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冬磊：“降一格”传播：近代中国动员网络的下移（1901-1934）

文献标题：“降一格”传播：近代中国动员网络的下移（1901-1934）

文献作者：卞冬磊

文献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发表时间：2025年1月

摘要

群众动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论文以“降一格”传播为视角，将动员者、媒介、文本和受众纳入“动员网络”概念，以20世纪初“开民智”到1930年代中央苏区的传播实践为时限，讨论近代中国动员网络由县域下移到乡村的历史，可发现三条交叠的线索：首先是多重力量促进了县级报刊的增长，扩大了县域讯息空间；其次，在动员由城入乡的进程中，学生群体扮演了讯息下沉的主要中介；第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创造出一个稳定的乡村动员网络。动员网络下移的历史，展现了近代中国群众动员的基本模式和更新创造。

关键词

传播；近代中国；

动员网格；下移

一 引言：“降一格”传播

无论是启蒙或革命，近代中国的历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对群众的动员。动员首先需要“眼光向下”，将讯息带到中下层社会群体身边，使之理解、行动。然而这并非易事，所以王汎森有“‘降一格’文本”的说法：“中国历代思想，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一定经历‘降一格’之类的历程——包括一个无所不在的‘俭约原则’，即将相对复杂深奥的思想一阶一阶地降。后来可能成为几个概念或几个口号，或是不停地通俗化或改写。”

不过，文本的俭约只是动员的要素之一，“思想如何扩散、下渗，或思想与日常生活如何发生关联，以及思想传播的节点、渠道等问题”更为复杂。也就是说，在动员过程中，动员者采用何种姿态？讯息的渠道如何层层建立？讯息以何种形式来到群众身边？群众在何种情境中接触和理解讯息？这些问题远远超出单纯的文本范畴，毋宁是一个传播命题。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王汎森｜著

“社会动员多半是一种交流现象。”基于此，本文在“降一格”文本的基础上提出“降一格”传播，由此探讨近代中国动员网络的下移。所谓“降一格”传播，自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用意在于提示，当动员的情境从空间层级较高的大城市、中小城市或县域转向较低的乡镇农村时，动员者、文本、渠道和受众等诸多传播要素都将被重新考察。当“眼光向下”成为一个历史趋势时，群众动员的基本模式就会显现。

而“动员网络”这个描述性概念，则受到经济史领域广泛运用的“市场网络”之启发，即如许檀曾指出的，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网络，可以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商业城镇，农村集市三大层级”。一方面，动员网络也有类似的空间层级关系，其目标涉及大城市、中小城市或县城和普通农村。另一方面，动员网络有助于将动员者、文本、渠道和受众纳入同一事物中讨论。在网络的概念中，动员不仅意味着文本通俗化，更是各要素围绕着事件展开的传播实践。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李孝悌｜著

有关近代中国群众动员的讨论普遍蕴藏在启蒙和革命的两种叙事之中。桑兵较早阐释了报刊媒介的趋势，“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并且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受众由官吏为主转向社会公众为主”。李孝悌关于清末十年白话报、阅报社、宣讲演说、戏曲等“降一格”文本的研究被广泛引用。洪长泰挖掘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在“到民间去”运动中创造的歌谣、传说、谚语和儿童文学。

《到民间去》

[美]洪长泰｜著

关于此议题更集中的讨论落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上。王奇生指出，“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北伐时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新机制”，而“区乡农民协会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协会的触角比国家行政下沉了两个层级”。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湘赣地区民间传统影响的文化动员模式更为有效”。此外，她还强调了“情感”对群众动员的作用。李里峰观察到的土地革命中的“诉苦”这一“动员技术”，其实也是农民的一种日常交流机制。黄道炫对抗战时期中共权力下探的讨论与本研究关怀相似，他写道：“战时中共采取许多措施，尽力地将权力根基向下延伸，像劳动竞赛运动、卫生运动等。目的虽然多元，却都有助于中共权力体系的下探。”

