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无情的世界，你曾深情地活过；在这冰冷的人间，你曾温暖过我们

1、

噩耗是晚饭后传来的。

那天我在米易，正沿着安宁河散步。霓虹闪烁，花草葳蕤，云气在远处的山上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总之，一切都是祥和宁静的好样子。

老夏电话来了。他说，吴鸿出事了。

接着加重语气：出大事了。

一惊。但想到刚才还看到吴鸿在朋友圈里发消息，知道他正在克罗地亚，能出什么事呢？未必喝醉了去砸人家的玻璃窗？就像有一回他喝醉了把柜台上的发票一张张地全刮开看中奖没那样？

老夏却缓慢地说：去世了。

脑袋嗡的一声。去世了？怎么可能呢？随即，心里闪过一丝猜测：难道出了交通事故？

老夏说：猝死。

挂了电话，手有些发抖，轻健的脚步也变得沉重。说实话，我宁愿他是交通事故，因为那是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那样，或许会稍微好受些。

回到酒店，一夜难眠，眼前全是吴胖子的身影（我和他互以胖子戏称，已经有好些年了。尽管后来他不算胖子了）。

2、

知道吴鸿，是在那个叫黄桷坪的小地方。好像是从地摊上买到两本《文摘精华》之类的书，上面有篇写青城山的文字，干净，灵性。看作者，叫吴鸿。就记住了。

第一次和吴鸿见面，印象却不好。那是1996年底或1997年初。吴鸿的岳父、著名诗人张新泉先生主持《星星》诗刊，出版了一本《星星》50诗选。书出后，开了一个隆重的讨论会，蒙新泉师关照，我得以叨陪末座。

新泉师和我是老乡，同为富顺人。高中时，我写信向他请教，他不因我是一个无名无份的乡村少年而见弃。每每回信，总是认真而细致。所以，他是我的老师。亲老师。惟一的亲老师。

其他人我也叫过老师，要么是人家年纪大；要么是调侃，就像娃他妈我也叫周老师一样。惟有叫张老师，我是发自内心的。这点必须格外说明。

中午吃饭，同一桌的，我记得有冉云飞（不想后来我们还有缘在同一间办公室坐几年），殷世江（世江兄已驾鹤西去），似乎还有程宝林（宝林兄已在米国定居多年），另外就是吴鸿。

一桌子的人，吃酒说话，计较些枪法，煞是热闹。惟独吴鸿阴在角落里，一声不吭，酒也不喝，菜也少拈。和他说话，三句话里倒有两句是哦哦哦嗯嗯嗯。这个胖子怎么比老子还骄傲呢？心里很不爽。

后来，成了朋友，我以往事问他。他说，冤枉啊，那天我牙痛，脸都肿球了。

3、

对吴鸿有好感是1998年的见面。其时，我从成都回到自贡，依靠码字糊口。春节时，吴鸿随新泉师回老家，住在东锅附近的师专招待所。

晚上，我去看望新泉师。吴鸿迎了上来，手里捏了一张前一天的《成都商报》。他说，上面有你的文章，你肯定还没看到，我就给你买了一份。

那次见面，还聊了些什么，我忘记了，惟独他给我专门买的报纸，让我记忆深刻。这也说明，吴鸿是一个细心的人，愿意为他人着想的人。虽是举手之劳，但衡之以众，大抵未必做得到。包括我。

4、

好像就是那次见面或之后不久，吴鸿提议我写一本书。他说他看到我一篇关于房龙的书评，他也很喜欢房龙。并且，他说，房龙画的插图非常有意思，能不能选一部分他的插图，你再来就图起意，另加发挥，成为一本书？

我愉快地答应了。

不久，我前往成都访他。那时，吴鸿除在文艺社任职外，还在石马巷租了一间办公室，业余给书商做些策划。与他比邻的，是后来也成为朋友的杨君伟昆仲。

见面后，三言两语说罢正事。他叫上杨氏双雄和其他几个书商，浩浩荡荡杀奔餐馆。大鱼大肉，烧酒啤酒，只管将些上来，胡乱摆了一桌。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可以糟塌的身体。有的是可以挥霍的时光。

酒后，我背着吴鸿给我准备的一大包图书，踏上返程。他站在出租车外面，招手微笑说，聂胖子，今天不算，改天重新喝过。

我说，好，吴胖子，老子不得怕你。

5、

新泉师虽然打过铁，拉过纤，但居然不会喝酒，这曾经使我非常纳闷而伤心。我记得，1996年我因他之荐到《科幻世界》时，那天中午，我们俩在玉林吃饭。他点了菜，又叫了两瓶啤酒。

顺理成章地，我以为这两瓶啤酒应该是我们一人一瓶。可当我为他倒酒时，他却说，我不喝酒。你一个人喝吧。

那时候，我和新泉师完全不像后来那么熟悉、了解，那顿饭吃得如坐针毡。

新泉师一向是反对我喝大酒的，对于吴鸿，他当然同样反对。偶尔，我和吴鸿喝大酒的事辗转到他那里，下一回见面，他要么苦口婆心地劝说，要么直接严厉批评。

但我平生喝得最多的一次大酒，居然醉到主动给新泉师打电话。

那一回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诗人二毛的餐馆，印子君请我和吴鸿吃酒。餐馆自制的梅子酒，一共喝了五斤。其中，印子君不到一斤。也就是说，我和吴鸿一人近两斤（要除去斟酒时洒到外面的）。虽说梅子酒度数不高，至少也有四十度吧。

