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公安部长李震意外身亡，死因引人争议，周总理下令：彻查到底

“马上到国务院办公厅开会。”

1973年10月22日下午1点，华国锋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通知。

通常情况下，周总理会在下午3点左右召开会议，因此，华国锋猜测应该是发生了非常紧急的事情。

待华国锋到达会议室后，看到李先念、汪东兴、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已经到达了会议室。

会议一开始，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李震死了。

在场的人十分震惊，李震是时任公安部部长，刚刚上任一年，他因何而死？

周总理通知：李震死了

李震于1914年出生于河北，22岁那年在北京上学，与同学一起组织学生运动，同年参加革命。

此后，李震追随革命脚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原本军队与公安部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到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很多军人调入公安部门，李震就是在这个时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当时，公安部部长是谢富治，因为得了癌症住院，所以，从1970年开始，李震负责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之后，他顺理成章地接任了谢富治的工作，成了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任职公安部部长期间，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主张，导致很多老干部历经打压迫害。

李震上任后，毛主席专门对他做出指示，要求他必须要对公安部的工作思路和方式进行调整，不能再像谢富治时期那样激进。

李震根据中央指示，的确做出了一些正确的调整，部里上下级对他的评价也是正面的。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前一天晚上还在开会的李震，第二天居然死了。

周总理在会上讲述：李震突然死亡，尸体在机关大院里被发现了。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大家都非常关注李震是怎么死的。

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对着周总理做了一个用手抹脖子的动作。

周总理诧异地问道，“他是自杀？”

于桑接过话：“我认为他是上吊”。

随后，由周总理亲自挑选人员组成破案小组，负责办案的人员，除了公安部内部人员于桑等人，还有从外地调来的技术人员协助查出李震死因。

考虑到李震的身份特殊，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又做了一个交代：事情真相还没有查明，不必马上对外公布李震死亡。

在场的人明白，周总理是在担心有人拿李震之死做大做文章，煽风点火。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晚上九点半，周总理、华国锋等人赶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在没有做出任何查证的情况下，有人就已经断案了：“李震是被阶级敌人谋杀了，必须要追查凶手。”

周总理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将李震的死和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

李震之死

公安部是国家重要的部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亲自过问该部的工作，甚至连检察院、法院的负责人也都是公安部的党组成员。

但是到了1967年，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公安部里有些人更是将谢富治的主张，执行到位，甚至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领导小组，负责进行日常的“斗、批、改”运动，很多人被打压，有些人还被抓起来关进监狱。

谢富治还极力主张，割断公安部与省、市等厅、局的关系，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公安机关都受到了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处于瘫痪状态。

李震继任后，调整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所以他的很多正确主张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

正是公安部处这样混乱的局面，也导致了后来在侦破李震案件时，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很多无辜的人受牵连。

在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总结了自1970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公布了下一年的工作部署。

有人认为所谓的对过往的工作总结，其实就是“算旧账”，直接点名批评于桑等人。

在场的一些人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谢富治时期的主张是错误的，但是过去就是过去了，不应该再提了，甚至有人认为“‘算旧账’有损于毛主席。”

不过，作为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则坚决表示反对。

由于两方对立，各执己见，导致关于本次会议的报告迟迟无法做最后的定稿。

到了1973年10月，形势越来越严重，李震找来了于桑、刘复之和曾威，与他们商谈接下来的工作情况。

李震向两人提出建议：“往后，‘算旧账’一事，收收口。”

于桑和曾威两人互相争执，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

原本打算星期一继续开会讨论此事，所有人都在会议室里等待李震，等了好久，也没见到李震，于是派工作人员去他办公室找人。

李震不在办公室，他也不是那种无故缺岗的领导，因此，最初大家以为他应该是到周总理那里去汇报工作了。

到了中午，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公安部所属的机关大院的东南角的地下热力管道里发现了李震的尸体。

谢富治的妻子刘湘屏正好从外面回家，看到这一幕，打电话给于桑等人。

在刘湘屏的安排下，于桑和曾威一起前去查看。

李震脖子上勒着绳子，吊在管道上，半躺半跪在管道里面，在他的口袋发现了安眠药，死亡时间是21日深夜。

于桑带领一些人员，开始调查此案，三天后，他提交调查结果：李震死于自杀。

实事求是办案的于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份调查报告会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对报告结果表示不满，还因此招来了牢狱之灾。

首先表示不满的是刘湘屏。

刘湘屏与李震是老战友了，两人认识几十年，还曾在太行山一起工作过。她认为自己很了解李震，李震不可能自杀，而且还自杀的如此突然。

她认为李震一定是“他杀”，不过，拿不出证据，于是把矛头指向了于桑。她认为于桑是老公安，办案不严谨，破坏了案发现场。

她甚至还认为于桑、刘复之就是制造李震“他杀”事件人员的后台。

25日晚，于桑、刘复之等人应邀参加政治局会议。两人是代表公安部来参加会议，可是他们刚进入会场，立即就被抓起来了。

周总理宣布把于桑和刘复之以及参与李震案件调查的人员都关在交通干校，进行隔离审查，撤掉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

周总理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把他们关在干校里，实际上是保护他们不被刘湘屏等人打击。

随后施义之被任命为侦破李震案件的核心小组负责人。

两天后，周总理再次以书面形式，向毛主席报告了李震案件的情况和政治局开会讨论情况。

当晚，毛主席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李震死亡事件。

当时很多军部干部等人员，坚持刘湘屏的主张，认为李震是“他杀”，甚至还向毛主席提出，此案必须破，否则李震死不瞑目。

如果“他杀”成立，那么就必须要追查出这个人是谁。

很快，在公安部内部，展开了大排查。凡是在案发前几天找过李震以及李震秘书的人员，都得说清楚，在李震死亡前五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什么人可以给你证明？

