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乒乓外交”背后的六个人

说起“乒乓外交”，这已经是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了，但这桩改变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如果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参与者身上，还是挺有意思的。

1

1971 年 1 月下旬的时候，住在北京饭店的后藤钾二有点急了。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本来也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但因为支持中国申请亚乒联、取消台湾会员资格未果，刚刚愤然辞职。此时的他，已经在北京待了好几天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复。

后藤钾二是作为“特使”专程赶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受此影响，作为世界乒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缺席了两届世界锦标赛。而第 31 届世乒赛就在日本举办，所以组委会非常希望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

1971 年 2 月，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人宋中（左）、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右）在中日体育交流会谈纪要签字仪式上握手

后藤钾二来中国，其实也是顶着不小压力的。

其时，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右翼当道的日本执政内阁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敌视。后藤钾二的中国之行，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甚至还有威胁和恐吓。但后藤钾二还是克服了种种阻力，带着当时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村冈平和日本乒协理事森武等人来到了中国。

到了北京后，后藤钾二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并给出了一份草案，希望双方能出一个“会谈纪要”。但中方在详细研究后给予他的回复却让他有点懵了。

中方提出，出“会谈纪要”可以，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第二，必须再加一句，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这就让后藤钾二进退两难了。

所谓“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是 1958 年 7 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三点内容其实也很简单：

（1） 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3） 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诚意，后藤钾二到中国后主动提出，可以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会谈纪要”的第二条。但是，中国方面提出要放到第一条，并且要加上那句话，他感到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日本民间搞乒乓球的代表，我有什么权力决定这些东西呢？

后藤钾二坚持不肯这样写，而中方人员坚持必须写，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眼看时间就将进入 2 月，而第 31 届世乒赛即将在 3 月底举行，后藤钾二自己也感到希望渺茫，准备收拾行李回国。

然而，就在 1 月 30 日，后藤钾二得到了中方通知：第一，不再坚持当初要求添加的条款；第二，中国将派出代表团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并坚决支持后藤先生办好这届世乒赛。

喜从天降。

后藤钾二后来才知道，中方态度的突然转变，主要是因为一个人。

2

1971 年 1 月 29 日午夜，周恩来紧急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参会的，有外交部的，有国家体委的，也有对外友好协会的，周恩来直接开门见山：凡事要看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

周恩来明确指出，既然后藤钾二已经同意把“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入纪要，为何还一定要他写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最后，周恩来似乎发了点小火：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

周恩来的眼光，确实要比很多人长远一些。

当时间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整个国际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已经完全对中国撕破了脸皮，在“珍宝岛冲突”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力乃至核武器的恐吓。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锋芒已经大不如前。从之前种种不同场合的蛛丝马迹来判断，美国其实在不断释放或明或暗的信号：我们愿意同中国接触。

而中国此时也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之中，几乎关闭了一切对外交流的渠道。面对明显将发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其实也到了需要寻求突破的时候。

但是，就在周恩来做出同意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决定之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又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1971 年 3 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国政府立刻表态支持西哈努克政权。不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和朝鲜能够更有力地表达支持—比如放弃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因为有朗诺集团的运动员参加。

周恩来决定先听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

在那场连夜召开的讨论会上，乒乓球代表团也有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认为，既然答应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参赛对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对整个国家也有利。还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赛，去现场开展斗争。

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一直等到凌晨 3 点，直到听到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总结汇报后，他拍了板：遵守诺言，参加比赛！

同时，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诺集团或南越集团的选手，我们就弃权。

当然，心思缜密的周恩来，随即自己亲自动笔，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份逻辑清晰的情况报告，请示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在报告上写下了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注：当时日本右翼宣称将要暗杀中国代表团）。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乒乓球队，就此出征名古屋。

徐寅生，后担任中国乒协主席。按照他的回忆，在那个晚上，他是主张去的，而庄则栋是主张不去的

3

1971 年 3 月 21 日晚，东京羽田机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震惊了。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刚下飞机，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热烈欢迎，光是赶到机场的日本各界代表，人数就超过了 2 000 人。很多日本人手执中日两国国旗、欢迎标语和鲜花，将机场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宋中后来才知道，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参赛，名古屋世乒赛的规格一下子就升级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乒乓球在世界处于一流水平，更是因为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

