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当年救了我家命,我欠他一辈子,这事儿,我得还。”
张伯的话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我的心湖,激起阵阵涟漪。
1993年的夏天,村里依旧是那副老样子。土路坑坑洼洼,天一热,路上全是扬起的灰。庄稼地倒是一片绿油油,风一吹,像是掀起了层层碧浪。
那天的太阳特别毒,晒得人喘不过气,地里的庄稼也直往下蔫。父亲累了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泥土和汗味,脸也晒得黝黑发亮。
“今天又帮张家拉了一车麦子。”他喝了口凉水,随口一句。
母亲正忙着做饭,头也没抬:“自个儿的地还没忙完呢,就去管别人。”
父亲嘿嘿一笑:“人家老张一个人带着几个娃,实在忙不过来,咱有三轮车,不帮说不过去。”
我当时年纪小,不懂这些话里的意思,只觉得父亲的三轮车特别威风。村里只有父亲有这么一辆车,买回来也没几年,已经成了大家的“救急神器”。
大伯家收麦子需要用,隔壁李婶家拉柴火也要用,三天两头有人来借。母亲有时候忍不住抱怨:“你这车就是给别人买的吧?”
父亲总是笑着摆摆手:“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一把,谁还能图这个发财啊?”
那年收麦时节,张伯家正是最难的时候。几个孩子年纪小,张伯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偏偏那几天又遇上了突如其来的大雨。父亲帮他拉了两车麦子,硬是赶在雨前把粮食收了回来。
这事儿在我心里没留下多深的印象,毕竟父亲帮人干活是常有的事儿。可没想到,这次的举手之劳,却成了张伯一辈子的牵挂。
1993年的秋天,父亲突然病倒了。他整个人瘦得皮包骨,脸上没一点血色。开始我们都以为是累着了,后来才知道是胃癌晚期。
母亲为了给父亲治病,跑遍了所有能借钱的地方,家里的积蓄掏光了,甚至连父亲最宝贝的三轮车也挂出去卖了。
“要是换成别人,谁肯买这车?”母亲一边抹泪,一边叹气。
没想到张伯主动找上门来,说要买车。
“嫂子,这车我买了,价钱按新的算,你就别操心了。”
母亲愣了半天,连连摆手:“哪能按新的算,旧车就是旧车,也就值那些钱。”
张伯却说:“我也正好缺个车用,嫂子你别跟我争。”
几经推辞,母亲还是收下了钱。那天晚上,她背着我偷偷抹眼泪,说父亲的车没了,像是断了根骨头。
可就算这样,父亲还是没能熬过去。1994年的冬天,他走了。
父亲走的那天,村里下着小雪,天冷得刺骨。灵堂里摆了几张破旧的凳子,来的人却不少,村里人都说父亲是个好人,走得可惜。
张伯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蹲在灵堂外头抽烟。他没说一句话,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直到天快亮才走。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母亲改嫁,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那时候,奶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晚上还要为我做饭缝衣服。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地里的活儿基本都是奶奶一个人扛着。
村里有人偷偷议论,说我们家这日子是熬一天算一天。
有一年夏天,村里来了联合收割机,割麦子不用再靠人力,倒是方便了不少,但收费也高。
那年张伯主动垫了收割费,还亲自开着他的车,把麦子送到了家里。奶奶说啥也不肯收他的好处,可张伯只说了一句:“你们家有困难,这点事算不上啥。”
后来,奶奶年纪大了,地也种不动了。村里兴起了包地,别人家一亩地能包到800块,可我们家的地只包到500。
原因是地里有父亲的坟,村里人都嫌晦气,没人愿意出高价。奶奶气得直骂,说这是欺负人,可也没办法,只能认了。
谁知道第二天,张伯就找上门了。
他说要包我们的地,给的钱跟别人一样,800块一亩。奶奶问他:“你不嫌晦气?”
张伯笑着摆摆手:“啥晦气不晦气的,你爸当年救了我家命,这点小事算啥。”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年父亲帮张伯拉麦子的时候,张伯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候。他的三女儿突发高烧,家里没钱看病,张伯急得团团转。
父亲拉完麦子,听说了这事,二话不说就把兜里仅有的50块钱塞给了张伯,说:“人命要紧,拿去给孩子看病!”
这件事张伯一直记在心里。后来父亲病重时,张伯想还父亲这个人情,可父亲却说:“你家也不宽裕,这事我早忘了。”
张伯一咬牙,才买下了那辆三轮车,算是帮我们家解了燃眉之急。
这些事是奶奶告诉我的,她说张伯是个念旧情的人,当年要不是父亲拉了那两车麦子,张伯一家子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可谁想到,这一帮,就是一辈子。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张伯听说后,特意跑来家里,塞给我一笔钱,说是“给你买书用的”。
我推辞了很久,可最后还是没拗过他。他叹了口气:“你爸是个好人,没能看到你出息,我替他高兴。”
毕业后,我去了外地工作。几年后回村,听说张伯身体不好,几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我心里不是滋味,想着找机会回报他,可张伯总是摆手:“你爸帮过我,我帮过你们,大家都一样。”
张伯去世那年的冬天,村里人自发给他立了一块碑,写着“张家老伯之墓,德泽长存”。
站在坟前,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人活着,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为了让人记住你这个人。”
那一刻,我才明白,父亲和张伯,虽然都走了,但他们的情谊却像这片土地,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天边的雪还在下,落在坟头,像一层轻轻的被子,盖住了两个好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