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荆淮侨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芸
发现全新物种，并由自己命名，绝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而发现的背后，是抽丝剥茧的细致工作：既要在漫山遍野找蛛丝马迹，又要在实验室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发现新物种的“真相”。
而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副研究员李新伟就是山野间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他和合作者一道，从2010年至今，先后发现了16个新物种。
2018年，李新伟在云南昭通五寨村进行野外调查。
李新伟等在2020年发表的盛兰凤仙花。
湖北羽叶报春 武汉植物园供图
发现新物种是个体力活
早上7点多，是许多鸟类觅食的时间。
李新伟收拾装备，为上山做准备。
“从事植物学分类研究，出野外是家常便饭。高峰时期，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山上跑。”李新伟说。
李新伟主要在湖北的山林间活动。
早上8点，他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上山，开始一天的工作。
“只有真正上山，才知道什么是山路十八弯。即使是自己曾发现的新种，有精确经纬度的GPS点，遇到起雾下雨，也可能找不到。因此，当地向导十分重要。”李新伟说，通常他要到天黑才下山。
一天9到10个小时的户外工作，登山装备显得更加重要。在他的双肩包里，相机、标本夹、放大镜等装备都是常规配置。
“上山的装备要尽量轻，但整个包总重量还是10斤起步。因为要预留空间携带淡水，一般要带2瓶，像云南那种湿热环境就要翻倍。”20多年的植物分类学经验，让李新伟积累了不少野外生存技巧。
在他看来，在野外工作体能要先跟上。
“爬1000米的山，相当于爬300层的高楼。”李新伟表示，山路上的石头很滑，荆棘也很多。
通常一天最远可以走25到30公里山路，但体力消耗不是平时散步可比的。
在山上，穿越竹林是他最痛苦的时候。
“山上的竹林很茂密，又闷热。走山路容易出汗，竹叶落在身上很痒，又不能打赤膊。”而这种情况，在鄂西、重庆周边的考察中，再寻常不过。
赶路是为了更好的发现。一天的工作中，拍照、数据采集、压制标本等都是重头戏。
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发现植物与众不同的特征，格外考验眼力。
“有些物种很好辨认，比如盛兰凤仙花。第一次见到的那株有3米多高。株型和茎秆的颜色和已知的物种都不同，辨认起来就相对容易些。”2020年，李新伟发表了在湖北竹溪发现的新物种盛兰凤仙花，是目前我国凤仙花属植株最高大的一种。
但更多时候，发现新物种的蛛丝马迹需要明察秋毫。
有时为了取得可靠、完整的形态、物候、生态数据，需要反复进山观察采集，并进行栽培试验，周期长达十几年。
今年，李新伟发表的新物种是反卷雪胆。而第一次见到这株植物，是在2010年的湖北十堰。
“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美，这让我对植物始终充满好奇，并希望深入探索和研究。”谈及能发现新物种的原因，李新伟如是说。
高频“上新”见证生物多样性
“在普通人眼中，可能就是一棵草。但在植物学里，这些新物种代表着生物多样性的丰富。”
李新伟表示，如果不能欣赏每种植物身上独特的美，可能很难去做好保护工作。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保护意识的增强，以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为代表的就地保护和以植物园为代表的迁地保护相辅相成，体系更加完善。
目前，中国的迁地保护植物大约有2.4万余种。
植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程度在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濒危植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一些过去被认为消失的物种，再度现身。
小勾儿茶是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的，此后近百年再未有人发现过，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
2001年，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在湖北五峰重新发现此种。
“这些发现的背后，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植物图谱，而且从侧面反映出生态环境的变化。”李新伟说，现在出野外，最常见的动物是野猪。
有几次，他还与野猪有过近距离接触，“其实小野猪是非常漂亮的，身上有花纹”。
除此之外，在科考中，与鬣羚、斑羚、黄喉貂擦肩而过的经历不少。
“经常是一个黑影从林子里蹿出来，羚牛、林麝以前都很难见到，现在都比较常见了。”他说。
野生动物多了，科考工作也需要格外小心。
“以前黑熊见到人类就跑，因为被打猎打怕了。现在，我们见到黑熊会离得远远的，担心遭到攻击。”在李新伟看来，这些都说明近年来对绿水青山的重视让生态得到了恢复。
“在野外调查植物时，见到许多鸟。现在能叫出几种常见的鸟的名字，比如红嘴蓝鹊、白鹇、角雉。”
李新伟表示，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人们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现在，野外科考都会与当地的保护区联合开展，“大家都希望摸清家底，科研人员的工作开展起来也更加方便”。
“发现新物种，只是很多工作的开始。”李新伟表示，如今，人们不仅注重珍稀植物的保护，还注重珍稀植物的繁殖，扩繁更多的后代，再帮助其重新回归山林，扩大野外种群数量。
未来，除了对疑似新类群保持关注，李新伟还将深入了解植物种类、习性、分布、生存状态、用途，以及繁殖栽培养护技术等，通过植物保育与展示，提高公众植物保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