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昀潞 | “疫情期间，我分手了。”

图源于我朋友

“我分手了。”

今年3月，我的好友伤心地告诉我，她与交往一年多的男朋友分手。当我询问原因时，她则回答道，“在疫情期间，我们之间的感觉变了。”

至于是什么感觉，她也难以描述，只是说“我感觉我们之间不像是在谈恋爱了。我不想每次在我情绪崩溃的时候，他只能在视频中说没关系。我只想要他来抱抱我而已。”

据谷雨数据（2020），约30%的情侣在疫情期间因长期不见面分手。很多大学生情侣不仅受到每天需要网课学习的影响，也面临着因长时间身处异地而导致的分手困境。

究竟是疫情期间的异地导致了分手？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这里仅以大学生情侣在疫情期间分手为例，进行背景与原因探究及其反思。

（一）疫情期间的异地与“CMC”人际传播背景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让中国高校大学生们都隔离在家，使得许多情侣们需要经历“疫地恋”与“异地恋”。

异地恋使得情侣们不得不面临远距离关系，不仅是地理距离，也可能是心理距离。情侣们在接受远距离会给关系带来更多自治与自由空间时，也要用更多的认知和情感能力对关系作调节和管理。

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异地中，大多数的大学生情侣们主要通过微信这一媒介进行人际传播。线上的交流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导致大学生情侣们的原本线下与线上融合的传播方式转变为线上的CMC传播。

（二）大学生疫情异地分手的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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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模式转变的不适性

《爱疯了》剧照

（1）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关系不得不转为线上交流

虽然在疫情之前，当代“网络原住民”的大学生早已习惯通过手机微信与情侣交流，以及线下与线上的切换模式。

但此次疫情却让大学生情侣们不得不改变以往多元的交流模式，只能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其中尤以手机微信居多。而这就导致了情侣们因传播媒介改变而产生的不适应。

大多数大学生情侣亲密关系的产生根植于线下面对面（FtF）的相遇，亲密关系的发展也依托于线下面对面的交流。这就使得大学生情侣的传播模式是交互性的、同步互动的、真实情境性的与参与反馈性更强的。

虽然当下移动媒介的盛行，使得情侣们早已浸透在媒介中。情侣们几乎每天也都会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沟通，甚至在社交媒体沟通的时间比线下面对面的时间更长。

社交媒体赋予情侣即时即地的虚拟在场与交互性，但这种真实性的感觉实际上是流动的，真实性流动的频率与强度仍需依托于线下面对面的传播。面对面传播的可及性与亲密关系的维系和发展密不可分。不然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网恋情侣想要“奔现”了。

而疫情中的大学生情侣的亲密关系的发展不同于过去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传播模式，只能依托手机这一技术媒介。过去的面对面传播所赋予的基础就此崩塌。这就使得传播模式需要转为虚拟在场的、异步性的、低社会语境的。

媒介的转变使得情侣们容易产生错位之感。比如我的好友疫情期间就觉得她男朋友在手机的呈现与过去有一些差别。

（2）CMC中的“前前区”和“深后区”

戈夫曼（Goffman，1989）在拟剧论中提到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分为“前台”和“后台”，人们在前台中扮演符合一定社会标准的理想社会角色，在后台更多表现为真实轻松的自我。

在数字媒介中，前台与后台的关系变得模糊。梅罗维茨（Meyrowitz，200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前前区”和“深后区”。

不同于面对面时前后台并行展示的情况，微信聊天作为前台，大学生情侣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有选择性的。大学生情侣们由于传播媒介模式转变的不适性，在微信（前区）聊天中会有选择地表现自己的“后台”行为，比如表露出自己伪素颜在家的模样给予对方新鲜感。同时情侣们会有所顾忌，在微信也避免完全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将“后台”行为“后台化”。

长此以往，伪素颜在家的新鲜感变得不再新鲜，而自己的所有情绪也因顾忌被隐藏。传播媒介模式转变的不适性就会使大学生情侣双方愈加疲惫，从而导致亲密关系的变质。

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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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暗示的社会线索消失

据库尔兰和马尔库斯（Culnan&Markus，1987）的“线索过滤”，在面对面互动时，人们通过真实的物理空间进行互动，既有物质互动又有象征互动。而CMC纯粹是经由传播行为构建的，其关键特征是缺乏亲身在场丰富的非语言暗示。

（1）人类的本质是拥抱的，肉体的

首先，人类渴望与伴侣的身体接触。研究者认为，接触对于人的健康生活与成长非常重要。

但在疫情中的被迫异地，实体距离的区隔导致情侣们早已习惯的身体接触消失。而许多伴侣感到最被爱的时候是受到伴侣的抚摸、拥抱、亲脸颊、亲吻等（胡春阳，2016）。

（2）非语言因素导致误解产生与成本上升

而且，大学生情侣在微信聊天时，通过文本很难看到对方的表情与神态，知晓对方的语气。由于这些非语言因素的缺失，容易产生许多误解。也因为无法全面观察和了解对方情形，仅仅靠语言符号沟通可能会导致无端的嫉妒和猜疑。

