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之一于秀源。（南方周末记者翟星理/图）
博士档案
于秀源，1942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区。
1959-196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数学系，1964年考取杭州大学研究生。
1964-1966年，杭州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师从陈建功先生，学习函数论。
1966-1968年，受“文革”影响学业中断。
1969-1970年，在杭州人民中学任教。
1970-1978年，在杭州第四中学校办工厂整流管厂工作。
1978年秋，考取山东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学习解析数论。
1980年5月，提前毕业，任教于山东大学数学系。
198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超越数论的研究。
1983年5月，获山东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基础数学专业），留校任教。
1984年起，历任山东大学数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1987年起任教授，在杭州师范学院工作，历任杭州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副院长、副院级巡视员。
1991年，获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2002-2008年，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筹）院长，衢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2021年，退休。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讲不出什么理由，也许这就是命运吧。”谈及选择数学的缘由，原本讲求逻辑的于秀源，选择将命运当作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10岁时一个人离家到济南读初中开始，杭州和济南两个城市记录了于秀源七十余年的全部人生。数学，则是持久不变的主题。
1964年，于秀源考取杭州大学的研究生。那一年，他带着简单的行李，第一次离开故土山东，来到杭州，在陈建功指导下学习函数逼近论，并开展学术研究。“文革”中断了他的研究生学业。他先后在杭州市人民中学和杭州四中做过教师，先后做过校办工厂（杭州整流管厂）工人、车间主任。在这动荡纷乱的十年里，他从未放下过对数学的牵挂。
1977年，报纸刊发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已经在杭州整流管厂工作8年的于秀源再次走进考场。
36岁再读研究生，于秀源深知困难重重，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导师潘承洞教授的指导和建议下， 他选定超越数论和密码学研究。1980年5月，入学一年半后，他就通过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并提前毕业。1983年5月，于秀源作为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之一在人民大会堂接过博士学位证书，这也是山东省的第一顶新中国博士帽。
回忆这段历程，他笑称：“我读了一年半研究生没拿到研究生毕业证书，没有做过博士研究生，却成了博士。”
于秀源先后在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担任教职。在进行数论和密码学研究的同时，他还开展数学教育的研究，培养了多名数学教育专业硕士，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数学的热爱。
在于秀源看来，数学是一门吃“青春饭”的学科，需要天赋与灵感。耄耋之年的于秀源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再做数学理论研究。但在他杭州的家中，潘承洞所著的《哥德巴赫猜想》还是被摆在书柜上最醒目的位置。
“天生就是喜欢数学”
南方周末：从本科到博士，虽然有细分领域上的变动，但你一直以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你是如何对数学产生兴趣的？
于秀源：我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我觉得人的“聪明”是天生的。我绝算不上聪明，但是，我好像天生就是喜欢数学，数学是我成绩比较好的一门课，但是我做不来需要动手能力的工作。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和一个研究生同学聊起过，他也是学数学的。我说你为什么学数学呀，他说就是喜欢。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也是因为喜欢。
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家庭条件比较差。父母都是农民，但是他们很重视文化知识，经常教育我和姐姐说，一个人没有文化不行，有文化、有知识，才有前途。
10岁高小毕业，我就一个人去济南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是早上从食堂买几个馒头带着当午饭，走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去山东省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那里有一套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数学大辞典。三年高中读下来，我也基本上读完了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这三本词典。
南方周末：10岁的时候一个人去济南学习？
于秀源：当时我们村以及邻村有几个人都在济南上学，我们就一起租一间房，睡的是大通铺。从初中开始，到后来读高中，大学本科、研究生，再到后来参加工作，可以说，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十七八年都是在济南度过的。
南方周末：高考的时候，山东大学数学系是你的第一选择吗？
