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走向衰落，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非洲遭遇殖民，英法百年相持，中国全民抗日……疟疾及抗疟药物的身影贯穿着整个人类史，影响着东西方国家的命运。
以生命为代价，先辈们发现了疟疾的克星——南美丛林里的金鸡纳树，东亚山野中的青蒿。金鸡纳树皮的有效成分奎宁在几代化学家的努力下被“验明正身”、人工合成，成了无数人的救命药，却在半个多世纪后陷入耐药性的困境；从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写下“青蒿一握”开始，青蒿素沉寂于中医古籍1600多年，直到在屠呦呦参与的秘密科研项目“523”任务中被重新发现，才终于在21世纪初走出国门，成为当下治疗疟疾的中流砥柱。
《双药记》不避讳疟疾带来的苦难，更歌颂人类取得的进步。它融合了历史与虚构、科学与想象，人物跃然纸上，故事精彩纷呈，读来饶有趣味。
《双药记》，[美]梁贵柏 著，译林2025年2月出版
>>内文选读：
“523任务”
1969年1月，在中医研究所工作的屠呦呦以中药抗疟组组长的身份加入了“523任务”团队，带领该小组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又一轮从中草药中寻找能治疗耐氯喹恶性疟疾的新型药物的筛选。
当时“523任务”的主攻方向是常山，而屠呦呦领导的小组则研究胡椒的提取物，同时系统整理历代医学书籍，走访全国各地的民间医师，整理各类预防和治疗疟疾的药物与方法。在“523任务”开始之前的1965年，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编写出版了《疟疾专辑》，共收集民间方剂808条，其中含有常山的方剂有289条，占首位。再加上早年中国药理学先驱张昌绍等人的研究工作，医学界普遍认同常山碱抗疟。所以，“523任务”一开始顺理成章地把常山定为主攻方向，关键就是要解决常山碱强烈催吐的副作用问题。至于常山碱更严重的副作用慢性肝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留下的相关文字记录非常少。
1970年，中医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在《疟疾专辑》的基础上，挑选出了519条不含有常山的组方（常山碱的研究由军科院负责），再加上从清代陈梦雷等编写的《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疟门”所记载的非常山组方55条，总计574方，开始逐一筛选这些方剂所含的成分。虽然青蒿也在被筛选的清单之中，但科研小组并没有对青蒿高看一眼，甚至当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显示出60%～80%的抑制率时，小组也没有给予重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常规用酯、醇、水三种类型的溶剂提取，发现青蒿的醇提取物有效，虽然每次效果不太稳定，但经多次复筛，疟原虫抑制率能达到80%甚至更高。”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小组成员继续埋头筛选黄丹、雄黄、硫黄、皂矾和朱砂等矿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和凤凰衣等动物药；还有地骨皮、甘遂、黄花、菱花和鸦胆子等植物药。筛选结果显示，雄黄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时近90%，所以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黄丹等矿物药及其配伍上。
在对胡椒提取物等100多个中草药样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筛选研究工作之后，由于它们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不理想，或者有无法克服的毒副作用，科研小组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新的中草药，同时复筛以前曾显示出较高药效的成分，比如青蒿。但是，屠呦呦回忆道：“因为中药青蒿曾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的结果，所以对其进行了复筛，但结果仍不好，只有40%甚至12%的抑制率，于是又放弃了青蒿。”可见，当时她自己也不认为葛洪的“青蒿一握”与众多其他药方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真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
1500年过去了，中华医学对青蒿的认知一直停留于“青蒿一握”，错过了康熙皇帝的打摆子，更错过了抗日战争期间奎宁短缺下的大规模疟疾疫情，始终未能向前再进一步。在举全国之力的“523任务”面前，难道我们又要再一次跟青蒿失之交臂吗？
1971年下半年，再一次翻开《肘后备急方》的书页时，屠呦呦忽然有了不一样的感悟。2015年，她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回忆说：“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联想，这是科学发现和创新的真谛。从这个联想开始，一个让全人类获益，如今已拯救千千万万疟疾患者的新药终于慢慢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