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讲了两个版本的《孩子王》，还没有介绍是个什么故事。
就是讲知青老秆（因为瘦，得了这么个绰号，电影是谢园演的，那时他的全盛时期），被安排到农场的学校教书，教的是初三，老秆很忐忑，毕竟他只上过高一。虽然当老师也要带学生搞劳动，但毕竟要轻松很多。
学生程度不一，每天学的都是一些口号，课文里讲的也是阶级斗争，语文课上毫无文学性可言。前任老师的教法都是给课文分段、写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等，连学生都会的流程。
老秆与学生磨合一段，觉得虽然他们初三毕业也没有高中可上，但既然来了学校，总要实实在在学到点本事，比如能写信、写文章，将来能用得上。
他就先教生字，再让他们写作文，唯一的要求是，老老实实记下发生的事，不许抄，就算流水账，也比抄一些套话要好。
初三的学生，头一次写自己“上学”，写出来是这样的：
“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全班哄笑。但老师说写得好，至少说了一个“走”，就有了独特的内容。
第一次作文，写得最好的是王福，他写的是：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王福是班里最认真的学生。他认得三千多字。只是阅读资料过于缺乏，如果不是抄报纸或复述老师的话，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而认得三千多字的王福写的这一篇，电影里谢园念出来，差点把我看哭了。
有人说，如果你不知道写什么，就起身出门走二十分钟，把看到的写下来。大约就是这样的训练。
电影里有很多简笔画，狰狞的面孔，头大，躯干小，但笔触纯熟，老实说一看就是美工画的。而阿城帮学生们写的这两篇“作文”，有开天辟地的朴拙，比“红旗飘扬，战鼓震天”好。
毕加索十几岁的时候，素描就可以画得跟拉斐尔一样好，但是他一辈子都在追求像孩子一样画画。
阿城要求的文字，也是讲究一个真心诚意和返璞归真。
说到毕加索，想起《少年凯歌》里陈凯歌讲过，他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他取名“皑鸽”，皑就是洁白。他十三岁时长到一米八，觉得自己已经与鸽子无任何相似处，于是改名“凯歌”。但“皑”的读音是“挨”，用的他父亲名字“陈怀皑”中的一个字，会不会这个字在表示“洁白”的义项下，还有一个“凯”的读音？另一种可能性，是按照他父亲老家福建长乐的闽南语发音，“皑”与“凯”相近？总之，这是一个问题。
说回阿城教孩子写作文。
王福下回交上来的作文，让老秆“吃了一惊”。他写的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真是又朴实，又有故事，有反转，还有诗意，一个字一个字似乎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是极好的诗。
老秆写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
脑袋在肩上
文章靠自己
有点民国老课文的味道。
但老秆终于因为没有按教学大纲教学，又与学生打赌的事，被学校退回了生产队。
这么多年过去，在“写作”这一项上，进步还是有限，也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高校学生普遍写作能力偏低，近来这许多的学术造假，以及前不久爆出的留学生作弊被国外名校劝退等，都是脑袋没长在自己肩上，要到老秆的课堂上去回炉的。
画家刘小东笔下的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