《安源： 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

[美]裴宜理｜著

上述提及的每一个研究均蕴含创见，但较少关注动员网络的多重要素和层级问题。更关键的是，这些研究常常被政治时间或事件切断，没有将动员网络的下移看作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连续现象来考察，因此遮蔽了长时段思考和彼此对照的可能。恰如王奇生的追问：“持续数十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鉴于以上，论文以20世纪初兴起的“开民智”为起点，以1930年代中央苏区的传播革命为终点，在这一相对长的时段中探寻动员网络下移的历史。

众所周知，1901年是近代中国民众启蒙的开端，而19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传播实践，则成功地将动员网络落实到社会末梢。尽管这段历史被各种事件分割得支离破碎，但动员网络下移的趋势没有实质性变化。

本文抓住这条向下的线索，以讯息所能到达的区域为主要逻辑，以点带面，首先讨论作为制度性动员媒介的报刊，如何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随后探究讯息如何由城入乡——这需要动员者想办法将讯息带到群众身边。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就算讯息到来，也不意味着群众就可以理解或行动，“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投奔革命的”。

所以，论文还将讨论一个相对稳定的乡村动员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于传统之上的发明。当上述问题一一解决后，论文将尝试阐释20世纪中国动员网络的基本模式和更新创造。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著

二 县域讯息空间的拓展

在20世纪初的“开民智”运动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动员者努力将讯息带到群众身边。这一方面是报刊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围绕报刊展开的启蒙。按今天的话来说，报刊就是各项动员展开的信息基础设施。

虽然报刊的影响力不能完全用数量衡量，但一定程度的覆盖和渗透仍有指标性意义。以往研究偏向讨论报刊在空间上的横向扩展。宁树藩系统勾勒了近代中文报刊的发展轨迹：从甲午之前的“沿海沿江”到“随着维新运动的潮流活动”，至辛亥之际“大多数省会都出现了自己的报业中心”；民国以后，“报刊地区分布的密集度提高了”；到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创造了“以《中央日报》为核心，以各省直属党报为主干，以各省地方党报为基点的党报网络，覆盖全国”。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宁树藩｜主编

姚福申、秦绍德｜副主编

与之不同，朱至刚从读者的视角观察了中文报刊的空间分布，尤其是挖掘了《时务报》不同于早期商业报纸的扩散逻辑：“正是得助于在全国且遍在的‘士林’，以《时务报》为代表的‘士大夫’之报才能迅速借用到可观的人力资源，稳定地跨出口岸，深入内陆。”概而言之，虽然易于受到政治影响，但近代中国的报刊布局总体上有一个由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城市扩散的趋势。到1920年代，受益于铁路兴起、邮政发展和报纸自身的改革，一些报纸的发行量和发行范围大为拓展，“全国化”的情形更为显著了。

上述研究在揭示报刊横向扩展的同时，其实也提示着报刊的纵向渗透——由省城或中等城市向中小城市或县城移动。县是近代中国国家正式权力的末端，往往也是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在区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20世纪初以来，县域报刊有着日益密集的趋向，除了全国性或区域内的大报向下渗透外，清末行政力量、士绅和新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也是县域讯息空间拓展的动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坚雅｜主编

政府介入报纸的创办，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变化之一，直接导致报刊的空间分布与行政区划高度相似，并在纵向上普遍地下沉到县，改善了报纸分布的不平衡性。

1901年，清政府因新政而倡设官报，拉开报刊行政化的序幕。数年间，官报几乎出现在所有省份，“形成了一个纵向四级两类、横向遍布各地的结构严密的官报网络，恰与金字塔形的各级政权组织及分工形式相契合”。官报发行量大，“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区划层层分摊”“中央级的分配到省”“省级到县”。

不仅如此，作为新政的产物，官报溢出邸报传统，借助创办白话报、阅报社和宣讲所，广泛刊载社会新闻，推动报纸走向民众，从而在县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讯息空间。譬如，在1905年抵制美货的动员中，在民间报纸较为稀少的内陆省份，官报成为刊登或转载新闻的重要媒介，《四川官报》《江西官报》《秦中官报》等对抵制运动均有报道，因此，“对于‘开民智’‘增学识’的作用，由于其深入全国基层，不可低估”。

