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幽深里的三国

记者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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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男生都曾有一个英雄梦，许多人的英雄梦都是从看三国开始的，我自然也不例外。童蒙时代，我就被连环画上的三国故事深深吸引。上小学之后，与央视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迎头相遇，看到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于荧屏之上，心中涌动的英雄豪情又被一次次点燃。

再后来，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脑，一股脑安装了一批三国游戏，徜徉在虚拟世界中，我似乎被忽然赋予了一种神力，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游戏中改变历史，让诸葛丞相“逆天改命”，让蜀汉的北伐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英雄梦伴随着种种看似“不务正业”的娱乐方式，成为开启我对文学、历史兴趣的大门，引领我走入浩瀚的典籍之中，去了解那些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

我原以为翻开史籍，从字里行间爬梳时光的脉息，就是对历史的全部认知。直到2019年，我去日本福冈的九州国立博物馆看了一场特别的展览。这个展览虽然用了我们熟悉的“三国志”命名，但其内容不是史料，更不是游戏，而是从中国各个博物馆借调而来的162件文物。

它们可能是陶器、漆器、青铜器，可能是刀剑、弩机、扎马钉，可能是印章、带钩、简牍、石楬、瓦罐、画像石……当它们单独陈列的时候，也许并不那么耀眼，但贯穿它们的是一条令人热血沸腾的线索，那就是三国。

单从文物的选调到展线的设计，就能看出策展人的巧思：在讲到三国的源起时，他们选择了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装剑、亳州曹氏宗族墓出土的文字砖——因为他们是刘备、曹操的先祖的陪葬品；讲到后汉的余晖，展柜中陈列的是焦作出土的陶楼；讲到三国鼎立，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又是四川、湖北等地出土的兵器实物。连在国内尚未常展的曹操高陵出土文物，都有专门的单元集中呈现。

这些穿越1800年的后汉、三国实物，几乎能够与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三国故事合辙对应，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此刻一下子具象化了，历史也一下子鲜活起来。文物所构建起的历史景象，与以往通过任何艺术形式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想象都不同，但它无疑是最接近真实，最接近细节与肌理的。

我从此迷上了博物馆，准确地说，是迷上了在博物馆里寻找三国。在此之前，虽然也时不时地附庸风雅，把“每到一个城市就要去看当地的博物馆”挂在嘴上，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或者去猎奇一些视觉上“有梗”的文物，来装点一下朋友圈。但在那之后，我去博物馆就有了很强的目的性，我想试一试，是否能够通过文物提供的碎片信息，将记忆中的那些三国英雄重新拼合起来。而这个拼合出的、被唤醒的形象，与我们既有的印象差别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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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2019年年末，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了待了7年的媒体机构，成为一名全职的写作者。那是一个茫然与惶恐交织的冬天，为了寻求内心的平和，我在那一年的最后几天独自踏上行程，开启了一段在博物馆、文保单位中寻访三国遗存的行程。我选择的第一站并不是成都、洛阳、南京这样声名显赫的都会，而是一座叫马鞍山的小城。他虽属安徽省，但与南京唇齿相依。从历史上来看，马鞍山长期作为南京的近畿和犄角之地而存在，六朝文化在这座城市身上涂抹着厚重的色彩。而我这次前来，有一个吸引我许久的目的地，那就是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朱然是谁？若去街头做随机采访，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摇头，偶有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对朱然的印象可能也是夷陵之战那个追击刘备却被赵云迎面而来、一枪刺死的“末流武将”。然而《三国志》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三国名将真实的一面。

1984年6月初，马鞍山市沪皖纺织联合公司扩建仓库，意外发现了一座砖室墓。马鞍山市文化局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工地停工，保护现场，并将此事上报安徽省文化厅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派员会同马鞍山市文物普查工作队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历时15天，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很快就浮出水面，他就是三国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在墓葬考古中，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是公众最为关心的事情，同时也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难关。朱然墓之所以能够被迅速“破案”，是因为墓中出土了写有朱然名字的木刺和木谒。

什么是木刺和木谒？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名片”。在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中，我就看见了其中的几张。它们尺寸并不大，长度不过20多厘米，宽度大概也就3厘米，但上面的墨书经历近1800年的岁月洗礼，仍然清晰可辨：“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鄣字义封”“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这些信息都与史书记载朱然的籍贯、官职契合，可以说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铁证。

那么，这名将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他应该很喜欢使用漆器。朱然墓里出土了80多件漆器，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如案、盘、盒、勺、槅、盒、壶、羽觞、凭几等。有的至今仍在我们生活中可见，比如漆槅就类似于现在大食堂吃饭所用的餐盘，方便将不同的食物分区盛放；有的则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远去了，比如凭几。这是什么物件呢？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都是席地而坐，坐累了就会倚靠在凭几上小憩，而在唐代以后，高背椅子开始广泛使用，凭几自然就被淘汰了。

其次，他应该很喜欢欣赏绘画。这些出土的漆器中，许多上面都绘制有精美的图案画作。比如一张在宴会上使用的漆案，案上就画着一幅生动的贵族饮宴的图景，有坐着的皇帝、妃嫔、大臣、夫人，以及侍立的卫士、端盘的宫女、表演各式杂耍百戏的宫廷艺人、演奏丝竹管弦之乐的乐人等等，人数多达55人，个个妙趣横生，姿态各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朱然在举办家庭宴会的时候，使用这张漆案盛饭，抬头是欢宴，低头也热闹，这可太惬意了。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朱然墓里出土有一对珍贵的漆木屐，这是此前同时期墓葬都从未出现的。据文献记载，我国很早就有穿木屐的历史。《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可以践泥。”南方天气潮湿多雨，地面经常泥泞不堪，穿着木屐可以提升鞋底与地面的距离，从而保持脚部的洁净。

