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阳当了10年代理教师,我后悔没有早点放弃

2022年11月04日01:33:28 热门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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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我做过十年乡村代理教师。


即使没有亲身经见,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农村生活的经历,顾名思义就知道,代理教师不是正式教师,没有国家编制,就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在农村学校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乡镇教育组聘请的临时授课教师,一般聘任期一学年,可以连聘。


“代理”和当时的民办教师有所不同,民办教师是1981年以前由上级统一招考的农民身份的老师。


1981年以后,国家未曾再招民办教师。1981年以前在学校任教而没有通过考试和1981年以后进学校的农民身份的教师,都是代理。以我的年龄,不可能参加那些考试,所以只能是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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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网络


当时学校的教师有三种身份,代理无疑是地位最低、工资最少、工作量最大、最没有尊严和保障的,常常流失,频频更换。但也有坚持得好的,一教就是一二十年。


民办教师经过一次次考试,最终都转成了公办。极少一部分代理最后也修成了正果,搭上了“民转非”的最后一班船,以后光荣退休,每月领养老金,“公”梦得圆。


更多的代理教师离开学校后,开始自谋生路,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出卖体力。其中有一部分人还一直行进在维权的路上。为了解决这种现象,国家曾出台政策,任教三年以上的代理教师,在其60岁以后,可以领取每月几元至几十元的补贴,与教龄挂钩。后来又听说各地对这一群体进行一次性补偿,咸阳好像是每年(教龄)200元。


我所在的渭城区正阳镇,后来划归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我知道,同仁们还有领袖在努力。我也不能做什么,连群里喊加油的劲儿都没有。虽然心有戚戚,但我看不到光,只能祈祷他们成功。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把大半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当他们被一鞭子赶离开学校时,他们已经有了些年纪,错过了学技术和挣钱的最好年华。现在他们老了,老无所依。一点补贴,或许就是他们的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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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补习班》剧照


于我而言,它们就是三十晚上杀猪,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当然,如果真有了“猪”,我的年夜饭或许会丰盛一点,心里也会感到些许温暖。


那个黑色的七八月,也是我人生经历最艰难抉择的时候。补习已无可能,不补心有不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录取率相当低,落榜生补习一年再考司空见惯。高中本来三年,于是补习生就自嘲或被嘲讽为“高四生”。有的有恒心,在高四一待就是多年,终于勉强上了大学。有的越补越烂,最后不得不郁郁还乡。


我属于后者,补习了一年,依然名落孙山。


秋季快开学的时候,我初中时候的语文老师让人捎话给我,说乡教育组正在找代理教师,如果我愿意,可以去教育组报名。于是,通过考试,我成了韩家湾小学一年级的包班老师,除了体育、音乐、美术课有别的老师来上课,可以休息40分钟,其他时间都是我的工作时间,我都待在一年级教室里。


一边上课一边学习。


好在有教材辅导,有教案书之类,可以先照猫画虎,再慢慢琢磨。好在老师们都不错,有问必答,热情帮助。好在有一位严厉的校长,他也曾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我对这位校长的事多有腹诽,但是他的严格认真,雷厉风行,让我在刚刚参加工作步入社会时积极,努力,多有精进,获益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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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调进城里,我便被安排接替了她的工作。学校又在村里找了一个人接手我的工作。


第二年,我执教于白庙小学。之后是马家堡小学、白庙中学,然后是红旗小学、正阳中学、卓所小学。


几乎每年暑期都有一次象征性的“代理”招考,每次我都轻松过关。


我是在马家堡小学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丈夫,并完成了终身大事。在白庙中学教过地理和语文之后离开了娘家韩家湾乡,来到了丈夫家所在的正阳镇,又在红旗小学做了多年五年级包班老师,既带语文又带数学还是是班主任。


红旗小学全名是正阳镇中心小学,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学校。校长先是房老师,后来是邓老师,而教导主任一直是潘老师。潘老师几年前去世了,临终前我去看望过他。聊起红小岁月,恍若隔世。


