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是我啊,小江..."我站在大雨中,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指尖被水浸得发白。
那是1997年的盛夏,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彩旗般的录取通知书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东西,红色的校徽在纸上熠熠生辉,像是照亮了我十八年来走过的所有泥泞小路。
我是农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可家里拿不出学费。
母亲思来想去,让我去找二伯借钱。
二伯在镇上开了个小百货店,进了不少城里来的商品,卖火柴、肥皂、搪瓷盆、暖水瓶,还有那时候才开始普及的彩色塑料制品,在我们村里算是有钱人了。
"大学?那不是读了也白读吗?"二伯咧嘴笑道,手里的算盘噼啪作响,铜钱大小的算珠被他拨得飞快。
"现在下岗工人满街都是,你爹不是在砖厂干得好好的吗?"
"你跟着学学手艺,不比什么大学强?"
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咬着嘴唇,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录取通知书被我紧紧攥在手里,那层薄薄的塑料膜已经被我捏出了褶皱。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雨水中渐渐模糊。
二伯的店里有个老式台灯,昏黄的灯光下,他正在翻看账本,皱着眉头,好像生意也不太好。
"小江啊,二伯不是不想帮你,是真的..."二伯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转身离开了。
我永远记得那天回家的路,泥泞不堪,就像我的心情。
我的解放鞋灌满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像是某种难听的伴奏。
父亲在院子里抽着烟,那种散装的大前门,廉价却呛人。
看到我回来,什么都没问,只是沉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母亲在灶台前忙活,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看到我湿漉漉的样子,眼里闪过一丝了然。
屋子里飘着咸菜和米饭的味道,墙角的老式收音机正在播放着天气预报,说明天还是雨天。
"没事,咱们自己想办法。"父亲说道,声音低沉却坚定。
那个夜晚,我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小声商量。
屋外的雨打在芭蕉叶上,"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在为我的未来打鼓。
第二天一早,父亲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去了县城,后座上绑着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我十二岁生日时全家一起攒钱买的。
回来时带着一沓贷款合同,他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抵押了出去。
母亲悄悄拿出了她攒了多年的绣花钱,那是她在大队办的女工组里刺绣积累下来的,用旧枕巾包着,藏在米缸底下。
邻居刘大娘听说了,硬是塞给我两百块钱,那是她卖了一头小猪的钱。
就这样,东拼西凑,我终于踏上了去往大学的列车。
离开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像是送什么大人物似的。
母亲包的肉粽子塞满了我的行李袋,压得袋子都快裂开了。
父亲给了我一个旧钱包,里面是他省下的烟钱,足足三百块。
站在绿皮火车的窗口,我看着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突然意识到,我的肩上不只是背着一个家的期望,还有一个村子的目光。
大学四年,我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不超过一百五,食堂里最贵的菜我从来不点,只吃两毛钱一个的馒头就咸菜。
冬天里,我的手冻得通红,却舍不得买手套。
宿舍里其他同学周末出去看电影、吃肯德基,我总是借口要复习功课留在宿舍里。
假期做家教,寒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勤工俭学,图书馆、食堂、校办工厂,只要有活儿我就去干。
总算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能偶尔寄点钱回去。
毕业那年,我拿到了"优秀毕业生"的证书,父母从村里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母亲穿着她最好的那套花棉袄,印着粉色小碎花;父亲穿着他唯一的一套"的确良"衬衫,显得格外认真。
他们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看着我上台领证书,脸上的笑容比七月的太阳还要灿烂。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那是1997年互联网刚刚起步的年代,电脑还是个稀罕物件,我们写程序还用着笨重的486电脑。
