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资产的“老赖”，480亿机构资金踩雷

厂长的话

产品全面沦陷、巨额债务压身、评级接连跳水、资产轮番冻结。。。作为中信集团曾经的亲儿子，北京国安的老东家，中信国安争渡三十载，却只争来个“老赖”的名号。现在看来，声势浩大的混改果然成了一地鸡毛，其狂飙猛进的业务模式也受到反噬，并传输到一众投资机构（人）的身上。实际上，这并非中信国安一家的夕照，也是一个旧时代的黄昏。而杠杆造作酿下的遗祸，势必要一一清算，无可幸免。

千亿资产的“老赖”

“比什么别和中信比有钱！”

八年之前，北京国安的老总罗宁，曾有这样一句半真半假的“狂言”。

八年之后，中信依然稳坐钓鱼台，可“国安”却身处在风雨飘摇的黄昏陌路。

据天眼查的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坐拥2000亿资产的老牌集团，因两项未履行义务，已被安上了“失信被执行人”的帽子：

而继4月“15中信国安MTN001”和“15中信国安MTN002”之后，该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15中信国安MTN003”也于近期构成实质性违约。

对此，中信国安解释为“流动资金紧张”，而公司正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措本期债券利息，并加强自身经营，尽快向投资人支付本期中期票据的利息。

实际上，中信国安早就成为了今年的“产品违约之王”。比如今年3月时，它就曾有一笔25亿的保险债权投资计划宣布逾期，还牵连了担保方的北京银行来为其背锅。

无妄之灾从天而降，北京银行只能自叹一声识人不明，全盘认栽，可诸如此类的倒霉蛋绝不止它一家。

实际上，截至到2018年年底，仅各类金融机构，卷入中信国安债务泥潭的家数就已超过40多家，类型上将银行、信托、资管到私募一网打尽，其涉及到总金额高达481.95亿：

如果算上其他公司的债务其明面上的总债务共有1568亿之多——这么说吧，光是已公开的债券及贷款的利息部分，就足足要有10个亿之多！

而为了追讨债务，由此引发的法律诉讼和股权冻结也在今年轮番上演。。。至于国安的还钱前景嘛，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已给出了C的答案。

话说回来，从情况良好的AA-迅速恶化至“无法还债”的C，中信国安的信誉崩塌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它现在旧的拿不出，新的拿不到，只能使出“盘外招”——据媒体披露，中信国安曾于今年3月向监管层发出一份《恳请函》，“跪求”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中信国安重组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即希望追债的各位英雄好汉能看在监管的面子上刀下留人，不要逼得太紧。

曾经不差钱的中信国安，怎会沦落到如此卑微作态的境地？

要知道，中信集团绝非寻常的民企土豪可比，有着万亿资产的“亲爹”坐镇，堂堂国安府不该沦落得如此狼狈。

厂长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今日之国安，早已不是中信之天下。

这一切的源头，恐怕还从五年前的那场“中国第一改”开始。

一地鸡毛的混改

中信国安成立于1987年，其最初的身份还是一家招揽外宾的“国安公馆”。

1989年它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国安实业发展总公司，后又改名为中信国安总公司——为大家熟知的中超豪门北京国安，也正是它在1992年时和北京市体委一同建立的。

直到2014年前，中信国安还是根正苗红的集团全资子公司；而在14年那场震动中国资本圈的“世纪大拍卖”之后，中信国安本质突变，由一家国企变成了国、民参杂的“公众企业”。

具体而言，当时有五大民企入局，其分别是黑龙江鼎尚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中鼎集团、河南森源集团、北京干融投资以及天津万顺置业。据统计，这五家民企的总注资额达到80亿元，其股份占比高达79.06%，中信集团的股份缩水至20.54%，从亲爸爸降格到了非控股第一大股东。

而时过境迁，风水轮转，在此后的五年时光里，“城头变换大王旗”，当年的民企们似乎只是热衷投机的过客，如今的五大股东里只剩下了黑龙江鼎尚和天津万顺置业，而中信集团仍旧以20.94%的控股比占有最多股份，但实际上却并不拥有公司的控制权。

至于实控人到底是谁，表面上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知道的。现在媒体上有些捕风捉影的论断，把当年落马的王雪冰还牵扯在内。。。不过从现股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来看，中信国安背后操盘也不是没有可能。

厂长查了下这五大民企股东的背景：合盛源的大股东为中信国安基金；瑞煜的控制人为中信国安实控的中非信银；剩余的三家民企又分别将所持股份抵押给了中非信银实控的上海巨合。从这点来看，表面上中信、国安“骨肉分离”，但追本溯源，似乎依然在藕断丝连着。