《清季民国时期的“ 思想界”》

章清｜著

与此同时，地方意识是报刊在县域社会生长的另一个内在动力。中国人向来拥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特别是20世纪初期的地方被置于与国家秩序的辩证思考中而获得了新的意义。这种意识首先显现在清末的留学生群体之中，他们以家乡为纽带，合群办报，“省界成为读书人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标志，集中体现在所办刊物上”，这一批出现的刊物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江苏》等。彼时，除了《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等全国性报刊以外，地方化是报业的主要潮流。在启蒙、自治、文化资源争夺等诸多复杂因素的驱动下，开明士绅与新知识分子群体造就了地方报纸的繁盛。

地方报纸的首要目标就是启蒙，眼光自然也以向下看为主，“作为一项沟通的工具，其目的主要是在沟通士人与下层民众”。诸多白话报、通俗报、画报、演说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构成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普遍的“降一格”文本。首先是创办于省城或大城市的，如《京话日报》《启蒙画报》《大公报》等，致力于对普通市民以及商贩、劳工等城市边缘群体的启蒙和动员。在区域中等城市，如常州、绍兴、芜湖、潮州等地，白话报刊紧跟着大城市步伐，努力将启蒙的触角延伸到下层社会。在这个潮流中，一些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报纸的创办地点已下移到县，仅江苏就有常熟《江苏白话报》、阜宁《妇孺易知白话报》、吴江《自治白话报》、太仓《太仓白话报》、如皋《如皋白话报》等。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李仁渊｜著

辛亥革命前后，地方自治的理念盛行，各种新旧知识群体、同业公会、学校或商会创办的地方报刊迅速增长。报刊“一省多城”格局已经出现，随后不久，不少县域也创办了报纸。根据朱至刚的考察，就全国范围而言，“有报之县”在1912年以来迅速增长，特别是近代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更为明显。到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回响进一步促成了县域报刊的创办。

值得一说的是，报纸的创办已经下沉到个别的乡镇。1920年以后，苏州出现了众多的乡镇报刊，七八年中大概有30多种，这些报刊多以“新”字开头，如《新周庄》《新黎里》《新盛泽》《新同里》《新平望》《新震泽》，“一镇多刊成为常态，更有如震泽镇者，一镇所办报刊达10种之多”。

究其原因，与乡镇所在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以及新知识分子有关，“都市社会中爱国主义的传播，由出版文化普及到地域社会，受到上海出版文化的影响，不仅江南地方都市、县城，市镇一级也开始刊行报纸和杂志。这些新闻媒体参照或转载大都市知名报纸、杂志的报道，论及地域社会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爱国与爱乡土，也形同媒体本身的自我主张”。

总之，江浙一带的县镇，文化底蕴深厚，新旧读书人聚集，本就是上海新闻纸发行的重要节点，再加上面向本地的新刊物，人们对时事的了解基本和大城市保持同步。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

[日]佐藤仁史｜著

由上可知，从20世纪初到1920年代前后，清末新政中的地方官员、受地方意识影响的士绅和新知识分子、学校学会等，这些行动者促进了县域报纸的增长。同时，得益于区域报业中心的崛起和交通邮政设施的改善，报纸的发行日益下沉，使得原本集中在省城和大中城市的讯息网络，得以往下移动到县域。

到1920年代后期，国民党创办的县级党报开始有较大发展。1924年之后，国民党改组后开始重视群众工作，“组织重心由上层向下层转移”，由此创办党报也渐成潮流，“不只是在省城出版省、市党组织的机关报，而是把办报活动深入到很多郊县”。国民党的县党报是1930年代基层报纸增长的主角，“就当时中国普通县份的普遍状况而言，却更有利于被作为组织构成部分，而被自上而下嵌入的党报迅速生长”。