起初只是个普通程序员,每天加班到深夜是常态。
周末的时候,宿舍楼下老张家的馄饨摊成了我的食堂,三块钱一碗,热气腾腾,足够一个年轻人的胃口。
我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小房子里,一个月三百五的房租,十平方不到的单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
省下钱来还债、给家里寄钱,每个月都要去邮局排队,填那种黄色的汇款单。
父亲还在砖厂干活,腰弯得更厉害了;母亲在村里帮人照看孩子,赚些零花钱。
每次回家,看到他们日渐佝偻的身影,青筋暴起的双手,我都暗暗发誓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2000年,公司业务开始扩张,我被提拔为小组长,开始带着三个新人一起做项目。
那时候的互联网正如日中天,我们赶上了好时候。
2003年非典那会儿,大家都不敢出门,我却接了个大单子,足足干了三个月,挣了平时三倍的钱。
转眼到了2010年,我已经是公司的技术主管,手下带着二十多号人,收入也比刚毕业时翻了好几番。
办公室从当初的地下室搬到了高楼大厦,电脑也从486换成了时髦的笔记本。
这一年,我在省城买了房子,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室两厅,装修得简单大方。
我决定把父母接来同住。
"儿子,我们在村里住惯了,去城里干啥?"母亲在电话那头犹豫道,背景音里是村里大喇叭在播放什么通知。
"妈,您和爸这些年辛苦了,该歇歇了。"我说,心里想着父亲那越来越弯的腰,和母亲那开始浮肿的双腿。
"城里医疗条件好,我也能照顾您二老。"
"要不,先来住几天试试?"我又补充道。
经过再三劝说,父母终于答应了。
搬家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
父亲把那台永久牌自行车送给了村里的李大爷,母亲把几十年攒下的老物件分给了街坊邻居 - 有她年轻时用的搪瓷盆、绣花针、还有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铝制饭盒。
唯独那个老式座钟被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了行李里。
那是爷爷留下的唯一值钱物件,一直挂在我们家堂屋的正中央,滴滴答答,见证了这个家的悲欢离合。
父母把祖辈留下的老宅子锁了起来,带着简单的行李上了我的车。
那是我买的第一辆车,新桑塔纳,不算豪华但很实用。
"儿子有出息了,老两口享福去喽!"邻居们笑着说,眼神里有羡慕,也有不舍。
父亲笑而不语,母亲红了眼眶。
我知道,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那座老宅承载了太多记忆 - 我蹒跚学步的痕迹,父亲在天井里修自行车的身影,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
城市生活一开始并不顺利。
父亲不习惯电梯,总是选择走楼梯,即使我们住在十八层;母亲不会用燃气灶,习惯了柴火的她差点酿成事故。
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对他们来说像是外星产物,他们只敢远远地看着年轻人在上面锻炼。
自动取款机、超市里的条形码扫描器、电子公交卡,每一样新事物都让他们手足无措。
最让他们不适应的是城里人的生活节奏和社交方式。
在村里,邻里之间串门聊天是常事;而在城里,即使住在隔壁,也可能一年都见不上一面。
母亲尝试着像在村里一样,给邻居送自己腌制的咸菜,却被礼貌地谢绝了。
"儿子,我们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一天晚上,母亲忽然问我,她坐在阳台上,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眼神迷茫。
"怎么会呢?"我连忙说道,"有您二老在,这才像个家。"
我特意请了两天假,带着父母去附近的公园、超市熟悉环境,教他们使用电器,告诉他们怎么坐公交车。
渐渐地,父母适应了城市生活。
父亲在小区里找到了几个棋友,原来都是从乡下搬来的退休工人,每天下午都去楼下的亭子里厮杀几盘,脸上有了笑容。
母亲加入了广场舞队伍,学会了用微信和老姐妹们聊天,偶尔还会发一两张自拍照,配上"今天天气真好"这样简单的文字。
看着他们渐渐融入新环境,我的心里充满了欣慰。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平静。
"喂,是小江吗?我是你二伯啊..."听筒里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瞬间把我拉回到那个雨天。
我的手指微微发颤,仿佛又回到了十三年前那个被拒绝的下午。
二伯说他的小百货店因为大型超市的冲击已经开不下去了,又赶上了"万村通工程",村里通了自来水电,他之前靠卖煤油和电池赚的钱也没了来源。
儿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他和二婶靠着微薄的养老金过日子,最近二婶得了类风湿,整天疼得睡不着觉,医药费捉襟见肘。
