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重点，就在于对算法的治理。
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大众传播属性，一些更会涉及公众知情权、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问题，必须依法管理。资料图。图/unsplash
文 | 朱巍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意见稿）》（简称新规）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与之前的相关立法集中在特殊行业、主体、行为或责任等方面不同，新规主要针对的是算法技术，重点在于界定算法主体责任范畴。
因此，这部新法不仅是算法技术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指引，而且还将成为配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其他法律在算法判定方面的解释与指南。
夯实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是网络法治化的必经之路。资料图。图/pexels
大数据时代
实际是“算法为王，数据次之”
当前，很多观点认为，大数据时代是“数据为王”，但这种理解存在偏差。
如果将数据比作是网络时代的石油，那么，算法就是将原油提炼出来的渠道，就是将成品油最终利用于汽车等工业产品的技术。算法新规，就是要确保加油过程的安全，确保这些易燃易爆油品不被坏人用作放火工具，确保每个加油站都应以安全优先，确保消费者获取油品价格、机会和渠道的公平性。
从这个角度看，大数据时代实际是“算法为王，数据次之”。
算法新规首次明确了算法安全主体责任，其中特别规定平台应“制定并公开算法推荐相关服务规则”，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明确平台对算法规则的公开制度。
从性质上说，算法属于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但从运作规则和表现方式上看，算法本质属于网络服务与行为规则。尤其是，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大众传播属性，一些会涉及公众知情权、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问题。
为此，新规对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规定应依法进行安全评估和备案。
而根据《网络安全法》，以及2018年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要求，算法纳入评估范围可能包括论坛、微博、短视频、直播、公众号等多类别产品和服务。
“算法为王”不能被滥用，商业道德和法律底线必须得到严格遵守。资料图。图/pexels
“揭开”技术面纱
新规对算法进行嵌入式监管
算法治理的难点，在于如何平衡自动化与人工干预之间的关系。为此，新规明确了算法干预的不同方面。
首先，用户有权利关闭算法推荐模式，平台应为用户提供选择、删除或修改用户标签的渠道。新规出来后，将极大提升用户对互联网内容自主选择权利，也会在一定程度降低平台对用户精准广告、精准营销既得利益。
对于算法推荐页面，新规也强化了生态管理，比如在热搜、榜单、弹窗、首页等区域应“积极呈现”主流价值导向内容。以后，热榜被“饭圈”等泛娱乐化霸占的局面，有望得到有效遏制。
而且，新规对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大的算法保护。对孩子的特殊保护体现在反网络沉迷、禁止诱导孩子危险行为、禁止传播违反社会公德和不良嗜好的行为等方面。这些对算法干预新规，都是夯实平台履行主体责任的要求，是网络法治化的必经之路。
从商业利益角度看，“算法为王”不能被滥用，商业道德和法律底线必须得到严格遵守。新规再次明确“大数据杀熟”属于违法行为，这与即将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保持一致，都是强调数据与算法，不能被当作不良平台“割韭菜”的工具，也不是利用用户自己的数据进行价格歧视的工具。
在互联网市场竞争中，“二选一”“自我优待”“流量造假”“流量劫持”等行为的背后都有算法影子。算法好比双刃剑，在促进网络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特别是长期以来，算法一直被认定为技术和商业秘密，隐藏在不正当行为之后。
而新规就是要“揭开”技术的面纱，做到全方位嵌入式监管，最大程度发挥互联网技术红利、减少技术糟粕。
法治化之下，平台想留住用户，获得更多流量，就在于鼓励创新，创作和传播具有积极社会价值的作品。资料图。图/pexels
算法也有价值观
不能游离于现实法治之外
根据用户网络行为数据分析，对应呈现的“数据画像”“兴趣点”等模式，是平台搜集用户数据挖掘商业价值的重要方面。
根据这些大数据展现“标签”，平台既可以通过精准营销推送商业信息，也可以依据用户偏好推送相关内容，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引发、引导和转移社会舆论。
从这个角度看，数据分析兴趣点等模式属于平台核心商业价值范围。但新规明确，平台不得将违法和不良信息作为关键词计入用户标签，更不得向其推送相关信息。
为此，平台想留住用户，获得更多的流量，就不能仅依靠对个别用户低俗需求的满足，更在于鼓励创新，创作和传播具有积极社会价值的作品。
从实践来看，很多低俗、庸俗和媚俗的短视频、公众号等信息最容易形成“爆款”，很难根治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内容生产本身，更在于算法的推波助澜。有什么样的算法，就有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用户，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算法。
这种算法、人群与内容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将从算法本身被彻底打破。低俗不能成为爆款的标签，黑红不应红，更不能红，算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不能游离于现实法治之外。
再进一步讲，互联网产出价值，也输出了价值观。价值观源起于网络内容，内容依靠传播，算法既决定传播，也影响内容生产。
因此，“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重点，就在于对算法的治理工作，只有让好的作品广为流传，让不好的信息无人问津，才能“更好凝聚社会共识”，防止互联网价值观的偏移。
特约撰稿人 | 朱巍（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