第 31 届世乒赛如期开幕，久违世界舞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如猛虎下山，给整个世界乒坛重新注入一股“中国旋风”，一举拿下了男团、女单、女双、混双的冠军。在男单比赛中，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庄则栋在第二轮遭遇了朗诺集团的选手柯武，按照赛前制定的策略，庄则栋选择弃权，对手不战而胜。虽然庄则栋当时已经过了巅峰时期，但依旧是中国男队的一号主力，他的弃权对最后中国男队丢掉男单金牌应该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与赛场内的拼杀相比，宋中对一些场外细节更加留意。

在世乒赛举行期间，国际乒联曾专门举行过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宋中公开指责当时的南越提出让台湾加入国际乒联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并表示朗诺集团是“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但宋中发现，一起参会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并不在意，反而在会后主动找宋中寒暄。

庄则栋与斯廷霍文切磋球技。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他理解当时中国人的抗议，并说： “换作我，我也会这么说。”

让宋中意外的是，斯廷霍文的寒暄内容不仅仅有“中国运动员乒乓球打得很好”这类客套之辞，还有一句颇有所指的“玩笑话”：“听说你们邀请了五个国家的球队到你们国家去访问，不知什么时候会邀请我们？”

在这届世乒赛上，中国代表团确实向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个国家的代表团发出了访问邀请，但美国当时和中国依旧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斯廷霍文这句话怎么听都应该是句玩笑话。

不过，宋中却因为这句话，立刻想起了在世乒赛举行前不久，美国乒乓球协会驻国际乒联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对他说的话：“美国的年轻队员们真的想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经取消了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的禁令。如果你们给我们签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中国访问。”

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就成立了以团长赵正洪、秘书长宋中组成的七人临时党委，专门讨论斯廷霍文的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弦外之音”，讨论的结果是，立刻向国内报告。

而就在向国内报告和听取指示的过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4

1971 年 4 月 4 日下午，在中国代表团的班车上，庄则栋一下子蒙了。

当时，中国队的球员都已经上了班车，司机正准备开动，忽然车门一开，上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运动员。那个运动员一上车，发现整车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运动员，他自己也愣住了，忙想转身下车，但这时候，班车已经开动了。

这名明显上错车的外国运动员只能面朝车门站立，而他这一转身，运动服背后的国家字母也露了出来：U. S. A。

一个美国运动员，莫名其妙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美国运动员面朝车门，一动也不敢动。中国队的所有队员也面面相觑，面对来自“美帝”的运动员，也没人敢搭腔。

整整 10 分钟，车厢内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

整个班车行程一共大约 15 分钟，还有 5 分钟就抵达目的地了。这时候，庄则栋在队友惊异的目光中，走向了那位美国运动员。当时有队友轻轻拉他的衣服：“小庄，别去，别理他，别惹事。”

庄则栋的回答是：“没事，他也就是个运动员。”

庄则栋拉着翻译走到了那位美国运动员面前，先是自我介绍，然后知道了美国运动员的名字叫科恩。科恩自然认识三届世锦赛冠军庄则栋，情绪一下子变得很激动。

而且，庄则栋不光上去打了招呼，还从包里拿出一段一米多长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了科恩。

按照庄则栋后来自己的回忆，他当时这么做是出于两个理由。

庄则栋和科恩。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班车到站，一直跟踪中国队每一个行程的日本媒体记者惊异地发现：一个中国运动员居然和一个美国运动员微笑着站在一起。

整个媒体队伍当时就炸了—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都刊登了这条新闻。

而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却陷入了分歧：庄则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外事纪律？是不是要回国听候处分？

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在接到了科恩的汇报后，由代表团的副领队哈里森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正式请求：“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能访问中国。”

要不要邀请美国队？这种“天大的事”，自然不是庄则栋能决定的，也不是代表团能决定的。

一纸报告，很快就放到了中南海的一个人案前。

5

4 月 6 日晚，中南海。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早早睡觉。

就在睡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圈阅了周恩来递上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这份报告，其实在毛泽东这里已经被压三天了。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希望访华的请求，在中南海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当时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得出的建议是，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诚意，并且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中国安全。从访问方式上来看，也应该是美国先派高级官员前来，而不是派一个乒乓球队。

周恩来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报告上做了圈阅，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压了三天之后，最终在 4 月 6 日晚上也做了圈阅—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文件送走后，已经是晚上 11 点多。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后，让他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对庄则栋与科恩在班车上互动的评价时，他突然说起话来。