当然了，不管实控人真相如何，有一个信息还是始终明确的——通过混改，中信国安获得了一定的资产扩容，并从此开启了它来者不拒、蒙眼狂奔的狂买模式。

到如今，其现有的主营业务包括了能源、通信、房地产、文化、旅游、体育等十二个大类，二十五个小类。除此之外它还大举杀入证券市场和海外项目，18年时它的总资产从五年前的1100亿狂飙到了2100亿！

但随着体量的增加，其背负的债务也在不断累高。根据国泰君安的研究数据，国安的资产负债率始终维持在80%一线，而它的有息负债占比也在逐年增高。

与之相对的，中信国安的造血功能却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投资大多还处在“培育期”，不但未来收益存在不确性，同时也无法快速变现到报表中去。

要补充说明这个问题，厂长这里还有个“经典案例”。

早在2010年时，中信国安曾在北京宣武门的黄金地段拍下并开发了一个“优质项目”——高档住宅“国安府”，当时的项目投入高达200亿，预售款达300亿。

然而到了2017年的时候，集团却因地块转让纠纷而被法院认定为“恶意违约”，不但回笼资金无望，还落了个“拆楼还地”的悲惨处境。。。可这样一来，不但200亿资金和七年的心血打了水漂，等待国安的，还有上百起付款业主的官司。

除了投资收益的不理想，集团本身的业务也难有起色。实际上，集团营收构成里50%以上的收入贡献都来自于有色金属贸易，但该业务的毛利率常年在个位数徘徊。而从这几年的年报来看，中信国安的净利润始终被压制在10亿元之下，而从18年到今年一季度，中信国安已是连续亏损：

总而言之，集团所奉行的负债扩张策略未能创收，公司却反受其累。至于17年后的政策变动，不过是压垮这个巨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残局何解？

大厦将倾，主干尤能“抢救一下”，可细枝末节自是照拂不到，沦为自生自灭的弃子。

既然银行、保险都追讨无门，那作为投资结构底层的个人投资者，恐怕更是不能幸免。

厂长这里就以部分私募产品为例。据相关媒体爆料，由于所投私募产品到期未付，今年上半年曾有百余名个人投资者前往中信国安总部要钱。

据了解，中信国安曾通过歌伦资本，发行了十余只私募产品，其总规模有17亿，涉及到的投资人多达1300多名。

根据中基协的信息显示，歌伦资本成立于2014年11月，备案于2015年4月，注册资本为5882万，机构类型属于其他私募类。

从官网上了解到，歌伦资本主攻“基础产业投资”、“多元地产开发”及“另类资产投资”，其中基础产业的投资规模已超百亿。它与中信国安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备案登记的20只产品里，“安盈系列”是投向国安项目的主力。

具体来讲，它还分为两大类，一者是实际投向中信国安的短期流动性贷款，主要是三个月、六个月的应收账款项目，收益率为7%-8%。其中已经到期的部分未能完成兑付。

除此之外，他家的东坝项目也“很有问题”。

根据投资者的爆料，歌伦资本通过“安盈系列”的7、8、9、10、21号等私募产品，来为国安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东坝土地相关区域项目的收益权收购。

但在今年5月，据北京市规划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透露，“收益权转让合同由北京国安控股有限公司和歌伦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我局土地储备朝阳分中心并非合同当事人，无法依据该合同将相关款项转至私募投资基金托管账号”。

也就是说，朝阳土储中心可能连权益转让的通知都没收到，国安控股已然违背合同义务，而作为管理人的歌伦资本也有“知情不报”，未尽其责的嫌疑（甚至问题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产品的基金销售公司均为信诚基金，而信诚基金也是诺大中信系里的一员。

说起“中信爸爸”，这理应是国安至暗时刻里的救命稻草。

实际上，在稍早之前，中信集团就已启动了对中信国安的资产重组工作，去年三季度还刚打过35亿的委托贷款。。。然而从中信国安接连不断的违约事件来看，中信的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未能改变集团现状的实质。

其实在厂长看来，这已经不是救不救得了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救的问题。

要知道，中信国安的“死局”并不在于债务多少，而是其不合理的业务架构和低效的盈利能力，说白了，救助成本太高但回报太少，且与中信自己的金融布局也不相匹配。

再说了，如今的国安早就是个过继出去的弃子，对于“子嗣众多”的中信集团来讲，做做姿态已经是给足面子、仁至义尽的表现。

现在回头再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这些危机的伏笔早已埋下。近年来由于银行放贷提高门槛，部分企业转而借助P2P、金交所、信托、私募的融资渠道来转移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前些年尤其是16年时大量购买私募、信托固收产品的投资者是最为危险的一批人。

厂长这里再提醒大家一点，对于投资方来说，融资方的大股东背书不可迷信，融资方的“还款来源”才最为重要——尤其要避免那些负债驱动型的公司。而当企业出现大规模产品兑付的时候最好不要介入，以免当了借新还旧的冤大头。。。顺便一提，这一波的“滞后性风险”还未发酵完，各类房企、债券、信贷的集中兑付期还要持续到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