尽管近代中国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县与县差别大，报纸的创办可能旋生旋灭，有的县报很少向社会开放而不宜高估其影响力。但相较以往，报刊的地理覆盖终于下沉到行政区划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县，加上许多地区性大报对发行市场的下沉，使得县域层面的讯息流通在很多地方不再是个问题。

然而，由报纸这一制度化媒介生产的讯息，只是动员网络诸多要素中的一个。同时，县域在动员网络中仍然只是中间环节——类似于市场网络中的商业城镇，在其之上有省城和大城市构成的全国性网络，在其之下则是报刊无法到达的乡镇农村。

三 由城入乡：讯息的再下沉

社会动员的目标不仅是县域的居民，还包括广大居住于农村的群众。然而，由制度性媒介创造的县域讯息网络，其覆盖的人群主要还是城市的。尽管城市人口的彼此连接已足够引发全国性运动，但若想让运动持续深入，还需要动员者将讯息或思想传递到更大的人群之中。譬如《苏州白话报》的创办者包天笑就曾写道：“我们不愿意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纸。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航船上带去的。”

然而，这种情况只适合局部的、短暂的情形，制度性媒介的由城入乡，殊为不易。作为一种文化事业，报刊每下沉一个行政层级，都需要巨大的人力或市场支撑。所以，无论是清政府的新政还是地方知识精英，在县域之下都很难打开办报的格局。

因此，在20世纪初期，关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新闻基本可以通过报刊自然流动到县域，但是，大部分乡镇农村仍然处于启蒙或革命的进程之外，远方的消息仍需要人的口耳相传才能流入。所以，在一些特别的事件中，若想让讯息再往下走一程，就需要动员者的亲力亲为了。

尽管商人、士绅是近代群众动员的主体，但是他们大多只是倡导者，主要在城市活动，很难深入到农村中展开实际的行动。最终，这个重任由新崛起的青年学生承担起来。清末的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城市中各种报纸的出版，“使国家事务迅速为人所知，因此在城市中培养了一个见多识广、日益扩大的读者群。新式学校在主要城市中心集中，许多报纸的读者是对于爱国主义号召特具敏感的学生，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学生没有固定职业而时间灵活，拥有知识又充满爱国热情，这些特点自然地将他们推向沟通上下的角色。

《改良与改革：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锡瑞｜著

桑兵指出：“先进人士和下层民众之间有无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实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个中介的主体只能由人数众多的学生来充当。他们既充满近代政治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是沟通精英和大众的天然桥梁。”特别在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事件中，由于学生的能动性，群众动员已渗透到县城以下的行政区域。

其中，较早显现这一现象的是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尽管被称作是“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民众运动”，但在抵制运动中，不仅可以较为分明地看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层次的讯息网络，而且在广东等南方地区，动员还突破了县城而下沉到乡镇。

抵制美货运动甫一展开时，商界、电报和各类全国性报纸迅速促成了第一层传播网络。首先是上海商会“依靠自身独特的组织系统，将全国工商业者以及海外华商联系成一个整体”，在其“联动”机制中，“电报成为协调全国性运动至关重要的手段”。然而，“电报只有在报纸上转载并为大众阅读后才能成为公电”，借助《时报》《申报》《大公报》等全国性报纸的宣传鼓动，抵制运动的各项进程为各省知晓并跟随。

《改良与改革：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永明｜著

随后，各省的地方报纸纷纷跟进，尤其是很多白话报和政府官报参与其中，大量报道本地抵制运动的事件，由此在省内的中等城市和县城形成了第二层的传播网络。不过，由于动员者和制度性媒体的缺失，动员讯息很难再下沉到乡镇农村。然而，不同的是，“抵制运动在地理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因为受它影响的城市，不仅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甚至还有位于乡村的县城”。

这里的例外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动员者组织了深入乡间的各种演说和演讲。相应地，运动所涵盖的人群也有所扩展，“包括商人、官员、学生、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家庭妇女、店主、苦力、船夫，当然也包括广大村民”。在乡镇农村，人际传播代替了报纸，各种演说、演讲和抵制活动，使得运动得以向下渗透，从而形成了第三层的动员网络。