"小江啊,二伯知道当年对不住你,但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二伯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能想象他握着电话的手是如何颤抖的,就像当年我握着录取通知书站在他面前那样。
放下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呆。
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雨水、拒绝、失望、屈辱,所有情绪一齐涌上心头。
那个夏天的雨,那本被雨水打湿的录取通知书,那句"读书有什么用"的话,都像是刻在我心上的伤疤,虽然结痂了,但轻轻一碰还是会痛。
父母早已经睡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客厅里挣扎。
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照在茶几上的全家福上 - 这是我们搬进新家后拍的第一张照片,父母站在中间,笑容灿烂。
第二天一早,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去上班了。
这事搁在我心里,像块石头,沉甸甸的。
几天后,二伯来了。
他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刻下的沟壑,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夹克衫,手里提着几袋家乡特产,局促不安地站在我家门口。
"小江,你二伯来了!"母亲热情地招呼着,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事。
父亲的反应却很冷淡,只是点了点头,嘴里嘟囔着"稀客啊",便转身进了房间。
那天晚上,我特意做了几个家乡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二伯爱喝的米酒。
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尴尬。
二伯不停地给我夹菜,说着家乡的变化,村里的老榆树被雷劈了,村头新建了文化站,隔壁李家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
话里话外都是对我如今生活的羡慕。
"小江,你看你现在多有出息,住大房子,有好工作,真是光宗耀祖啊!"二伯说道,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我只是礼貌地笑笑,没有多说什么。
父亲一直低头吃饭,神情冷淡;母亲则不停地给二伯倒茶添饭,试图缓和气氛。
饭后,二伯终于说出了来意 - 他想借五万块钱给二婶治病。
"小江,你知道的,我们家现在..."二伯欲言又止,手里捏着茶杯,指节发白。
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拒绝过我的人,心里五味杂陈。
要不是当年他的拒绝,我可能早已放弃大学梦想,留在村里做个普通农民。
但也正是那次拒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路上,有时候只能靠自己。
我想起了那个雨夜,想起了父母为了我上学东拼西凑的艰难,想起了我这些年从贫寒学子到公司主管的奋斗历程。
每一步都很难,但每一步也都很值得。
"二伯,您先休息,这事我考虑考虑。"我说道,声音平静。
晚上,我和父母商量这件事。
我们坐在客厅里,窗外的霓虹灯照进来,映在父亲沧桑的脸上。
"不借!"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眼睛里闪着怒火,"当年你上大学,他看都不看一眼,现在他有难处了,就想起你来了?"
"她二婶跟着他受了一辈子罪,家里有点钱都给儿子买房子了,现在老两口没人管,活该!"父亲越说越激动,拿起烟就往外走。
母亲则温和地说:"小江,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爸妈不干涉。"
"不过,血浓于水,他毕竟是你二伯..."母亲顿了顿,"再说了,人家二婶对你一直不错,记得你小时候发高烧,是二婶半夜背着你去镇医院的。"
听了母亲的话,我恍然想起小时候的一幕 - 我发高烧,烧得昏昏沉沉,是二婶背着我走了五里路到镇医院,那时候二伯出门做生意去了。
二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对我们这些侄子侄女都很好。
每次我去他们家,二婶总会偷偷塞给我一个鸡蛋或者一块红糖,说是补身子。
我整夜未眠,思考着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窗外是城市的灯火,远处高楼的霓虹灯不停闪烁,像是在提醒我,无论走多远,有些事情永远都会跟随着你。
第二天清晨,我做出了决定。
"二伯,钱我可以借给您,但是有个条件。"我平静地说,看着他疲惫的眼睛。
二伯眼睛一亮:"什么条件?你说!"他的手不自觉地抖动着,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希望您能记住,当一个年轻人有梦想的时候,即使帮不了,也请不要打击他。"
"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无论他来自哪里。"
二伯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惭愧。
他低下头,长叹一口气:"小江,二伯对不起你..."
