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驾崩后的1644年,大清帝国迎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皇位争夺。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各拥重兵,八旗中半数的支持使得二人势均力敌。然而历史的天平最终却倾向了年仅六岁的福临。其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即后来的孝庄文皇后)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她敏锐地认识到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分量,以高超的斡旋能力争取到代善及其掌控的两红旗支持,进而将镶蓝旗也纳入福临阵营。在母亲布下的棋局中,福临登上帝位,而手握国柄的多尔衮成为了摄政王。
权力格局的剧变催生了“太后下嫁”的千古谜题。据《清朝野史大观》所载,多尔衮曾以顺治帝名义颁诏天下,声称“皇叔摄政王现在是单身,其身份、地位和相貌,皆为国中第一人”,且“太后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嫁给他”。此说自明末清初流传,至清末排满思潮兴起时再度炽烈。
孝庄文皇后
支持“下嫁说”者认为:
1. 政治联姻符合情理与旧俗:满族早期确有“兄死则妻其嫂”的收继婚遗风。孝庄为巩固儿子帝位,通过联姻进一步绑定手握大权的多尔衮,是扩大势力的现实选择。
2. 称谓与特权隐含关系:
蒋良骐《东华录》记载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来到皇宫内院”。若非身份特殊,频繁出入内廷为礼法所不容。
《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清使至朝鲜,国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面对朝鲜国王的询问,使臣解释去掉“叔”字是“朝中可喜可贺”之事,意味着多尔衮与皇帝“成了一家人”。
多尔衮死后被破格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尊荣至极。
3. 孝庄葬仪的反常:孝庄临终前对康熙帝明确表示不愿惊动安葬已久的皇太极,要求就近安葬于顺治帝福临的孝陵附近。此举违背了清朝帝后合葬的祖制,被解读为她因下嫁小叔多尔衮而自感愧对太宗,故选择远离昭陵。
4. 时人诗文与秘档传闻:
南明大臣张煌言在《建州宫词》中直书:“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诗在当时流传。
据传清末内阁库曾发现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虽原件未存世,但刘文兴在《皇父摄政起居注》跋语中提及此事,曾引发朝野震动。
多尔衮
质疑“下嫁说”者则指出:
1. 缺乏直接清宫档案证据:清宫秘档及《清实录》等核心官方文献中,并无关于太后下嫁的确切记载。
2. 称谓解读的歧义:
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中力辩,“皇父”之称可能仅为尊崇之极的封号,或源于满语旧俗中对尊长可称“父”的习惯。
多尔衮之前的封号“皇叔父摄政王”在满文中已有类似“父”的含义(汗的叔父父王),晋封“皇父摄政王”未必表示与顺治确立父子关系。
3. 诗作与野史的可信度:认为张煌言作为敌国遗臣,其诗作属于远道传闻和故国流言,属政治攻击,不足为信史。《清朝野史大观》等记载亦被视为小说家言。
4. 政治逻辑的再审视:孝庄作为太后,其地位已极尊崇,下嫁权臣多尔衮虽可能带来一时稳固,但从礼法及长远看,也可能削弱其自身及顺治的权威,风险巨大。
摄政叔父王令旨
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
“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交织着权力斗争、民族习俗、宫廷秘闻与文献真伪的重重迷雾。支持者手握称谓变化、使节对话、葬仪反常、时人诗文等多重旁证;质疑者则强调核心档案的缺失、称谓的合理解释、敌对史料的政治倾向以及行为本身的政治风险。
至今,它仍是清初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一大公案。孝庄文皇后最终长眠于清东陵风水墙外,既未与丈夫皇太极合葬,也未与儿子福临同陵。雍正帝将她的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使她成为清东陵辈分最高的墓主。这座孤悬于风水墙外的陵墓,如同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在时空的尘埃中默默矗立,引人无限遐思。这究竟是政治智慧的绝唱,还是历史留给我们一道永恒的谜题?只有当紫禁城深锁的档案重见天日,或新的地下证据开口说话,这桩清宫悬案才有望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