《寻求正义》

[美]王冠华｜著

尽管商人是抵制运动的主导群体，但学生在推动动员网络的下移上更具优势。无论是在报刊上发表宣言，还是参与报刊的创办，又或是分发传单或到乡间演讲，学生总是身体力行。“华中和华南的抵货运动，更是由城市发展到乡村，学生是主导的角色”。在广东，由于该省在美华人众多，排华法案在各县都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抵制运动的展开较为深入。其中，学生群体主导了面向乡村的公共演说，很多演说者都是青年学生，甚至是十几岁的少年，有的还引起明星般的关注。

演讲，这种在近代中国普遍使用的文本降格形式——将静态文字转变为动态言语、将静默阅读变成公共活动，大大拉近了文本和受众的距离，也更加容易促成行动。“训练有素的演讲人准备好已经写就的演讲稿，然后让这些演讲人到乡村和城市地区巡讲。……诚然，即使参加多次集会，这类信息闪电战的听众也很难对抵制运动具有彻底的了解，但是，多少有些了解往往就足以使大多数人参加到运动中去”。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黄贤强｜著

因为学生群体的参与，抵制美货运动在局部地区的乡镇农村形成了一个新的动员网络。20世纪以来，随着新式学校在县域的普遍化，学生群体的力量进一步增长，此种现象更为显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五四运动”。

德利克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普遍性运动，其动员网络是广泛而深入的，“正是地理范围的普遍性，它的影响及于中国大部分城市；正是社会范围的普遍性，它聚集了中国社会不同的集团、阶级，它的影响甚至扩散到农民中间”。

《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王跃、高力克｜编

具体而言，第一层的动员网络是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播到各省主要城市，引起普遍的响应，依靠的渠道是电报、各省学生组织和全国或区域性的报纸。第二层的动员讯息则是从省内大城市扩散到普通县城，其渠道是在县域出版、售卖或学校订阅的报纸以及放假返乡的学生。

民国时期，县仍是国家正式权力的最后一环，也是中等学校、报纸等许多制度性媒介的末端。在许多县城里，能够找到报纸的踪迹。五四运动的亲历者陶钝即曾忆述，在山东诸城县的高等小学里可以读到报纸：“学校里有两份报纸，一份是上海的《申报》，一份是北京的《晨报》，都在校长办公室里。《晨报》上已经发表了北大学生罢课的消息，校长和教员都知道。”此外，人际流动是讯息扩散的另一种普遍方式，仅以江西为例，陈立明指出：“当时各县在外地求学的学生起了传播媒介的作用。他们把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城市爱国斗争的情况写信告诉家乡的同学和师友，或者利用暑假计划返回本县，使各县的爱国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相较而言，第三层动员网络就只能依靠学生群体的人际流动了，周策纵注意到当时的普遍情形：“所有的学生都返乡，将运动发展到乡野之间。与武汉学生相似，杭州的学生也在5月28日分散回家，各人在乡下活动。”学生们不仅带来运动的消息，还以县城为立足点，成立救国会、演讲会、劝用国货会等组织，到乡村中直面村民，开展演说、演戏和抵制美货等活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上半年。由此，“五四运动”不仅实现了横向的地理扩展，也下沉到中国社会的很多乡镇和农村。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吕芳上｜著

上述事件展现了近代中国动员网络的层次性。其中，各种类型的报刊基本可以将讯息运送到县域；而在报刊无法到达的乡村，则需要动员者携带通俗化的文本，以人际形式下沉到群众之中。相较而言，学生作为灵活的和充满激情的群体，“不仅参与充当发送者，而且是第一级主要受众，将直接间接获得的信息通过演讲、通信、演剧、说唱等形式再传达给不识字、理解力不足，或不能即时接触传媒的偏远闭塞之地的广大民众，并将接收的信息反馈经过滤后转达传媒及发送者，在城乡学生及发达与落后地区间形成辅助传播网”。虽然以学生为主体的动员，只在一些特定的事件中才出现，但这些传播实践仍然启发了后来的历史。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桑兵｜著