因此CMC传播者要在讯息里整合进比面对面散播的口语讯息更多的信息，需要字面拼写出情感、表情。但反复解释又增加了互动的成本和烦琐（胡春阳，2016）。

但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中对情感要求含蓄表达，以及情侣的一方总希望另一方能猜测自己的想法的倾向。在缺失表情、姿态的情境中，字面上拼写出情感实属难事。

（3）虚拟在场性难以提供实时事务性帮助

大学生情侣们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视频。在视频中，情侣们跨越了空间，在媒介中实现虚拟的在场交流，使之与面对面传播有惊人地相似。

但一方面，这会放大无法拥抱的遥远距离，无法提供实时事务性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比如一方生病得很难受，但另一方除了说“多喝热水”以外还能做什么实际性的行动吗？或许说再多的安慰都抵不上面对面的拥抱。

另一方面，视频下线之后使得距离感与异步感再次萌生与加强。比如生病的一方视频通话之后，可能会苦恼于线上视频时间的短暂，以及线下一个人渴望伴侣的孤独。这种患得患失感或许会让人更难受。

图源于我朋友

（4）疫情作为社会环境导致的情感焦虑

传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人际传播。新冠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免会带给人们大量情感上的焦虑与不安，这与大学生情侣异地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相互交杂。

而大学生情侣们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结束远距离互动而在一起面对面相处，对情侣关系产生了很大的考验。

信号理论（Donath，1999）表明人们相信线下交流所得的各种信息，却倾向于怀疑个人在CMC中提供的自我信息。再加之疫情的紧张也使得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手机上，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与情感交流。

但由于缺乏生活中共有的琐碎细节，导致过少与伴侣的交流，或为了避免此情况而过多与伴侣之间进行自我披露，最终都难免会产生交流的无奈——无话可说，进而产生厌倦。

（三）反思：爱是需要互相学习的能力

但细细思考，难道真的是疫情期间的异地导致大学生情侣们分手吗？

一项研究认为，比起地理接近的对方，远距离的浪漫关系同样，甚至更亲密，更令人满意（胡春阳，2016）。因为相对于地理靠近的配偶来说，远距离的配偶能够进行更具适应力的自我揭示，形成更理想的关系感知。

CMC有时甚至会比FtF具有更多的友好性与社会性。在异地恋中，情侣们有各自独立的空间，交流会更倾向于精神上的共鸣。没有生活琐碎构成的矛盾，也会带来新鲜感。至于缺失的信息，双方会自动进行填补，从而理想化。

《远距离恋爱》剧照

在当今的数字媒介下，亲密关系呈现出液态化与快速化的趋势，没有稳定性。社交媒介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亲密关系双方交流的情景与方式，却不是造成异地恋失败的主要因素（张良悦，李锦辉，2020）。

爱的确是一种本能，但更多地是一种能力，需要双方共同的学习与努力。不仅要对爱上心，还要学习对方爱的语言，学会异性爱的密码（胡春阳，2016）。

疫情与异地恋的确是分手的原因，但或许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双方都还没有掌握好爱的能力，没有相互体谅与包容，依旧以自我为中心，而非以对方为中心。毕竟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St. Paul，51）

（四）建议：双方需运用更多的认知和情感能力

《怦然心动》剧照

说了这么多，那有什么应对异地恋的方法吗？据《人际传播学：理论与能力》（胡春阳，2016），远距离关系唯一的诀窍就是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用更多的认知和情感能力调节和管理关系。

●互相在意互相需要：双方都看到保持长距离关系的需要，都努力让它运转良好。

●面对面的可实现性：双方都知道最终会结束远距离互动而在一起面对面相处。

●关系前提的稳定性：当双方对关系的承诺程度都强烈，并且关系是在各自远走之前就已经牢牢建立了的。

●多多传播：双方基本上都能进行声音通话。

●大事琐事相融合：双方既愿意谈论“大事”，也愿意谈论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琐事”。

●具有处理关系的能力：双方谈论关系并有各种方法去处理关系，而这些关系可能对长期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多多见面：双方只要一有机会就创造在一起的机会（Sahl-stein et al.，2008）。

参考文献：

[1] 胡春阳.《人际传播学：理论与能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 (美)欧文·戈夫曼著;黄爱华,冯刚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张良悦,李锦辉.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异地恋人亲密关系研究[J].传媒观察.2020.9

[5] 唐铭一.关于大学生恋爱模式的探讨——以异地恋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1

[6]谷雨数据-腾讯新闻.“疫情还没结束，我们的爱情熔断了”丨谷雨数据.URL：

[7]保罗.《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

杨昀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