝,而最终导致红军部队无奈之下只得仓促迎战,且完全处于被动,后即使经过一年时间的顽强对抗,最终还是不得以败下阵来。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不得以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十分艰难地开启万里长征。

受上级指示,在红军长征转移的过程中,由五位同志负责转运机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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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奈五位同志转移至江西万载县仙源乡境内时,不幸遭遇敌人追击,光荣牺牲,而他们负责转运的机密物品也因此没有了消息。

据悉,五位同志负责运送的机密物品,见证了我党革命事业的艰难发展历程,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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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机密物品到底是什么?负责转运机密物品的五位同志分别是谁?机密物品后来是否有被找到?其背后又饱含了一个怎样令人动容的历史故事呢?

丢失物品实为我党印章

红军转移期间丢失的这个珍贵物品,其实就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公章

这枚印章由白银制成,正中间是一把锋利的镰刀和一把坚固的锤子,其底部的背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而地球两侧,分别矗立着茂盛的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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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章的外围雕刻着20个隶书汉字,汉字内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文字由两颗明晃晃的五角星隔开。

整个印章庄严肃穆,代表着我党对于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见证了我党革命事业的艰难发展过程,弥足珍贵。

而说起这枚印章的来源,那就得追溯到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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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等革命先辈成功领导平江起义后,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带始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也叫湘鄂赣苏区

1931年7月和9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而后在湖南平江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上,代表们一致同意打造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印章。

之后,在湘鄂赣省委、省政府的无数次重要会议上,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印章都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分别在有关红军发展、土地改革、人事任命等重要文件上留下了鲜艳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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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湘鄂赣省委、省政府搬迁至万载县仙源乡办公,后在湘鄂赣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带的群众们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也使得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据悉,在近2年的时间内,湘鄂赣苏区经济、文化一片繁荣,形成了拥有40余县,300余万人次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感到了深深的恐慌,后经过一番研究,最终将矛头指向湘鄂赣苏区,进而发起了残忍的第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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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集约数万国民党兵力兵分多路对湘鄂赣苏区进行围攻,可当时根据地的红军兵力不足10万,面对着数倍之敌,再加上武器装备的悬殊,红军队伍最终在1934年10月失败,

为了保存实力,红军最终决定放弃湘鄂赣苏区,进而开始艰难的万里长征。

五位同志誓死保卫

中央主力红军开始转移后,专门成立了一支机密转运队伍,主要负责湘鄂赣苏区重要文件、设备以及物品的转移,确保其不会落入敌军手中,进而对我党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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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华苏维埃政府印章便由张春吉、邱思炎、易荣、王群、刘伯芳五位同志进行转移。

出发前,五位同志围坐在一起,一是商量转运路线,二是互相打气,不管路上遭遇任何变故,都一定要将印章保护完好,人在,印章就得在。

上路前,五位同志用油纸将印章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再放到一个黑色皮包里,而后由王群同志小心翼翼保管。

转运路上,五位同志为了掩人耳目,并没有随身携带武器,而是将衣服、脸上蹭满泥,装作一副落魄人家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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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当他们转移至江西省万载县仙源乡境内时,还是被敌军给发现了。

这天,已经奔波了数十个小时的五位同志,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于是,他们悄悄来到一片茂密的树林,侦查了一番附近的环境,确保安全后,才开始掏出背包里又干又硬的大饼啃了起来。

“砰——”,突然间,树林的外围传来了几声枪响,有着多年从军战斗经验的队长张春吉立马站了起来:“大家小心,我们已经被敌军盯上了。”

原来,敌军早已在仙源乡境内布置了眼线,凡是有出没诡异者,都会被敌军早早发现,进而派人将其就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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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携带武器的五位同志本就势力单薄,而面对几十上百人的追击,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对此,张春吉主动站了出来,“一会儿我负责留下拖延敌军,你们四位同志分开逃走。”而后,张春吉又转头望向王群,“王群同志,你一定得把印章保护好……”

面对紧急形势,虽然大家对留下的张春吉十分担心,但为了党和国家,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很快,敌军便追了上来,本以为他们将孤身一人的张春吉射杀后,就会满意地离开,却不料,他们并不死心,立马又开始了对整个树林的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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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等四位同志初来乍到,对这片树林的地形并不熟悉,即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树林中穿梭,但还是因找不到方向而迷了路。

最终,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的敌军就朝四位同志所在的位置凶猛袭去。

此时,王群紧握住手里的黑色皮包,脑子里突然嗡嗡作响,即使是光荣赴死,也不能让印章落到敌军手中。

于是,王群灵机一动,在就近的一棵大树下徒手刨了一个深坑,而后将黑色皮包放了进去,填上泥土,用脚踩实,再将一捧泛黄的树叶铺在泥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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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在大树旁走了两三圈,确保不容易被敌军发现后,便果断离开了。

每一位革命者都是无畏的英雄,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王群等四位同志还是没能逃过敌军的追击,全都牺牲在了敌军冰冷的子弹下,就此留在了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