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知道毛泽东刚刚还圈阅了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的语气有些生气：“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

吴旭君表示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再追问了一句：“主席，您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

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6 

1971 年 4 月 10 日上午，深圳罗湖口岸，格伦·科恩兴奋得四处眺望。

中国代表团邀请访华的通知在 4 月 7 日传到了美国队那里，全队上下一片沸腾。当时团长不在，副团长哈里森立刻致电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告知受邀消息，并要求把护照上会引起纠纷的“大陆中国”字样消掉。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正好也不在，值班的一等秘书威廉·卡宁汉得到消息后，考虑到美国队本来 4 月 8 日就要返回国内，立刻“越级”上报了美国白宫，并大力支持美国队访华。

美国队访华的路线也很快被确定下来：从日本飞香港，由香港到深圳坐火车到广州，由广州飞北京。作为让美国队得到访华邀请的 “功臣”，科恩当然被选入访华的代表团名单。

科恩当时 19 岁，是洛杉矶圣莫妮卡市立学院政治系的二年级学生，从小喜欢打乒乓球。不过，他和很多队友一样，其实是自费来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的—美国乒协只进行选拔，不提供差旅费。

但这已足以让科恩满意了，因为他自己的理想就是能去世界各国开眼界，没想到这次还能去神秘的中国。所以科恩当时很不能理解，美国队中居然还有不愿意去中国的人—一位当时南朝鲜裔的队员就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后来这位队员公开表示这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美国队抵达北京后，下榻在新侨饭店。科恩不知道的是，他和他的队友们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程，都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亲自安排过问的。到北京第一天，美国队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随后访问清华大学，游览万里长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国的新奇景象给科恩留下了深刻印象：干净整洁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洪流，几乎不讲究款式的男女着装，到处都竖立着的毛泽东画像……

4 月 13 日，在首都体育馆，一场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拉开帷幕。考虑到美国选手的水平还比较低，中方特地安排了中美混合配对双打，以保证双方水平接近。

4 月 14 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也受到了一样的接待，但谁心里都明白：美国队是这次的主角。

周恩来在与美国队谈话时，引用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好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中美双方进行友谊赛

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斯廷霍文其实来之前很担心科恩，因为科恩受当时美国国内文化影响，是一个标准的“嬉皮士”：留长发，穿喇叭裤。就连和中国选手打球时也不太安分：用红绳扎起头发，把脚跷到桌子上系鞋带，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时，还会以迪斯科的姿势跟着一起跳舞。

结果，让斯廷霍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恩忽然向周恩来提问：“请问您怎么看待嬉皮士？”

周恩来的回答是：“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些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恩来的讲话和接见美国队的照片，都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

最惊讶的人，其实是科恩的母亲。为此，她特地托人给周恩来送去一束花。

7

当然，无论是科恩，还是庄则栋、宋中、后藤钾二，都不会想到这场“乒乓外交”的后续会如何发酵。

就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现场，斯廷霍文发出了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周恩来当场就答应了。

就在会见之后还不到 10 个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从货币、石油、货物运输进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解禁。

就在会见之后 3 个月，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就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从伊斯兰堡飞抵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

就在会见之后的 10 个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之间几十年的坚冰，一朝打破。

馒头说

对 20 世纪的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中美关系的突破，绝对是一个大事件。

而促成这个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双方领导人对未来形势的判断和把握，“乒乓外交”可以算是一个 “抓手”。

在这个大事件中，后藤钾二、宋中、科恩、庄则栋，包括斯廷霍文、卡宁汉，都是参与其中的人物，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可能都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件不平凡的事，但未必能预料到这件事的影响会如此深远。不要说他们，即便是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这一层面的人物，也未必能对当时事情的走向完全了然于胸。

所以有时候历史真的很有意思：一个历史事件，由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构成，从头到尾看一遍，是一种感受，而如果你站到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的角度重新看一遍，又是一种新的感受。

历史确实是由一个个年份、一个个数字、一个个事件构成的，但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作为个体，就像每个人拿着一块拼图，一块块组合在一起，最终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

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前人的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但当时的他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怎样选择，也未必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会对事件未来的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也不知道，有一批人在同时参与这一事件，大家相互作用，交叉影响。

在现在，看过去，鉴未来，这可能就是读历史的魅力吧。

本文整理自张玮（馒头大师）所著《历史的温度5：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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