很快，“涉案”人员越来越多，仅内部人员就有116人，搞得人心惶惶，很多人无心办公，机关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刘湘屏等人反驳“自杀”，极力主张“他杀”，但是又没有证据。

当时，政治局与以刘湘屏为首的公安部的观点截然不同，双方互相僵持不下。

华国锋奉周总理之命，作为调查本案的总负责人，他认为要提早结束僵局，于是亲自到案发现场，掌握一手证据。

华国锋发现，案发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说的那样，被于桑等人给破坏了，到目前为止，李震的脚印还是被保护的很好。

另外，由于管道里面很狭小，只有李震一个人的脚印，再无其他人的脚印。

有人讲述，那天晚上，李震结束办公回家，从5号楼出来后，还碰到了时任办公厅主人席国光。因此，也有可能李震是被人打死之后，送到管道里，再故意制造自杀的假象。

可是，管道这幺小，也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怎么可能是“他杀”呢？

华国锋又听取了在场其他人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李震不可能是他杀。

他将自己掌握的材料如实向周总理汇报，之后，周总理又从上海、广州等地抽调过来一些技术人员参与侦破案件。

为了保证办案的纯洁性，起初，周总理和华国锋向大家隐瞒了死者的真实身份是李震。

经各路专家人员侦破，大家给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是自杀。

因李震死亡事件被牵连的人，除了公安部内部的人，还有有关人员的亲朋好友。

尤其是刘复之，身份特殊，是华侨，有人说他是“特务”，很快，他的家人、亲戚都被关起来了。

华国锋得知此事后，首先派人追查刘复之的过往，确定他没有做过“特务”的事情。

接着，他指出在案子还没有审查清楚之前，不能一直这样大范围的牵连其他人，尤其是孩子。于桑的孩子都在北京当兵，华国锋的这个政策还没下达下去，他们已经都被部队强制要求退伍。

刘复之的女儿远在福建，她所在的部队领导收到通知后，没有让她退伍，也不让她回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她。

为了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扩大化查案，也为了进一步说服刘湘屏等人讲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再无凭无据地坚持“他杀”。

1973年11月8日晚上，周总理通知刘湘屏以及医学专家吴阶平等人，决定对李震尸体进行解剖。

周总理之所以叫来了刘湘屏就是让她全程参与，是为了让她见证查案的每一步是怎样进行的，便于以后她思想转变。

为此，医学专家们多次对李震的尸体进行化验，都证明了一件事，李震体内的安眠药与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安眠药是完全一样的。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刘湘屏等人改变观点，实际上并没有，他们还是不断地提意见，坚持“他杀”，但是还是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周总理重新选派李贵查案，确定李震是“自杀”

李震的死亡，一直存在争议，始终无法下定论。周总理只好再次更换办案人员。

为了不给王洪文等人插手此案的机会，周总理选择了一个让各方都没有异议的杨贵。

杨贵入党3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曾在基层当县委书记十九年，他是各方提交办案人员名单中年纪最大的，也是资历最老，更没有与办案关键人员有任何私人关系。

因此，大家一致通过，同意杨贵加入办案组。

杨贵加入后，以刘湘屏等坚持“他杀”观点的人，依然固执己见。

杨贵决定改变办案策略。既然那些人坚持“他杀”，那么他就去找证据，经过一一排查，最后把“他杀”的各种说法都一一否定了，查明李震就是自杀。

杨贵查明案件后，并没有立即向外公布。

而是在之后的会议上，杨贵向大家宣布了李震是自杀，强调这是最后的结案，并对往后的工作做了部署。

从此以后，公安部内部再也没有人敢拿李震死亡一事制造其他事端。

李震死亡一案结案，释放无关人员

周总理找来了华国锋以及破案组的人谈话，商议最初办理这起案件的于桑和刘复之此时还被关押在干校里，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此事与刘复之和于桑没有关系，应该立即释放两人。

华国锋为此再次召集破案组的人员和公安部党组织的核心成员开会。

会上，有人认为李震的死与于桑没有关系，可以释放于桑，但是不能释放刘复之，说不定他还有我们没有查到的海外关系。

为了让这些人彻底闭嘴，华国锋只好下令先释放于桑，至于刘复之，则继续接受审查。

于桑被释放后，并没有立即回到公安部大院的家，而是被安排在招待所里住几天，主要是怕那些人再次对于桑下手。

关于刘复之的审查，阻力非常大，有人拿他的华侨身份说事，有人又开始“算旧账”，抓住他过往犯下的错误不放手，导致审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华国锋不再询问审查情况，而是让公安部党组成员表态，询问他们到底想怎么做。原本打算继续挑起事端的人，见华国锋态度如此强硬，也不敢再向从前那样，张口就来，说话无凭无据。

到了1975年1月，那些对刘复之表示怀疑的人，还是没有查出来什么，只好同意放人。

不过，恢复自由身的刘复之，过得并不如意，还是被一些军队干部和造反派时不时拉出来进行批判。

好在一年以后，华国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打击了那些肆意挑事之人，刘复之的工作和生活才回归正常。

1977年9月，此时距离李震死亡已经四年了，公安部党组成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向中央递交申请，提议将公安部内存在的军队干部全部调回到军队，恢复公安部的正常秩序，确保军队是军队，公安部是公安部，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结尾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指出：脱离党和群众监督，专门设立机构，对干部进行审查的方式，是错误的，必须永远废止。

华国锋还准们针对以往存在的混乱局面，进行批判，对那些制造混乱的人，也进行了打击。

他的这种做法，就是从李震案件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后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