事后,中央虽然曾派人寻找过五位同志的遗体,以及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但最终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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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王群同志深埋在大树下的印章究竟去哪儿了?这个疑问足足困扰了世人近30年,直到1963年,才被两位伐木工人不经意间发现。

伐木工人30年后有幸发现

1963年,江西省万载县仙源乡派出所内,一对20来岁的兄弟神情紧张,不时将手在裤子上反复摩擦。

这对兄弟,哥哥叫郭桃仁,弟弟叫郭兴仁,他们是仙源乡官元山林场的伐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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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从小相依为命,父母去世早,常年靠乞讨过活,直到几年前被林场老板好心收留,才得以有了一份正经工作。

“说吧,这个印章是怎么回事?”派出所的民警严肃地质问着两兄弟。

弟弟郭兴仁胆子小,被民警吓得不敢抬头,而哥哥郭桃仁深吸了一口气,将整件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1963年10月的一天,郭桃仁、郭兴仁两兄弟和往常一样上山伐木,不知怎么的,明明已经立秋,但当天的天气仍然十分炎热,兄弟俩才砍了2棵树就已经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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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休息一会儿吧!”郭桃仁赶忙拾起地上的毛巾,擦着额头硕大的汗珠。

只见哥哥喘着粗气,向着弟弟的方向走了过来,而后两人慢慢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闲天儿。

郭兴仁递给哥哥一瓶水,随即问道:“大哥,听说隔壁村有个姑娘长得很好看,你喜欢不?”

郭桃仁突然咧开嘴笑了笑:“喜欢是喜欢,但就咱这条件,还是别妄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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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不想,那我去追喽,到时候成你弟媳妇,你可别后悔!”郭兴仁故意挑逗着大哥。

“你这兔崽子,信不信我抽你!”郭桃仁边说着,边把调皮的弟弟推倒在地。

这时,倒地的郭兴仁突然大叫一声,好似背后有个什么硬东西咯了一下,郭兴仁翻身一看,竟是一个黑乎乎的硬物,看形状像个印章。

好奇的兄弟两用水冲了冲印章,洗净后发现是个银制物件,看来能值点钱,于是便放进包里,带回了林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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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林场老板因为家中有事,便安排郭桃仁、郭兴仁两兄弟帮忙到县里参加林业大会,大会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会议期间,郭桃仁、郭兴仁两兄弟因没什么文化,对会议的内容听不太懂,也不太感兴趣,便掏出包里的印章细细琢磨。

这时,旁边一位路过的老大哥停下脚步,低头小声问道:“你拿的这是什么?”大方的郭桃仁随手将印章递给了老大哥。

印章上有着镰刀斧锤,还有红星图案,看完印章的老大哥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奇怪,“这东西可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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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害怕老大哥抢走自己捡来的值钱玩意儿,两兄弟便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这怎么会是宝贝,不值钱不值钱……”

可没想到,这位老大哥竟然是县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深知这枚印章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于是赶紧到门口,拨通了县派出所的电话。

不一会儿,几位风尘仆仆的派出所民警便来到了林业大会的现场,在老大哥的指证下,郭桃仁、郭兴仁两兄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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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派出所的俩兄弟一头雾水,直到派出所民警将印章从他们俩背包里拿出来那一刻,俩兄弟这才知道是印章惹的祸。

到了第二天,派出所在郭桃仁、郭兴仁俩兄弟的带领下,联合当地相关部门,共同出动了三辆大卡车,还安排了一百余工作人员到官元山林场进行地毯式搜寻。

试图从中找到当年五位同志所留下的遗物,以及其他能够代表湘鄂赣苏区历史的重要物件。

后来,站在林场的一侧的郭桃仁、郭兴仁俩兄弟,又遇到了一天前林业大会上的老大哥,老大哥耐心地给俩兄弟讲解了湘鄂赣苏区的革命历史,以及这个中华苏维埃政府印章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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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老大哥的讲解,俩兄弟突然顿悟,同时对革命时期的英雄们肃然起敬。

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实,革命时期曾有过三枚中华苏维埃政府印章,第一枚是由郭桃仁、郭兴仁兄弟俩在林场拾到的银质印章。

这枚印章在1994年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将其珍藏于江西省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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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两枚为木质印章

当时,因为第一枚银质印章的不慎丢失,苏维埃政府便用木头制作了第二枚印章,但由于战争过程中的不断转移,不久后第二枚木质印章也不幸丢失。

直到多年后在一位乡村老奶奶的家中发现,才被有关部门征集,从而陈列在湖南省平江县的平江起义纪念馆中。

在第二枚木质印章丢失后,苏维埃政府又制作了第三枚木质印章,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枚印章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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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文物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是某个时期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等具有崇高价值的具体体现。

中华苏维埃政府印章,虽然被世人遗忘了近三十年,但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弥足珍贵。

它记载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也在不断警示着如今的我们,珍惜现在幸福美好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为我们挣来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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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革命先辈,我们永不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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