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三十一岁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遭暗杀。临死之际还向世凯进言，“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
孙中山于二十五日由东京赶回上海，并亲致挽词：作民权保障，谁非后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案发生以后，袁世凯装腔做势地下了一道严缉凶手的命令。二天之后，也就是二十三日，有一古董商人王阿发提供线索，上海流氓应桂馨有雇凶杀人嫌疑。捕房根据线索捉到应桂馨，第二天，又在应宅捉到正凶武士英。且在应宅中还搜出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以及五响手枪一支。
这些证据已充分表明，国务总理赵秉钧是这次暗杀的主使者，而大总统袁世凯似乎亦无法洗清干系。
三月二十六日，有以国务院名义的通电至各省“据应夔丞（桂馨）23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宣告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立即执行”。这个电文的用意当然是很明确的，欲将国人的视线转移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裁判机关”上去。说他袁世凯、赵秉钧也在将被暗杀的名单之内呢。颇有以此起到混淆事实的感觉。
这个时候，赵秉钧提出要辞职。袁世凯许其请假，后来赵一再续假。最后赵秉钧被调任直隶都督。
宋教仁被枪杀之后，赵秉钧千方百计想摆脱与自己的干系。他向外界发表谈话，声称他与宋教仁是最好的朋友。他说“遁初（宋教仁）经常住在我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时欠下5000元的债，就是我替他偿还了的”。对于洪述祖，他说是唐绍仪介绍过来的。谈到他自己时，他说“我四十岁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五十岁更是一厌世主义者”。
然而，证具就摆在那里，洪述祖是他的机要秘书。无论他如何表白也是难以洗脱干系的。
清帝退位的时候，赵秉钧曾充当如戏台上“华歆”华太尉的角色。也不会是一个“厌世主义者”所当为的。
洪述祖与袁世凯也有直接的联系。袁曾通过洪述祖致电应柱馨，许以“毁宋酬勋位”。
这时，国民党方面建议组织特别法庭来处理宋案。袁世凯极力表示同意，并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暗中却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加以阻止。
四月二十四日，当应桂馨和武士英被移交到上海地方检察厅接受看管，杀人真凶武士英，在狱中不明不白死亡。七月二十五日，应桂馨在一伙流氓的帮助下逃出牢狱。他却公然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给他“勋二位”、现金五千万。袁世凯派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把他刺死。
感觉到袁世凯兔死狗烹、杀人灭口手段太辣的赵秉钧，亦曾打长途电话抱怨袁世凯：“应桂馨如此下场，今后谁敢替总统办事？”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时任直隶都督的起秉钧，死于食物中毒（一说“中风”），而洪述祖在逍遥法外几年后，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处以绞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