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廷贤撤离甘肃天水后的悲惨下场

1931年秋，马廷贤凭借“陇南绥靖指挥”头衔稳固了对天水等14县的控制，但其统治根基始终脆弱。一方面，辖区内赋税繁重引发民怨，1932年初爆发“礼县民团抗粮事件”，数千百姓围攻县城，虽被镇压却动摇了基层统治；另一方面，四川、陕西地方军阀对陇南虎视眈眈，形成外部威胁。

1932年5月，四川军阀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以“追剿土匪”为名，派师长黄隐率万余人北进，攻克四川北部的广元、昭化后，向甘肃文县、武都逼近。与此同时，陕西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占据汉中，其麾下孙蔚如师与邓锡侯部信使往来频繁，传闻拟联合“解决陇南割据”。马廷贤对陕、川军队的联动深感不安，误判对方将合力攻天水，遂决定放弃陇南核心据点，向河西走廊撤退。

1932年6月10日，马廷贤秘密召开军事会议，称“川陕联军二十万即将合围”，下令各部三日内撤离天水。其部署如下：主力骑兵团先行西进，经甘谷、武山向陇西集结；步兵各团殿后，掩护眷属及辎重转移；天水城防交与汉族将领胡文斗（陈珪璋旧部），率临时拼凑的2000人“维持秩序”。

6月12日凌晨，马廷贤率司令部人员及嫡系卫队约3000人，携带历年搜刮的财物（据《天水县志》记载，装银圆的木箱达200余箱），沿天靖公路西撤。部队行进至甘谷县磐安镇时，因道路狭窄、辎重拥堵，发生小规模踩踏，数十名士兵坠河溺亡。同日，川军先头部队抵达武都，未遇抵抗即占领该城，方知马廷贤已撤离。

马部撤离的消息迅速传遍陇南，各地守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礼县守将马忠孝（马廷贤堂弟）率部哗变，将仓库粮食变卖后溃散；西和、成县民团趁机接管政权，宣布“自治”。最致命的是，骑兵第二团团长王占彪（原韩进禄旧部）在甘谷通电反正，率2000骑兵东进投靠杨虎城，被改编为“陕军陇南游击支队”。至6月15日，马廷贤麾下1.5万余人仅余5000残兵，且士气低落，沿途不断有士兵携械逃亡，或加入地方土匪。

马廷贤原计划撤至河西走廊，依托青海马步芳势力重整旗鼓，却在陇西遭遇挫折。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时为新编第九师师长）早对陇南垂涎，派参谋长马骥至陇西，以“共商防务”为名，要求马廷贤“暂卸兵权，赴青海休养”。马廷贤识破其吞并意图，率残部转向宁夏，欲投靠堂兄马鸿宾（甘肃省政府主席）。但马鸿宾顾忌南京政府态度，仅允许其部在固原停留三日，即令“分散归乡”。

1932年7月，马廷贤见西北已无容身之地，遂将剩余千余士兵交给亲信马培清（后被马步芳收编），自己则携带家眷及财物，经西安转赴天津租界。据其副官回忆，抵达天津时，随行财物仍有黄金300余两、银圆10万余元，另有鸦片200箱（拟在租界变卖）。至此，马廷贤结束了自1928年起的陇南割据生涯，其控制的天水等地被杨虎城部与川军分占，陇南进入“陕川共管”时期。

在天津英租界，马廷贤租住五大道独栋洋房，过起寓公生活。初期，他投资绸缎庄、当铺，却因不善经营屡屡亏损，至1935年已变卖半数房产。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曾派汉奸游说，许以“华北回民自治军司令”头衔，马廷贤虽沉迷鸦片，却以“祖上世受国恩”为由拒绝，未公开附逆。此举为其后来审判时留下一丝转圜余地。

1941年，马廷贤因财产挥霍殆尽，偕第三任妻子返回甘肃临夏老家，试图向当年部属及地方士绅“索还旧债”。但此时临夏已属马步芳势力范围，马廷贤遭马步芳部下监视，半年后悻悻返回天津。此后十年，他靠变卖古董、字画度日，至解放前夕，仅剩天津法租界一处小公寓栖身。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马廷贤向军管会登记身份，自称“前地方保安司令”，未提及其陇南割据期间的苛政。因初期政策侧重稳定，未立即处理。1951年，甘肃土改运动中，陇南各县群众纷纷揭发其“强征粮草、杀人越货”等罪行，仅礼县、天水两地的控诉材料即达200余份。1952年，甘肃省公安厅派员赴天津，以“历史问题待查”为由将其逮捕，后因证据不足，于1953年释放。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陇南群众再次联名上书，列举马廷贤部在1930-1932年间的具体罪行：如在礼县一次性处决抗粮群众37人、在西和强征少女充作“军眷”等。1958年10月，天津市公安局根据甘肃方面协查函，再次逮捕马廷贤，押解至兰州受审。

1959年1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认定马廷贤在陇南统治期间，纵兵扰民、横征暴敛，导致数千百姓流离失所，其行为“严重违反人民政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政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月20日，马廷贤在兰州华林山刑场被处决，时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