四 乡村动员网络的编织

讨论学生群体参与社会运动的论著，大都强调他们缺乏资源，无法单独承担动员的重担。“学生的特质是，它是一种身份而非一种职业，并且是人生短时间的过程；它既缺乏经济资源，政治角色也难予定位。”在很多情况下，“最终分析起来，这些革命学生所起的作用，不好超过触媒剂的性质”，尤其对大规模的、稳定的革命动员而言，仅仅扮演讯息下移的中介是不够的。

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组织性和纪律性更强，他们在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动员起乡村群众，“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和其他革命军队所到之处，除了战胜敌军以外，都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推动当地的民众运动蓬勃兴起”。由此对照，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编织的动员网络就更引人瞩目了。

《星火的启示》

金冲及｜著

首先同样是重视报刊的覆盖和渗透。中共自成立之初就重视报刊的创办和发行。大革命时期，“除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少数西部省区未见发行记录，其他省区从省会城市到一般市县多可见《向导》等流布”。

但限于客观条件，刊物的向下发展仍然困难重重，王奇生曾描写过1929年广东省委的情况，两大刊物《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不仅发行量少，而且“9/10以上分发在省委所在地香港，其他各县市委不能普遍分到，少数几个重要的县市委至多能分到一两本。至于中央出版的《红旗》，因寄给广东太少，县市一级党部甚难看到”。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王奇生｜著

这种情况在根据地逐渐建成后迅速得到改善：“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两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

不仅如此，报纸的格局也形成中央、省级和县级三层次的纵向结构，并向下渗透。以1932年的福建上杭县为例，“全县农村青年《实话》代售处四三所，每期售得八〇〇份”。在报刊体系中，县级报纸种类繁多，仅“江西苏区的县级报刊约有20种，大多是油印或石印的报刊，一部分是画报。它们注重报道本县新闻和具体指导本县实际工作”。上述情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延续的动员传统，不仅是报刊总体数量可观，层级完备，而且不遗余力地向下渗透，类似《青年实话》这种大报可以发行到农村，这就为苏区的群众动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但是报纸的覆盖和渗透只是群众动员的讯息基础，也仍然是静态的，而真正的动员却是一个和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动员者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村为中心编织讯息网络，将群众组织起来，在生产和生活中实施有效的动员。

《革命中的中国》

[美]赛尔登｜著

赛尔登指出：“就20世纪的中国政治而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共两党将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和延伸……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则表现为抗日根据地中党、政府和民众组织的迅速扩大，特别表现为将党与政府机关延伸到乡镇甚至自然村。”事实上，这种延伸到自然村的现象，在中央苏区时期即已显现。苏维埃政府的基层政权分县、区、乡三级，同时设立村代表制度，政权的触角得以深入到村。传播系统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出版的大报要推销到农村去，类似《时事简报》、临时小册子、墙报、壁报、黑板报等宣传动员方式，处处体现了以村为中心节点的思想。

以村为中心编制讯息网络，耗时费力，事无巨细。其中，毛泽东为普遍创办《时事简报》所写的指导意见，即可见一斑：

县苏文化部的《时事简报》编辑员把这一期稿子编好了，按照区苏的数目，每个区苏抄发一张，寄与区苏文化委员。区苏文化委员接到县苏文化部的稿子，在上面加上本区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在《时事简报》里头占着第一等重要地位，因为没有这部分新闻，便缺乏《时事简报》的中心内容，因而也决不能引起群众注意，决不能达到《时事简报》所要取得的效果了。区苏文化委员把本区新闻加上去了之后，把这整篇稿子，按照全区乡苏的数目，每个乡苏抄寄一份。乡苏文化委员接到区苏的稿子，再在上面加上本乡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也是要紧的，它的主要意义是引动看报的兴趣。要到这个时候，全篇稿子才算编成。按照本乡村的数目，每村一张，用大字写在大纸上面，加上红色圈点记号，写上出报日子，派人张贴到各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要到这个时候，才叫做报。