东汉末年，木屐已经十分风靡，《后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朱然是浙江安吉人，生活在江南，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名将在居家的时候，经常是穿着木屐生活的，这在当时贵族圈里应该也是一件颇为时尚的事情。东吴的航海业发达，与域外国家交流十分频繁，穿木屐的习俗很可能就是凭借着东吴活跃的航海活动而远播东洋的。

博物馆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三国、解读英雄的新的大门，原本在字里行间记载的、需要用想象力去建构的那些三国人物忽然鲜活、生动了起来，在文物信息的拼合之下，他们沉睡已久的dna被重新唤醒，从历史的幽深里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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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博物馆就像一块磁石一般吸引着我，每当我完成了一段闭关写作任务后，都会将逛博物馆当作一种调节和对负面心态的对冲，往往都能得到很好的“疗效”。除了博物馆，每到一座新的城市，我还会寻访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我曾戏称自己的旅行是“馆保之旅”——博物馆搭配文保单位，量大“管饱”，尽管有时候为了节省白天的时间省去了午饭，但在精神上非常富足。

之后的几年，我寻访过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都是以三国主题为驱动，再兼顾其他，这样有主题、有目标的探访让旅程更有规划，也更有收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我面对曹植墓出土的陶酒杯久久凝视，想象着那个失意落魄的才子端着这样的酒杯对影独酌的凄凉苦闷。

在河南博物院，我对一块四神柱础产生了兴趣，当得知它来自汉魏许都城遗址，意识到它很可能是汉献帝住过的宫殿建筑的一部分，就心潮澎湃起来。在湖北鄂州博物馆，一个铜弩机上歪歪斜斜地刻着“将军孙邻”的字样，孙邻是东吴宗室将领，在史书上只有一句话的介绍。这件传世的文物让他在1800年之后怒刷了一波“存在感”。

走的地方多了，我也萌生了将这些所看、所感、所思记录下来的冲动，于是在那些不方便外出旅行的特殊时期，我就整理相关资料，阅读历史文献和考古报告，开始进行《重返：三国现场》一书的撰写工作。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用文物来讲故事，将博物馆里陈列的三国文物串联起来，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三国世界。

《重返：三国现场》

成长| 著

领读文化| 台海出版社

2023年9月

就在我着手写作的过程中，“意外”来临了。2021年，一个新消息传来，南京五佰村发现了东吴大将丁奉家族墓。要知道，丁奉名列“江表十二虎臣”之中，其生前最高做到右大司马、左军师的级别，与朱然的地位可谓不分轩轾。丁奉墓的发现，再一次唤醒了一位三国名将，也让南京及其周边东吴名臣墓葬的格局更加清晰。于是在六朝博物馆举办丁奉墓出土文物特展时，我就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丁奉家族墓出土随葬品300多件，包括金步摇挂件、银带饰、银剪刀、铜立人、铁剑、漆盘以及众多炊厨牲畜明器。与朱然墓的“名片”相似的是，丁奉墓确定墓主人身份的证据同样是文字信息——买地券。东汉魏晋以来，人们习惯将墓主人身份信息和家人购地的款额经过详细刻在砖上，埋入墓中，敬告土地神灵，以求他们对墓主保护。因此，在墓志铭尚未普及的时期，这种买地券往往承担了为墓主人“正名”的功能。

丁奉墓中出土的买地券不仅清晰地刻着丁奉的姓名、籍贯、官职、去世时间，还记录了他的妻子“离妃”的相关信息。《三国志》等史籍中并没有丁奉妻子的任何记录，这位被正史忽略的女性，就这样通过死后与鬼神沟通的买地券为后人所“看见”。

丁奉墓中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无疑是一套16件釉陶骑马俑。这批俑虽然有些残破，但仍可看出或敲鼓或吹箫的形态，应为一支鼓吹仪仗队。而且，陶俑眼睛大且深，嘴旁有络腮胡，应为胡人形象，这也侧面展现了东吴地区与北方的交流融合。更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文物时发现，其中一件骑马俑出现了单侧马镫，这将我国出土所见最早马镫的时间提前到了三国时期。

丁奉墓发现的最新一手资料，让我立即调整了正在写的书的结构，专门腾出一个章节将这些最新考古成果吸纳其中，还通过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获得了文物照片使用的授权。书本是静态的，展览是静态的，但考古却是动态的，它犹如“拆盲盒”一样，不断涌现新发现，让历史的面貌愈来愈清晰。

就在我这本书出版后几个月，南京又发现了东吴名臣张昭的家族墓，一批新出土的文物又刷新了我们的认知。而就在不久之前的国际博物馆日，苏州考古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重达90余吨的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一号墓被整体迁入博物馆中，惊现于人们的眼前。关于这座东吴大墓，其墓主人身份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是孙策，甚至有人认为墓中出土的女性饰品可能是“江东美女”大乔的陪葬品。

人们探索历史的步履永不止歇，博物馆中永远有新鲜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解读，这才是每次走进博物馆最令人沉迷的地方吧。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