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是出身四方面军的正兵团级开国上将,一生战功、地位都非常突出,1976年甚至负责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他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四军11师政治委员,这也是开国上将的“标配职务”:红军师一级干部。当年他的师长搭档叫周时源,1955年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周时源仅被评为大校。
陈锡联晚年的回忆录里,几次提起老友周时源的名字,以及红军时他的具体指挥表现。比如青龙观之战、剑门关之战,周时源都有关键发挥,陈锡联称他为“红军难得的军事将领”。可这两人后期的军衔职务,反差确实比较大,为什么周时源明显“高开低走”,跟老战友陈锡联拉开了差距呢?
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们,大多经历了1935年草地分兵,最终队伍到延安后,需要学习、审查。有的人受影响比较小:比如陈锡联,在1937年抗战初期就受到重用,担任了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但也有一些牵连较深,进行八路军改编时,他们还在红军大学学习,没获得上前线的机会,其中就包括周时源。
直到1938年5月,周时源才真正得到启用,前往一线部队参加抗战。然而此时八路军大部队早就分散到各战区了,并且编制很完整、没有什么空余岗位。所以周时源无缘以四方面军为基础的129师,只能去新四军报到,并且还不是主力部队,他成为新组建的游击支队副参谋长。
从这个时候起,无论部队脉络还是职务地位,他已经稍稍落后于一些老战友了。而真正的打击是在1940年:由于在日常管教士兵和战利品分配方面,周时源不够注意,存在违反纪律的行为,他被抓了典型召回延安学习。后来这件事发酵严重,被当成四方面军“军阀主义”遗留作风,周时源被严厉批评,从此失去了军内职务,长期在后方学习、反省。
经此挫折,他已经很难追回履历差距了。1945年周时源被派往吉林,担任乾安县县长,属于地方基层干部,基本上没有兵权。后来战事吃紧,在国民党军30多万精锐部队步步紧逼下,东北解放军加速征召大批官兵,有丰富带兵经验的周时源被想了起来,于1946年7月成为辽东军区的一名团长,终于重回部队。
虽然他的军内职务,距离红军时明显下降,可好歹重新获得了上战场的机会,周时源依然很兴奋,接下来他率部连续参加了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受制于装备和战斗力水平,周时源所部往往只能承担侧翼和掩护任务,但他非常珍惜机会,每场战役都兢兢业业使出全力,得到上级认可。
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时源逐渐升迁为师级干部,出任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终于跟红军时的职级持平了。但熟悉军史的读者都懂,时隔近20年,职务含金量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老搭档陈锡联,1952年时已经是正兵团级了,两人级别差距很大。
1955年全军授衔,周时源仅仅被评为大校,跟他的早期地位出入极大。只能说人的际遇、表现,还是有所不同,如果抗战初期他就跟陈锡联一样,分入129师主力部队,跟随刘邓首长打上十几年仗,就算当不了兵团司令,成为军长、副军长是完全可能的。
作为老搭档的陈锡联很重感情,见周时源经历坎坷,建国后不时对他进行关照。陈锡联先后担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要职,曾几次主动向组织推荐周时源,指出他虽然现在职务不高,但军事才干是很过硬的,可以考虑酌情任用。后来周时源的职级确实又有提升,职务最高时担任过福建省军区副司令、陆军28军副军长;1964年,周时源的军衔也从大校晋升为少将。可惜因患疾病,周时源60岁时病逝于上海,走得有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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