那年正阳中学缺老师,我被从小学破格提拔到了中学,教初一代数和语文。中学全是正式教师,年轻点儿的都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


当时正阳中学条件最好,离渭河发电厂近,是农村中的城镇。那些无法进城的师范生愿意留下来,不少女老师后来成了发电厂职工家属。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位教音乐的乔老师是代理教师。我们俩同命相怜,惺惺相惜,感情颇好。乔老师几年后因病去世,正值壮年,想来唏嘘。


在正阳中学每周开全校教师会,会上所讲除了教学,皆是什么工资、职称、社保等等,而这些与我们毫无关系。我和乔老师坐在那儿,浑身不适,又不能退场。那年因为我所带班成绩好,我还被评为优秀教师,这更是让我如坐针毡:在狮子和老虎的山林,一只兔子凭什么?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鸡立鹤群”的难堪,主动要求回红旗小学。红旗小学有一半老师都是民办和代理,还是和同类待一块儿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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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 好》剧照


当时红旗小学除了接收后排和左排的学生,还接收前排和卓所村五六年级的学生。所以五六年级学生人数较多,往往要分两三个班。有平行班就有竞争,老师就更卖力。


感谢家里人,当时我们家在渭河南岸种着果树和蔬菜,“一亩园十亩田”,正是最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拖我的后腿”。我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于学校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晚上还要家访和辅导。他们忍受着我每月从75元到120元不等的工资,而这只是他们一天卖菜的收入。他们忍受一个好劳力如此地浪费,却没有人劝我放弃。


现在想来,他们当时的“尊重”助长了也铸成了我现在的懒惰、无能和无所事事。要是他们那时候蛮横一点,强硬一点,说不定我的人生也会有一番作为,至少可以自食其力,而不是像现在寄生虫一样,看不到价值。


我后来放弃教书回归家庭,是因为怀孕后期,回家待产。而那时候,正是有大专文凭的代理教师唯一一次参加考试招转的关键时候,我自然没有参加。我婚后多年未孕,老天终于给我送来一个天使,还有什么比照管天使更重要的呢?


许多年后被拆迁,我从箱底翻出我的那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满眼酸涩,但是无悔。老公勤劳,女儿乖巧,翁婆厚道,一家人相亲相爱。这就是我的幸福,简单、纯粹。


我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校是我们村小学——卓所小学。学校只有幼儿班和一到四年级五个班,每个班一二十、二三十人,与我在红旗小学的动辄四五十人和高年级包班相比,卓所小学的工作实在是太轻松了,还不用路上来回奔波。即使我挺着大肚子,也并不觉得累和难。这得益于我以前那么多年的努力上进的积累,如同从俭入奢,由难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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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生源减少和一届又一届师范毕业生被分配到农村,“代理”便逐渐不被需要。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不年轻。他们没有任何挣钱的技能。放眼社会,他们已被时代甩出好远。


学校待久了,人也待傻了。简单的思维习惯,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上不被看好。他们被时代甩出好远,他们的收入被同龄人甩出好远。


他们何谈退休,何以养老?


十年代理,十年“不如人”的日子。


那时最怕人家问挣多少钱,最崩溃的是每月发工资的日子。那种难堪、羞愤、绝望!和人家干一样甚至更多的活儿,拿不足人家1/3的工资。工资少是一方面,关键那点钱代表着不被认同和尊严扫地,无异于一种羞辱。还有,工作做好了,那是全体教职工的努力;工作没做好,代理便是替罪羊,是领导用来“骇猴”的“鸡”。


不可否认,代理中的确有个别人水平偏低,但也对得起拿的那点儿工资。更何况水平偏低的人何以能进学校,能留下来……就不说了吧。


我们确实从来不被重视。但我们不可或缺,功不可没。



作者 |何琼 | 陕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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