《时事简报》是壁报的一种，实物很少留存下来，但苏区对其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时，毛泽东的要求是：“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到了1931年3月，改为总政治部的通令形式，将创办任务扩展到政府，“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文化部接到这个通令和小册子之后，应即速计划举办起来”。

由此，包括《时事简报》在内的各种墙报、壁报等，构成了苏区最基层的传播媒介。据毛泽东自己在才溪乡的调查：“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下才溪则有“墙报五处”，或可说明此类媒介的普遍性。与报纸的向下渗透或直接张贴不同，《时事简报》在由县下沉到区、区下沉到乡、乡再分发到村的过程中，其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这体现了苏区群众动员的主要模式：并不是简单建立一个由上至下的文本发送系统，而是在讯息下移的过程中不断改写、增删，最终使内容贴合最基层群众关心的议题。这个模式真正体现了以村为中心、以村民为对象的动员网络的特点。

1948年北平市民们在看墙报

图源｜搜狐号@历史印记

回顾近代中国的群众动员，对文本的“降一格”即通俗化或简约化，从来都是强调的重点。在苏区，这个要求更为迫切，因为苏维埃本就是一套不易理解的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生存空间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其组织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民以后，诸如‘C.P.’、‘苏维埃’、‘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一套洋名词已令那些乡下农民一头雾水，更遑论要运用这些洋组织和洋概念将他们动员起来呢！”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对动员的文本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

一是本地化以引起兴趣，如“转变为健全的地方报纸”；如《时事简报》“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

二是通俗化能够看懂，“为要适合于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党必须注意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工作”，“此类小册子每种篇幅均不宜过长，内容不宜太繁复，最要能做到工农群众都能了解，能普遍散发到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中去”。

三是日常化与生活贴近，做到“润物细无声”，“《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

四是口头化做“活”的宣传，“在苏区内，因为广大劳苦群众文化程度较低，识字的较少，各种各样的口头宣传工作，更为有效，而且这应该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中的主要方式”。

“降一格”的文本是近代中国动员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更多地体现在“受众”这个要素上。近代中国有一个流行词语，叫做“一盘散沙”，用以形容国民的思想状态四分五裂。20世纪以来的各种群众动员，尽管动员者常常大声疾呼，但是由于缺乏对群众的组织，只凭借文本的自然传播或零星的阅读，动员的效果令人存疑。

《比较政治学》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著

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在创造新的组织机构来渗入、动员和控制传统社会的各部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其中凡获得成功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交流网。”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动员目标是城市中的产业工人，随后工作重心被迫转向乡村，开始面对农民。其困难是，“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具体到苏区这块土地，农民“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内源性的革命因子”，因此，对农民的动员就更需要通盘的考虑。

首先是成立纵横交错、功能各异的群众组织，包括武装组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反帝大同盟、儿童团等，力求覆盖所有人。以女性为例，中央苏区成立了妇女代表会，规定7至18岁的女子应接受小学教育，19至30岁的入夜学学习，失业女工到妇女工读社受教育，其他妇女参加识字运动。在代表会之下，又有许多分组织，如妇女半日学校、妇女识字班、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这些班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的特点，灵活安排。由此，就基本上将所有的女性都涵括其中。

其次，组织并非静态的制度，而是贯穿着识字扫盲、教育学习、知识竞赛、生产竞赛等生产和生活的行动。譬如，在教育会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读报会——集体读报可能是思想动员的最重要方式。读报会设置大同小异，有一套周密的运转规则。以1932年5月赣东北苏区发布的《指导群众读报条例》为例：首先，读报会要求层层落实，建设到村，涵盖大部分人群，“每村组织一个读报会，凡是革命男女群众自十岁以上均须加入，十岁以下者听其自愿”。其次，规定读报人和读报频率，“每村设读报委员会一人，就该村挑选识字较多者担任，最好由工农补习夜学教员担任”。再次，规定读报方式，“村读报委员参加全区读报委员会回来，即须召集全村群众开读报会，清晰明朗地读给群众听，同时详细解释务使群众明了报纸上所载的文章消息的内容（读报后并须将报纸贴于阅报处），并对于能读报的群众负指导及解释的责任”。

