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学校出来，选择“小众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怎么样了？

作者 | 张小芮 Ree 图 |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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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夏靖宜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开启了她在北京的成长之旅。高中从人大附中的朝阳分校毕业后，2021年，她从纽约巴德学院摄影专业云毕业。

现今回想起来，高中和大家对于国际学校的轻松课业印象不同，学校管理相对严严格，为了目标，需要更自主地去探索、考量。时间总是饱满而充盈的。

压力的一个方面，和自己当时选的课程有关系。学校采用英国高考体系A-Level，每个学生选三门自己喜欢的课去上，然后参加考试。

在有限的范围里，靖宜选了经济、数学、艺术。“经济跟数学感觉都是凑数的。”

她在艺术课上会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探索，连周末都没有休息。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住宿，等到周末她就去画室，一呆一整天做作品集。

当时的高中有两个艺术老师，一位毕业于央美，主要教授美术课；另一位是一个俄罗斯裔的美国人。靖宜感觉自己萌发的“艺术家性格”和看重考核A-Level的老师之间，有一些侧重点的不同。

毕竟艺术这件事，本身就是具备差异性的学科，国际学校里的艺术课，也需要匹配考试机制下的某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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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的偏爱，也来自家庭的熏陶。

母亲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父亲是一名艺术家，创作以中国水墨、书法为主。从小免不了在父亲的画室里待着，父亲在一边创作或者读书，那些画材、书帖、笔墨就成为了孩童时最亲切的玩具。

靖宜和爸爸的作品

随着父母一起去参加开幕式和展览活动，生活里蔓延了艺术的纹路，艺术也就像她的掌纹一样，伴随着成长起来。

父亲在靖宜艺术启蒙的路上，沿用了艺术家风格的“放飞”。

曾经父亲也试过专门来教她写书法，对于幼年孩童来说，除非特殊的热忱，这件事本身还是偏向枯燥的，因此没坚持多久即作罢。父亲更看重自由快乐对性情的抒发，至于手头功夫都在其次。

因为日日所见，靖宜对于创作是相对熟悉。与父亲各画各的，但交流一直存在。这是一个尊重孩子的过程，并非带有唯一性地去引导，而是把孩子当做一个创作者。

在绘画面前，成年人不一定比孩子做得好。毕竟毕加索曾经都说过，我12岁就可以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但我毕生只想画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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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宜对艺术的理解在大学后发生了改变。

申请大学时，靖宜是冲着艺术史专业去的。对于从小“混迹”艺术行业的她来说，艺术家们是可爱的，艺术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距离，美术馆，画廊或聚会的咖啡厅，工作和生活都在一块交织。

她希望自己通过学习艺术史，为艺术家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比如研究、策展、写作……上大学后，靖宜发现摄影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媒介：摄影在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摄影艺术作为比较年轻的创作方式，更具有视觉传达的直接性和感染力。

从大一第一学期报了节摄影课后，靖宜每学期都会报摄影课。“所以最后我就顺理成章成了摄影系的毕业生”，艺术史和摄影双学位的审核都已经通过。

靖宜觉得，在巴德学院学摄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摄影系用最传统的方式来教摄影。整个大一的一学年，都会让学生去拍黑白35毫米胶片，每周都要在暗房里去洗胶卷、放大照片，这是最开心的事。

学校这样安排，不仅是对基本功的重视，在暗房里处理照片，也是奠定学生对摄影这个媒介的理解和感知。其他学习摄影的朋友，大多从大一就开始拍数码，而靖宜是等到大三才开始。

暗房里的两年学习经历，塑造了她对“什么是一张好照片”的理解。

每周拍完照片，学长学姐会一起帮忙挑选，不同于数学题的答案ABCD，在摄影里，对错的边界没有分的那么清楚。

奇妙的地方在于，遇到一张好的照片，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哇”，感叹；一起上完课，critic环节不是只有老师的讲述，还有大家互相评论。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反馈，就可以去尝试新的，继续接收反馈，良好地循环。

系主任是世界著名摄影师斯蒂芬.肖，他曾史无前例地开了一节Instagram摄影课，这门课不对摄影系学生开放，更像是一个实验，主要面对其他各专业的学生。靖宜知道后很激动，她一定要去报这门课。

“我给他在ins上面发了私信，他没有回我。”我就跟他说，“像表白一样——我特别想上这节课。”

一天刚从洗手间出来，碰到了斯蒂芬.肖老师，老师面对这个还透露着些许紧张的大一新生说，邮件给他。靖宜把颇具中国人特色的朋友圈做了一个作品集，包括九宫格如何排列，图片怎么搭配文字。