酒后，吴鸿很正常，我却极兴奋，和吴鸿说到新泉师时，立即打电话过去。那一次没挨批评，因为新泉师晓得我已醉得不成样子了。

6、

印子君为什么请客呢？

事情的缘由与吴鸿和我有关（这有点废话了，他请的不就我们俩吗）？有段时间，印子君总是在找工作，合适的工作。那一次，我想到了吴鸿，其时，他已离开文艺社，去新组建的文轩下属的出版公司。

我在北门大桥一家餐馆请吴鸿喝酒，我妈亲手酿的米酒，吴鸿称道不已（在饮食和酒的口味上，我们比较接近）。我请他关照，无论如何把印子君弄到他们公司去。

吴鸿答应并且办成了。那应该是印子君蓉漂后找到的第一家正规单位，用印的话说，那是第一次有单位为他买社保，发福利，安排免费体检。

印子君请客，是他在出版公司领到了第一笔薪水。

7、

那首俚俗的歌中有一句最得我心：朋友一生一起走，一句话，一辈子，一段情，一杯酒。

多年来，我和吴鸿喝酒、喝大酒，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2000年出版的我那本小说体的评论《审判余秋雨》就是酒桌上的产物。

我们在出版大院外的某家酒楼，喝得兴奋了，不免年少轻狂地臧否人物。

那时，余秋雨风头正健，名声一时无俩。吴鸿说，能不能批他娃一下？我说，好啊。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就有了后来那本书。我是作者，他是策划。

此外，像我和龚静染联手主编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它的最终定位、成型及出版，也都和酒有关。

说句不要脸的大话，有才华的人在推杯换盏之间，就能干出平庸的人睡在床上才能梦到的事。

8、

当然，酒局于我们而言，首先在于它的快乐与忘形，而不是一定要有收获。收获都是水到渠成的，从来不强求。

朋友们都知道，在酒局上，我和吴鸿互为损友，我们互相调侃开涮，哪壶不开专门提哪壶。

但是，如果遇上来自第三者的“打击”，我们会立即站到同一个战壕。倘酒局是战场，那我们也是兄弟阋于墙，御侮与外。

有一年，一个德高望重或者说年高体重的老先生，和我们同桌而饮。席间，免不了夸饰一番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惹得我们有些烦燥。吴鸿悄悄对我说，把他弄翻。

接下来的盛况就是，老先生被扶着出了房门。从此，只要听说酒局上有我们俩，打死也不来。

9、

2008年以后，我和吴鸿的共同朋友圈里新添了一个兄长，那就是高虹介绍给我们的李浩。

李浩性情豪爽，为人大气，当然眼光也高。据我所知，有好几个在川中据说还有点名气的人介绍给他后，都被他格式化了。对吴鸿和我，李浩却一见如故，引为知已。

那天晚上，接了老夏电话后，我把吴鸿出事的消息告诉了李浩。李浩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我正在和吴鸿喝酒，喝高了，拿他开玩笑（如果是那样该多好啊）。我认真告诉他，没开玩笑。

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很久，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是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10、

吴鸿做了文艺社社长后，我们之间的酒局少了。一大原因是，他太忙。我查了日记，最近一次和他喝酒是2017年1月6日，宽巷子。出席者除我和他外，还有高虹，张庆宁，棱子和唐丽娟。请客者李浩。

后来的几个月，也曾约过几次，但总是要么我不在，要么他不在。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何况，想到来日方长，也就不会对某个朋友某次酒局不能与会而特别遗憾。

吴鸿去世前几天，我和李浩、李传锋小酌。席间，不免说起吴鸿。李浩的意思是，等他这段时间忙过了，我们约起喝个大酒。

这个大酒永远等不来了。

11、

从米易回蓉当天，我去看望新泉师夫妇。如此大的打击，我担心他们是否能承受得住。

那天，印子君也去了。新泉师夫妇因来访者太多，暂住到了他的好友、画家曾高潮先生家中。

新泉师精神还好，或者说，在巨大的打击下，这条硬汉子依然没倒桩。他说，他曾安慰刘老师，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只是早晚而已。

这话很残忍，但它真实。这个世界上的人，哪怕那些天天被喊万岁的，又有哪个不死？

死亡让生命更加珍贵，也让生命有了沉甸甸的意义。

晚上，曾老师亲自下厨烧了一桌菜，并拿出一瓶1986年的五粮液。我有些惊讶。

刘老师含着眼泪告诉我：这是曾老师给吴鸿说过的，要请他来喝。现在，他喝不到了，你们几个是他的兄弟，就代他喝了吧。

12、

梵高曾经说过，只要活着的人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昨天看吴献微信，知道吴鸿已从遥远的克罗地亚回家了。

下周二，吴鸿的追思会也将在金牛宾馆召开。

在此，我匆匆写下这些不成样子的文字。作为吴鸿生前的酒友、文友和损友，我想说，吴兄，在这无情的世界，你曾经深情地活过。在这冰冷的人间，你曾经温暖过我们。

人是群居动物，需要朋友，需要友情。强大的友情，才足以让我们敌视漫漫长夜般的荒诞人生。

愿生者有那不朽的爱，愿死者有那不朽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