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云：“男女授受不亲”，其实后半句才是重点，老祖宗可不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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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男女授受不亲”已经成为口口相传的经典语录，实际上这句话的后半句却鲜为人知。

看似严苛的礼法背后藏着古人对人性与社会秩序的深刻思考，那这后半句究竟是什么呢？

“男女授受不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典籍详细列明：“男女不得同席而坐，不得共用衣架，不得共享盥洗用具，不得直接手递物品”。

对两性日常交往的空间距离、器物使用乃至肢体接触，都制定了近乎苛刻的行为准则。

在分封制与井田制的背景下，贵族需要通过严格的礼制划分等级、维系秩序，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是对家族伦理、财产继承制度的双重保障。

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虽痛感“天下无道”，却仍主张克己复礼。

他周游列国推行周礼并非要复制西周的具体制度，而是希望重建礼背后的价值内核——仁。

孔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内在的道德自觉，而非外在的形式，这种思想在孟子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到了战国中期，法家和儒家的观点形成对立，例如孟子就曾经和淳于髡展开一场聚焦礼法本质的激烈论辩。

淳于髡知道孟子推崇儒家之道，其中对男女之授有着严格的规定，于是他故意给孟子提了一个难题：

既然你说男女授受不亲，若嫂嫂落水，是应该继续遵守授受不亲坐视不理，还是破礼施救？

面对这一伦理拷问，孟子不慌不忙，留下千古妙答。

他说如果见嫂溺而不救，是豺狼行径，然后才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此论既坚守礼制根本，又阐明通权达变之理，成为儒家辩证思想的经典诠释。

但现如今人们所熟知的只有前半句，恰恰忽略了后半句的精髓。

礼法是大多数情况下应遵守的原则，但是孟子将“权变”视为君子必备的智慧，正如淳于髡提出的尖锐问题，孟子的处理正是基于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的表现。

这种“权变”并非对礼法的否定，而是在更高道德原则。

例如救人一命特定情境下的改变，后世儒家将其发展为“经权之辨”，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辩论另一方的淳于髡，也是战国时期有名的辩手。

他出身寒微，因受髡刑而得名，又因入赘为婿遭世俗轻贱，却凭借超凡辩才跻身齐国朝堂。

这位身高不足七尺的谋士，以“大鸟三年不飞不鸣”向沉溺酒色的齐威王进谏，当威王问及隐语何意时，他从容答道，此鸟一鸣惊人。

这番劝谏终使威王幡然醒悟，开启“一鸣惊人”的励精图治之路，淳于髡也因此成为齐威王治国理政的股肱之臣。

在与孟子的辩论中，淳于髡看似刁难，实则是法家对儒家礼法的质疑。

他暗指法家“以法治国”的效率远远优于儒家，孟子则以“援之以道”回应，强调儒家通过道德教化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辩论本质上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有利于推动战国思想的多元发展。

在现代语境下，“男女授受不亲”常被简单归为封建糟粕，然而在儒家思想中礼法并非人性枷锁，而是通过行为规范培育道德自觉的基础。

这种秩序理念在传统社会中，实为维系人伦底线的重要精神纽带，其内核并非对人性的压制，而是试图通过结构化的行为引导，达成群体对伦理的共识。

孟子的“权变”思想提醒我们，任何规则都需在具体情境中接受人性检验，礼法的价值不在于形式的固守，而在于能否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尊重人性。

孟子与淳于髡的辩论，恰恰映射出人在面对不同事务时的处理方式不同，更侧重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男女授受不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思想特质使儒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既能保持核心价值，又能适应时代变迁。

现如今，我们既要警惕将传统礼法绝对化的倾向，也要避免简单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淳于髡的隐语、孟子的权变，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交锋，至今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1.《孟子・离娄上》

2.《礼记・曲礼》

3.《史记・滑稽列传》

4.《战国策・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