最终她顺利出现在课堂上，作为唯一的大一摄影系学生，和其他的文史哲理工科学生一起学摄影。课程作业也比较有趣，根据老师布置的主题，每天发一张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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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假期，她给自己安排了画廊的实习，通过工作确认自己更加偏重创作，还是围绕艺术家去做服务的工作。

还安排了去日本学习。在东京时收到朋友的邀请函，参加日本著名摄影师森山大道的展览开幕，去了以后才发现，是一个只有20多人的私人开幕式。

靖宜说自己是在场日语说的最差的，“可能去日本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森山大道，还和他聊了聊艺术。”

暑假，靖宜把自己的摄影作品投稿，又机缘巧合地制作出了一本像火柴盒一样的摄影集。

靖宜的摄影集已经去过不少艺术市集和书展

在纽约的校园待了两年半后，靖宜去了柏林的校区交换，进入了文理学院。课程模式为distributional requirement，所有学科分成几大学术领域，大概9个，需要每个学生毕业前，在每个领域里都修满四个学分，即一节常规的整学期的课。

所以在柏林的学期，除了要上摄影课，还要找时间学计算机、自然社科、文史哲、人文通识类课程。可惜的是，在柏林学习了两个多月，疫情开始了。

起初的焦虑不是因为身边有疫情，而是蔓延的情绪。有天新闻报道柏林出现疫情，学校的邮件通知有学生是密接，家人频繁地打电话询问。甚至有一次，在常去的亚洲人（越南）开的花店，被反复问是哪个国家的人，还戏剧性地戴上口罩捂住鼻子。

那段时间过得简单而自律，上课、学习、自己做饭、出门简单遛弯、待着……后来回国开始了一年的网课，整体时间好在不会昼夜颠倒，但也有几天需要熬夜或者三点钟爬起来上课或考试。相比在校园里，效果和环境的交流是欠缺的。

靖宜在柏林时拍下自己做的每一餐

在北京居家隔离的时间，靖宜看了日本纪录片导演想田和弘写的《这世上的偶然》，里面的一些经历、理论和原则给靖宜带来创作的动力，就特别想拍纪录片。

机缘巧合下，得知父母老家湖南益阳，有一群年轻人全职在学校里学习花鼓戏。加上那段时间奶奶生病，就决定在假期回老家开始纪录片拍摄。

靖宜拍的纪录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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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拍完，回北京之前，靖宜在长沙住了快一年。相对北京来说，长沙是一个烟火气很足的地方。

刚到长沙谁也不认识，因为一个朋友，而认识了一群朋友，有做电影的、做艺术的、做音乐的、做咖啡……他们鲜活的生命和成长经历，与那些在北京认识的朋友们不尽相同。

以前的朋友基本上就是同校的同学，和长沙这些朋友的相处中，是她创作中的最佳养分。长沙因为活色生香，那些欢乐不可避免地让靖宜在学习上分身乏术，就回到北京先踏踏实实完成自己的课程。

“去长沙接触了一种野生的，或者是说比较烟火气、很放松的生活方式，但是你也不能老放松，你必须得去努力做点什么。”靖宜决定继续去电影学院进修。

本科在纽约的学校时，她做过一学期的胶片放映员，也许就是那段经历萌生了电影的种子。

一个年轻的教授，特别执着于把课堂上所涉及的片子，用电影系的胶片放映厅放映出来，每周安排两个晚上放电影，靖宜成为了即将毕业的放映员接班人。

放映的电影来自每学期的主题，亚洲电影、现代主义……有一次是和日本文化中心合作，专门从日本寄过来的胶片，先在学校放映，然后再拿到纽约市区的资料馆放映。

胶片一般都很沉，邮寄过程中为了省成本，会把原版中间的金属盘换成塑料盘，因此在放映的时候，需要把塑料盘换回金属盘，上一部放完了，赶紧替换，再换成塑料盘。

那感觉有点像不间断地削苹果皮。观众在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靖宜和同学在放映厅里忙活着。即使有不间断的噪音，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靖宜工作照

靖宜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是电影摄影，特意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她意识到，在这个专业里绝大部分都是男生。

“电影摄影需要这样一个视角，需要更多的女生。”就像学习艺术史的95%都是女性，但绝大多数重要的艺术史专业职位、教授席位都是男性。在艺术的世界里，女性一定要为男性服务吗？女性也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有一些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也做的不怎么样。

在北电的进修课程，又像是回到了高中，每周一到周五的课程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晚上还有选修课，一般都会去听。

后记

现在，关于长沙的纪录片进行到第三阶段的拍摄，靖宜希望在今年把后期给做完。正如森山大道曾经说过的那句：“摄影是一种青春的行为，如果哪一天我没有了青春的感性，那么我的摄影也就完了。”靖宜的感性创作和纪录，还在一帧一帧地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