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诸多传统行业借其快速发展的“东风”，衍变出了许多新兴的业态。而阿灿（化名）和他的团队成员所在的安保服务行业，便是其中之一。
阿灿
“我的前男友不同意分手，动手打了我、摔坏了我的手机，还威胁我。”“我前姐夫被判决离婚后，不仅藏匿孩子，还有暴力行为。”6 月 3 日，封面新闻记者在阿灿出具的求助者信息中，看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内容。
阿灿告诉记者，“我们是近年来才开始扩展业务线的，新兴业务依靠互联网开拓，和传统业务相比，在服务对象、服务类型、价格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
业务偏向私人订制
每个月能接到五六十个单子
2017 年，阿灿进入了保镖行业。直至2020年，他所在的团队便开始有了结构上的变化。
“随着年龄的渐长，我原本一起工作的同事，很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当地组建了自己的保镖团队。后来，我们发现在互联网上会有很多业务来源，于是我们开始在网络上靠各自渠道获取业务，然后分发到当地做交付。目前，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团队，在地方有注册公司，也有负责人。我是创始人之一，目前在河南，负责京津冀区域的业务。”阿灿告诉记者。
团队成员执行任务中
他透露，新兴业务依靠互联网开拓，和传统业务相比，在服务对象、服务类型、价格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传统的保镖护卫行业，服务对象大多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人，以安保保护为主。而现在的新业务主要服务于普通人，业务类型更多元化，偏私人订制，如反家暴、反校园霸凌、防骚扰、赌徒劝返、叛逆少年教育纠正等。
而在费用上，临时保镖通常是按人头、按小时收费，200元/人/小时起。在阿灿负责的京津冀区域，每月能接到五六十单，月流水约在20万。目前，这样的新业务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了，约占总体业务的一半。
前几日，阿灿的团队接到一个女孩的业务。“她跟我说，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连账都算清楚，但他还是不死心，晚上去到女孩住处，疯狂砸门捶门。那名女孩在选择报警的同时，也想让前男友停止骚扰行为，于是打电话给我们求助。”收到求助的阿灿等人扮作是女孩的“表哥”，通过语言上的震慑，劝退了女孩的前男友。
诸如此类的案例，阿灿等人每个月都能接到不少。他告诉记者，目前有约有80%的求助者都是女性。
该公司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账号一年涨粉近50万
团队成员有散打运动员、拳击手等
为了开拓客源，从去年起，阿灿等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推广。“效果意想不到的好，我们的一个平台号涨到近50万粉丝只花了不到 1 年的时间。”
阿灿告诉记者，从全国来看，团队的成员已具备一定数量。团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全职核心骨干员工，全国有200人左右，另一部分是兼职副业人员，约在2000至3000人左右。“员工有散打运动员、拳击手等。兼职人员就更丰富了，做什么职业的都有，都是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或者想发展副业的目的加入进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校园霸凌，反家暴的活动中，一部分原先的暴力实施者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也愿意加入进来，成为反暴力的一分子。
“不管是全职还是副业，我们的招募标准都比较高，个人能力、道德素养均要过关，还需要提供无犯罪、无诉讼、无被执行的记录。”阿灿说道，“我们也招收女保镖，要求是淮河以南身高165以上、体重150以上，淮河以北身高170以上、体重160以上，退役的拳击手、散打运动员等优先。在市场上，女保镖因为数量少，费用还会更高一些。”
执行任务，陪同求助者来到法庭。
曾面临暴力威胁
极端情况下需配合警察破门而入
在阿灿账号的评论区，记者注意到，有不少网友称其为“民办派出所”。
对此，阿灿认为，这样的称呼是网友的调侃，他们不认可，“派出所只有政府的，哪有民办的。”阿灿和团队成员对自己的定位为“一个有偿且正义的安保服务组织”。
在实际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并非每一次都能通过语言震慑就能解决的。在不少的情况下，团队成员要面临暴力的威胁。“有拿刀砍、拿锥子捅我们的情况，也受过伤。我们不会主动动手，但是一旦对方动手，我们会采取自保行为。受伤之后会走正常就医、报警流程。”
求助者们面临的困境各不相同，更极端的情况下，阿灿等人需要破门而入。在此前的采访中，团队成员阿禄告诉媒体：“进门必须要和警察一起配合才行，这时候，我们的脑子必须要清醒，对风险判断、临时处置决定等能力要求会更高。”
在选择是否接受任务时，阿灿等人有自己的判断依据。“主要是三个维度，我们帮助的人是否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在我们能力承受范围之内。关键要看事实，如录音录像等，证明求助者说明的情况属实，而不是仅听对方的主观描述。”
阿灿告诉记者：“干了这行这么久，对我个人而言，能够救人于危难，我很有成就感。”
律师：
属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
有潜藏风险 应纳入政府规范监管
从法律层面看，此类新兴保镖业务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而执行过程中，保镖、求助者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合伙人余春华律师认为，“首先，要正视求助者的需求。在法治社会，当事人应当尽量通过法律手段，求助国家机关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关不是万能的，像家庭暴力、校园霸凌、骚扰等问题，求助者报警或者向法院起诉，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应当允许当事人进行私力救济。我认为，新兴保镖业务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具体方式，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同时，这一行业潜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余春华说，在执行保护任务过程中，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和暴力行为“打交道”，如果不能严格规范其行为，很有可能侵犯其他公民个人权利，违反治安管理法，严重的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犯罪。保镖团队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恶势力团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而对于求助者来说，如果其不能有效限制保镖的行为，在保镖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求助者可能成为共同犯罪人。
“我个人认为，应将该行业纳入政府监管。”余春华告诉记者。
在缺乏外部有效监管的情形下，仅仅依靠保镖团队管理人员的内部自治，很难保证保镖业务行为的规范、合法。从行业的长远发展考量，建议将新兴保镖服务纳入保安服务管理体系，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其进行全面、严格地监督与管理，以推动保镖服务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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