最后，在各种集体行动中，群众日常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得以重构。集体活动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生产性的，有的是娱乐性的。相较于政治性的宣传，对普通老百姓而言，“非正式的面对面接触”和“非政治的社会结构，如家庭、经济或宗教组织等”所传递的讯息和思想，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因为“这类社团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成员在某些问题和机会方面互通信息……一个交流网的存在就意味着有某种关心政治的人拥有一种可以为了政治目的而接触和动员他人的现成手段”。在各式各样的组织之下，苏区的各种活动次第展开，讯息和思想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流通，这就意味着群众日常交流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拓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传播动员事业中前所未有的创举。

综上，19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编织了一个以村为中心的动员网络，实现了传播的再“降一格”。作为政治建设的一环，中央苏区的动员网络颇有成效，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五 结语：基本模式与更新创造

如上所说，动员网络是一个多重要素参与其中的描述性概念，本文据此描述了近代中国的动员讯息由县域下移到乡村的历史。在这个宏大而深远的议题中，本文发现三条交叠的线索：首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士绅和新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等力量促进了县级报刊的增长，扩大了县域讯息空间。其次，在动员由城入乡的进程中，新兴的学生群体扮演了讯息下沉的主要中介。第三是在革命的动员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局部创造出一个稳定的乡村动员网络。这段历史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传播的层次性，显现了群众动员的基本模式和更新创造。

动员网络的下移实际上是社会传播改善的结果。尽管孔飞力曾描写：“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讯息能够同时扩散、同时接收的传播网络，即便是类似鸦片战争这样的事件，也很少被普通人知晓。

《叫魂》

[美]孔飞力｜著

甲午战争前后，依靠电报以及上海新闻纸的持续报道，居住在城市和通商口岸的读书人第一次跟随战争的进程，形成一种全国性的感知。这是报刊这种新媒介兴起以来所构建的全国性讯息网络。尽管政治变幻无常，报业兴替变化，但这个网络始终存在，因此，随后的许多事件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全国性的响应。

1901年以后，通过清末新政、士绅和新知识分子等多元主体的努力，报刊得以普遍下沉，在中小城市或县域构筑了第二层讯息网络，其表征是产生很多全国性的事件，1905年的抵制美货即其中一例。然而，在县城之下还有广袤的乡镇农村。作为新社会力量的学生群体，灵活热情，扮演了讯息由城入乡的中介，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较为普遍地在乡村社会产生回响，即是由学生推动而实现的讯息下沉。

但是，真正在乡村创造出一个稳定动员网络的是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以乡村为中心节点，将群众组织起来，各种讯息、思想在生产和生活中流动，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新现象。

从20世纪初的“开民智”到1930年代中央苏区的传播革命，显现了近代中国动员网络跨越政治时间而实现的连续性下移。在此过程中，“降一格”传播至少在四个要素中展现出“模式”的意义：首先是动员者以何种姿态参与事件，宣讲和走进人群之中亲力亲为，其差异是巨大的。其次，文本的降格是中国启蒙动员的历史传统，其形式至少包含通俗化、日常化和口头化。第三，就传播的渠道而言，建立自上而下的报纸网络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讯息必须得到在地化的阐释和改写，才能使之真正地贴近受众。最后，将群众纳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在生产和生活中重构其日常交流，其效果比自然状态要好得多。

尽管历史复杂而多变，中国地域巨大而又发展不平衡，但至少依据本文的观察，通过“降一格”传播，近代中国的动员网络在面向最基层的乡村社会时，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本公众号所载内容为研读简版

本文转载自“丹黄甲乙”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