声音里满是愧疚,那一刻,他不再是记忆中那个高高在上的长辈,只是一个犯了错的老人。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密码是您的生日,里面有五万块钱。"
"二婶的病要紧,您先回去吧。"
二伯接过银行卡,眼圈红了。
他突然拽住我的手,老泪纵横:"小江,二伯欠你的不只是这五万块钱..."
"是二伯当年糊涂,不识好歹,对不起你啊!"
父亲在一旁看着这一幕,脸上的表情也渐渐软化了。
他走过来,拍了拍二伯的肩膀:"老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小江能有今天,也多亏了当年你的拒绝,逼着他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咱们都是一家人,别想那么多了。"
二伯走后,父亲难得地夸了我一句:"儿子,你比我们看得开。"
他点了支烟,沉思着,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
"爸,我不是看得开,而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往往来源于误解和时代的局限。"
"二伯当年的拒绝,可能是因为他不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也可能是因为他确实拿不出那笔钱。"
"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因为过去的事情而否定现在能够帮助别人的可能性。"
"这些年,您和妈为我付出那么多,我已经很幸运了。"
父亲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里有欣慰,也有感动:"是啊,当年我们也是不容易,抵押了电视机,借了一圈钱,就为了你能读书。"
"现在看来,值了!"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我们儿子长大了,比我们都想得透彻。"
一个月后,二伯又来了,这次是来还钱的。
他的精神好多了,脸上的皱纹似乎也舒展了些。
"小江,二婶的病好多了,这是欠你的钱。"二伯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现金,还有一张二婶亲手绣的手帕。
我没有接:"二伯,钱您留着用吧,就当是我这个侄子的一点心意。"
"再说了,您和二婶平时没少照顾我爸妈,这都是应该的。"
二伯执意要还:"不行,这是借的就得还。"
"你二婶知道了这事,非要我把钱还给你不可。"
"她说,当年我们没帮上你,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现在你有难处帮我们,我们更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
看着二伯坚决的样子,我接过了钱。
"二伯,您和二婶要是觉得城里生活方便,可以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父母在这里也有个照应,大家有个照应。"
"这房子够大,不差您二老一个房间。"我真诚地提议道。
二伯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暗淡下来:"这怎么好意思啊?"
"再说,我们在村里住了一辈子,舍不得那个老房子..."
他的声音里有犹豫,但更多的是向往。
"您先回去和二婶商量一下,不急着做决定。"我拍拍他的肩膀,"城里医疗条件好,二婶的病也好治。"
送走二伯后,父亲问我:"你真的想让他们搬来?"
