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人民军队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官兵平等。因此之后的数十年间，部队中都是没有实行军衔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同时也为了对那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将领们进行表彰，在1955年秋季的时候，我军军衔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一共产生了一千多名开国将帅。
大授衔之后，还进行了授勋仪式。军衔和勋章，是对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的崇高肯定和奖赏。面对国家和人民赋予个人的荣誉、地位和名利，不少开国将帅选择了推却和谦让，还有不少人自请降衔，比如许光达和徐立清。当毛主席得知自己要被评为大元帅时，亲自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等人，对他们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历史上，毛主席一直十分注重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革命时期，他就多次到群众中去调研，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时期，他也经常到乡亲们中间去，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深知，要想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不能搞特殊，因此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为他准备的大元帅制服，也只能永远地放在了博物馆里。
同时，彭德怀也多次表态说：“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幺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如果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同时也有不少老同志认为军衔是“教条主义”，和我国当时的国情并不适合。因此到1965年的时候，毛主席下令取消了军衔制度。军衔制度取消后，干部和战士的军服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干部军服的上衣是四个兜，战士的是两个兜。“文革”结束之后，没有军衔的弊端开始逐渐显露。当时开国少将贾若瑜在军事学院担任副教育长，曾经陪同院长萧克出访过伊朗。
当时伊朗有军衔制，据贾若瑜回忆：“人家接待我们时，就问我方人员，萧克将军算什么衔，属于哪个等级，我们不好回答”。除了外交接待不方便之外，没有军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有的部队被打散之后，因为没有军衔，就出现了指挥混乱的情况。对于这一切，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但要马上推翻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再重新把军衔制搞起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军队的遗留问题很多，如体制不顺、干部超编、年龄老化、官兵比例不合理等。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决定先对军队进行精简之后再恢复军衔制。之后先是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被撤销，接着又进行了百万大裁军，把部队规模控制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层面。
此时实行新的军衔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988年7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这也意味着已经中断了20多年的军衔制被重新恢复。在具体授衔之前，邓小平召集了一次重要会议，指出这次授衔不是在1955年大授衔的基础上搞恢复，而是重新设定的一套军衔制度。并规定这次授衔不设元帅和大将，最高军衔为上将，同时还取消了大尉和准尉这两个尉级军衔。地方党委书记兼军职的，一律不授衔，一律不穿军装。
和1955年时的军衔制相比，这次授衔做出了很多改变。因此不少人有顾虑，害怕工作难做。对此邓小平表示：你们放手去做，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句话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不久后新的军衔制开始在全军推广。这次授衔，共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其中就包括了洪学智。由于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他就是上将，现在是第二次被授予上将，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六星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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