于秀源：是的。我总共参加了两次高考，1958年那次没考上，接着就在黄台电厂建筑工地做了一年临时工。第二年考上了。当时，我曾经买了一本小册子《微积分初步》自学。回头来看，当时看微积分，我就算是真的入了学数学的门了。
南方周末：当时山大数学系的情况怎么样？
于秀源：山大数学系也是比较强的，有一批老师搞数学很厉害，李先正教授是数学界的老前辈，谢力同先生搞概率论，张学铭先生搞微分方程和控制论，莫叶先生搞复变函数，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
南方周末：在当时本科毕业就可以分配工作的社会环境下，你为什么会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
于秀源：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就是想多学一点东西。那时有位老师对我说，你要当教授就必须考研究生。家里面也没给我什么压力，二话不说都支持我继续读研。
1963那年，研究生招生方式变成了自主报考，在此之前都是推荐加考试，但是我们那届报考研究生的同学还是少数，我所在的年级中，包括我在内，只有4个人参加了研究生考试，3个被录取。
两次读研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你在杭州大学第一次读研的经历吗？
于秀源：我是1964年到杭州大学读研究生。1966年受“文革”影响，学业中断，1968年被分配工作，相当于只读了一年半的研究生。
当时的研究生都是很用功的。老师指导研究生不像今天这样细致，上课之外，基本上都靠我们自主学习，可以说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陈建功先生指导研究生主要用两个方法：一是每周给我们上一次论文报告课，给我们讲解最近发表的论文，介绍文章的背景和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告诉我们哪些方向是可以进行探索的。
第二就是读书汇报。陈先生要求我们去读《函数逼近论》，这本书是我们研究方向的一本基础理论书。1964年，陈先生招收了两名研究生，我们两个人就每个星期轮流做读书报告，因为陈先生工作很忙，所以另外请一位谢庭藩老师参加我们的读书报告，一个学期读完一本书，这对我们后来的学习与研究影响很大。
南方周末：你刚才提到在杭州大学只读了一年半的研究生，其后从1968年毕业到1978年考取山东大学研究生又隔了十年，能为我们介绍下期间的经历吗？
于秀源：受“文革”影响，我的学业就彻底中断了。1968年，根据文件要求，所有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都要分配工作。当时，在分配前的体检中，查出来我有结核病，处于吸收期，但不影响分配。于是，在我的要求下，我被分配到山东省。但是，去了两次山东，都因为肺病复发，而被“退回”杭大。第二次回杭大后，杭大的分配小组建议我就暂时留在杭大养病，待病情完全稳定后，再做分配。研究生在当时还比较少，杭州还是很珍惜我们这些研究生的。1969年开始，我先是在杭州市人民中学教书，后面又到杭州第四中学的校办工厂即杭州整流管厂工作。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选择二次报考研究生？
于秀源：1977年，我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当时就很纠结，因为我在整流管厂干了那么长时间，工作已经很稳定了，另外我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另一个孩子才两岁，家庭的牵绊是比较重的。
后来我的父母和姐姐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都纷纷写信，力劝我再次报考研究生。潘承洞先生也从山东给我来信，加上我本人还是喜欢数学，想继续学习，就决定再次报考研究生。
南方周末：第二次读研，你在山东大学仅花费一年半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于秀源：我当时已经有第一次读研的基础，所以比较顺利就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了研究生学位，我的毕业证书上还特别标注了“提前毕业”。
事实上，我刚到山大读研的时候，因为已经有近十年没有系统接触数学研究了，潘承洞先生对我还很不放心。我当时提出想写一本书，列出了大致写作提纲交给潘先生，潘先生看了之后，让我自己写下去，这才对我放下心来。这本叫《阶的估计》，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
改革开放带来数学科学的春天
南方周末：公开报道称，你本可以成为新中国授予学位的首位博士毕业生，从1980年研究生提前毕业到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期间经历了什么？
于秀源：1980年，我国的学位条例还没有公布，博士学位的授予没有相关标准，所以就无从谈起授予我博士学位。
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学校对这件事也比较重视，组织我在1983年3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当时参加我论文答辩的是邓从豪院士（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柯召院士、王元院士、莫叶教授，以及我的导师潘承洞院士。我的博士论文在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期间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已经发表的论文，所以答辩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很顺利的，最后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
南方周末：你是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这18名博士中理科博士占了17个,其中“基础数学”和“概率统计”两个数学相关专业的博士有12人）之一，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独特性？这种头衔对你后来的研究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于秀源：这个头衔的确让我受到了一些特别的关注。当大家谈到18名博士的时候，总能想起我，这好像是我们吃不完的本钱。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个头衔的意义不大，我还是比较平常心的。事实上，这个头衔不是赋予我们个人的，而是赋予整个中国学位制度发展史的。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十八博士”都是中国学位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说来也是怪事，我在杭州大学读了研究生但是没有拿到硕士学位，而我没读过博士研究生，却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可以说是时代给予的机遇了。
