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着话筒的手势就像是托着烟斗,说起话来能够保持一个多小时声如洪钟,90岁的画家黄永玉,与我们畅聊他传奇般的人生。
因为出版了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3卷本《朱雀城》,黄永玉日前成为新民艺谭的座上宾。由巴金故居、《新民晚报》和《新民地铁报》举办的这次活动,趁他在沪举办“我的文学行当”图文展览并推出小说之际,与作家李辉一起从这部已有60多万字,却仅仅写到12岁的自传体小说开始,谈起了漂泊各地的“浪荡生活”——听起来像传奇般的人生,却被他说得那么优哉游哉。
喜欢练拳,健康是福
此次来上海,黄永玉一直想去找“百合旅社”——这是他1937年初到上海的落脚处。当然,找不到了,不过“看到了国际饭店”。这让他想起当年自己说的话,现在回头看来像是笑话。当时人人都说国际饭店高,“看国际饭店时要扶好帽子。”“当时14岁的凤凰小孩看国际饭店时却不以为然,‘我家里的房子比它高——房子都在山上!’”
主持人曹可凡在录制《可凡倾听》节目时,曾戏称“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应该是“人生七十苦来兮”。对此,黄永玉否定了“苦”:“虽然,每天的身子都是空的,日子过得清苦,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的照顾而不觉得苦。”他家在虹口,每月租金50元。一幅木刻画的稿费是5元,要刻10幅才够房租。与他住在一条街上的臧克家,表示会向杂志推荐他的作品,结果自己先把稿费垫付给黄永玉,也不管后来是否真的发表。还有一次,木刻家李桦与他相约一起去大光明电影院看迪士尼动画片《幻想曲》。他俩走到电车总站时,李桦问他:“有电车费吗?”黄永玉摇摇头。于是,两人结伴从虹口一路走到南京路。黄永玉回忆:“其实他是有车费的,他是为了我。后来,他当了中央美院的系主任,还让我在底下教书。”
曾经,是和老友一起吃苦的幸福,而今,健康更是福。黄永玉的福气,则来自他一生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据黄永玉自己介绍,他的住处“万荷堂”的房后,吊着一个沙袋,重10余斤。他每天要打沙袋若干次,练就极好的拳击基础,击拳迅猛有力,很有技巧。两年前,黄永玉还结识了一位少林寺武僧。有一天,武僧慕名来拜访黄永玉,在“万荷堂”内,—拳就将那个吊着6根尼龙绳的沙袋打飞了,看得黄老直说“厉害”。
登山健身,放松身心
1948年起,黄永玉旅居香港,并多次在香港办画展。当年,他还与金庸做过报馆同事,也是如今少数能称呼金庸为“小查”的人。“我写电影(剧本)比金庸还早!”1951年,他以笔名“黄笛”发表了喜剧电影《儿女经》,是他最为重要的剧本。
以往,他从家乡湘西凤凰,辗转于厦门、上海、北京等地;近来,他则流连于意大利、北京和凤凰之间,从不曾在哪里“长期驻扎”。但尽管如此,黄永玉还是会坚持每年都要回湘西爬几回凤凰山。他说自己热爱登高健身,爬山的速度也很快,有时连一般的年轻人都难以跟上。说起登高的经验,黄老说:“登山要步伐稳健,呼吸要调整好,深吸气慢呼出,喘要等登顶之后再喘。那时候,你爱怎么喘就怎么喘。半路上尽量不要休息,一鼓作气。登山途中,不要忘记欣赏山中的风光景色,这有助于缓解疲劳。常登山,腰板直,腿脚灵便,好处很多。登顶之后,你还会有一种成就感,心情也会随之舒畅。”
笑侃人生,心态悠哉
“活到90岁,不能说自己年轻了。可是,活到8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抽到奖一样了。”黄永玉曾经在沈从文的墓碑上写了一句铭文:“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在自己的墓碑上刻3个词:“爱、怜悯、感恩”。爱,自是不用解释。“怜悯”是留给了“坏人”。“有的坏人能让每一个家庭都不舒服,也算是很有本事。对这样愚蠢、残暴的人,我们不要恨他,要怜悯他。”他还记得在巴黎圣母院旁的二战纪念馆的小圆顶上,刻着阿拉贡的诗:“可以原谅,不能忘记。”对此,黄永玉提出异议:“我认为这是错的,应该是‘不要原谅,但要怜悯。’”至于“感恩”——是因为“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人”。
好友聂绀弩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兔先生的发言》,说是兔子与老虎开会,回家就死了——“想着白天开会的事情,就自己把自己给吓死在床上了。”接着,黄永玉话锋一转:“能死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容易。至于骨灰,就别撒向江河湖海了——那是伟人才做的事。”他回忆起在干校时的劳动内容,“骨灰,就是肥田粉。人烧完后骨灰比枕头还大,留给亲属的一小部分,算是纪念品。我在干校劳动就是挑肥田粉的。那几年我们种的1000亩地,谷子结得又圆又大!”
鲁迅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黄永玉却对此不以为然:“干嘛要活在人的心上?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几十年后希望人们怎么评价你?黄永玉一挥手,用铿锵的语气恨恨地说:“这个混蛋!”(来源|读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