他点了点烟,眉头微皱,似乎在思考这个决定的后果。
"爸,我是真心的。咱们家房子够大,而且您和妈能有个伴,我上班也放心。"
"再说了,老人家年纪大了,在一起也能互相照应。"
"当年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往前看。"
父亲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周全。"
他望向窗外,目光悠远:"人这辈子啊,计较得越多,心里越不痛快。"
"你二伯当年那么做,也有他的难处。"
"咱们能包容,就包容吧。"
两周后,二伯和二婶真的搬来了。
他们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旧皮箱,一个竹编的篮子,篮子里装着二婶的针线活和一些药罐子。
二婶是个矮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却扎得一丝不苟,手脚麻利,一看就是个勤快人。
起初,大家都有些拘谨,但慢慢地,这种尴尬消失了。
二婶和母亲一起买菜做饭,两个老太太总有说不完的话;二伯和父亲一起下棋聊天,从村里的闲事聊到国家大事,倒也其乐融融。
晚饭后,四个老人一起在小区里散步,说说笑笑,倒像是回到了从前在村里的日子。
父亲和二伯小时候一起放牛的故事,母亲和二婶年轻时一起插秧的回忆,都成了饭桌上的谈资。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看到客厅里亮着灯。
二伯一个人坐在那里,桌上摆着一瓶白酒,已经喝了一半。
看到我回来,他朝我招了招手:"小江,来,二伯有话想对你说。"
酒精让他的脸微微发红,眼神却格外清明。
我坐到他对面,等着他开口。
"当年你来借钱上大学,二伯拒绝了你,其实不是不想帮你..."二伯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那时候店里刚遇到困难,你二婶也生病了,我手头确实很紧。"
"但更重要的是,我那时候不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你看村里那些初中毕业的孩子,不都是去打工了吗?我以为你读了大学也是一样的结果。"
"那会儿正是下岗潮,城里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我寻思着,与其让你花那冤枉钱,不如早点去学门手艺。"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
"这些年,我看着你一步步走到今天,才明白自己当初有多么短视。"
"教育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让一个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小江,二伯真的很为你骄傲,也很遗憾当初没能支持你。"
二伯的眼睛湿润了,在灯光下闪烁着悔恨和自责。
"二伯,您别这么说。"我给他倒了杯茶,替换掉那杯白酒。
"其实我要谢谢您当年的拒绝,正是因为那次经历,我才明白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
"这份坚强和独立,是您无意中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二伯的眼睛湿润了:"小江,你长大了,比我们这些老人都明事理。"
"二伯啊,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
"你问吧。"二伯抬起头,目光坦然。
"当年我去借钱那天,您为什么不肯正面回答我?直接说没钱不就完了?"
二伯沉默了片刻,苦笑道:"其实,那时候我是有点钱的,但都投到货品上了,一时周转不开。"
"如果直接告诉你没钱,怕你看不起我这个当二伯的。"
"所以就找了个借口,说什么读大学没用...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后悔当初那么说。"
听了这话,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往往源于无法说出口的自尊和面子。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隔阂彻底消失了。
二伯像是要弥补当年的遗憾,处处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二婶则经常做些家乡小吃给我解馋。
我也尽力让两位老人在城市生活得舒适自在。
带他们去医院复查、陪他们去公园散步、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看着他们慢慢融入这个陌生的城市。
转眼又是一年春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有城市的精致点心,也有乡村的家常味道。
饭桌上,父亲提议让二伯说几句。
二伯站起来,端起酒杯,有些紧张地清了清嗓子:"我敬小江一杯。"
"以前我常想,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最重要?是金钱?是地位?还是名声?"
"现在我明白了,最重要的是亲情和理解。"
"小江,二伯以前对不住你,但你不计前嫌,反而帮助我们。"
"这份恩情,二伯记在心里。"
"来,干杯!"
我也站起来,和二伯碰杯:"二伯,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是一家人,本就应该互相扶持。"
"再说了,如果不是当年那件事,我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有时候,挫折反而是最好的礼物。"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父亲和二婶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窗外,春节的烟花绽放在夜空中,绚烂而短暂,就像人生中那些起起落落的经历。
父亲的收音机里传来新年的钟声,二婶包的饺子在锅里翻滚,母亲挂在墙上的那幅福字微微摇晃。
爷爷的老座钟滴滴答答地走着,仿佛在诉说着时光的故事。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生活不仅仅是向前奔跑,有时候也需要回头看看,去理解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或许也有自己的无奈和苦衷。
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宽恕自己,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行。
我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家人,想起了那个雨天,想起了那张被雨水打湿的录取通知书,想起了这十几年的奋斗历程。
曾经的痛苦和挣扎,如今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
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拥有了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 - 相互理解和支持的亲情。
这或许就是生活最大的财富,也是我从97年那个雨天走到今天最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