南方周末：2010年，在你的组织下，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在杭州师范大学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次聚会，你为什么想到组织这样一场聚会？
于秀源：我这个人性格里就喜欢牵头搞些事情。2002年我到衢州筹办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就有搞个聚会的想法，想组织当年的18名博士聚一聚，当时，聚会经费也有了着落，但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2010年的时候我又想起来这个事情，杭师大领导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就着手去办。当时，在联系17名博士时，比较棘手的是联系不上定居国外的徐功巧，我花了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在网上查找她的信息，希望与她联系，均无果。最后是找到了她与国内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通过这位合作者，才辗转联系上她。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对你的个人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
于秀源：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首批18博士，我也不会有今天，可能就是在家务农，或者一直是整流管厂的一名工人。
改革开放对于数学研究也是意义很重大的，是数学科学的春天。我想，改革开放成为了整个国家以及很多个体发展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是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大书特书的一章。
数学存在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之前一直从事解析数论、超越数论等理论数学的研究，为什么后来转向了密码学？
于秀源：在山大读研期间，一位老师推荐我阅读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千年难破的密码”，讲的主要就是运用数论进行加密。在此之前，很多人，包括我，都一直以为数论是没有应用的。这篇文章就为我拓展了这方面的思路。我同潘承洞先生交流后，他也很支持，于是就转向了密码学的研究。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数学的重要性在于什么？
于秀源：数学是工具，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大家都使用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又产生新的需求，这就需要进一步发展数学理论以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没有外在的需要，数学的发展也会缺乏动力。
另外，数学构成了其他学科的重要基础，当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瓶颈期时，数学能及时为它们递上一把梯子，帮助它们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个人来说，数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和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南方周末：你现在还关注数学研究吗？
于秀源：年纪大了，我就不太做数学了，写不出好文章了。以前有个说法，是说45岁以后就搞不动数学了，我觉得有道理。你看数学菲尔兹奖的获得者都是很年轻的，和诺贝尔奖的情况就很不一样。最近几年，应出版社的建议，我把以前出版的几本书做了修订，重新出版。
搞数学除了动脑子就没有别的事了，它不需要做实验，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做数学研究。数学研究要出成果，很大程度上不依靠积累，而是一种灵感的迸发。年纪大了以后，思维速度跟不上，虽然在论文的布局和措辞上有进步和积累，但是在实际的研究成果上是很难有突破和创新的。
南方周末：在从事数学研究之外，你还长期投身数学教育的第一线，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学院等院校，曾获浙江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数学教育？
于秀源：在我博士毕业的那个时候，选择是很少的，很自然地就留校当老师了。我本人也喜欢当老师，上初中的时候就在家乡的夜学扫盲班上过课，教人识字。后来在杭州人民中学教书，也跟学生相处得不错。老师的“产品”是学生。我觉得，我的学生写出好论文，或者取得大大小小的成绩，我就很高兴。
南方周末：你关注近年来的高考数学题吗？你觉得难度如何？
于秀源：说老实话，有些高考题你拿来叫我做，我也不见得马上能做出来。大学高等数学里的微积分、概率论、组合数学，等等知识都进入高考了，有些甚至进入小学了。
高考数学难度提升，有利于将选拔人才的标准向逻辑思维能力强的方向倾斜，以配合当下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倾斜已经过度了，这是没有必要的。
南方周末：有什么想对当代大学生分享的？
于秀源：我个人有8个字的座右铭：正直做人，勤奋做事。在学生毕业的时候，我给他们题词，一般都是这两句话。为人正直是基本要求，一个人不能做到正直，那做事情也谈不上会有什么成就。算不上寄语，和大家共勉吧。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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