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斥责为投机政客后，黄绍竑怒驳白崇禧：周恩来都没这样数落过我

提起民国时期曾一度与老蒋的中央军形成鼎足之势的新桂系军阀，很多人第一印象应该是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李白”组合。其实，完整的说法应当是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李、白、黄“三巨头”。

早年的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

这其中，李宗仁是队伍的“领头羊”，白崇禧主军事，黄绍竑主谋略，三人的精诚合作曾一度使桂系在北伐战争后成为能与老蒋分庭抗礼、一较高下的强势地方集团。只不过，相比于李、白二人近30年亲密无间的合作，黄绍竑的态度和立场都曾在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过微妙变化。

当然，这些对李宗仁而言无关紧要。在他看来，黄绍竑的“分分合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桂系的扩张发挥一种特殊作用，毕竟他与老蒋之间的貌合神离人所共知，而黄绍竑能在老蒋的队伍里谋求一席之地并打开局面，又不失为一举两得的选择。

同样，李宗仁的宽容大度，换来的是黄绍竑尽心竭力的倾囊相助。这一点，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国民党“行宪”国大前后助李宗仁竞选民国“副总统”一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客观的讲，正是得益于黄绍竑精心筹划的竞选策略，李宗仁能最终在孙科、程潜等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桂系也因此成为民国末年“独领风骚”的地方实力派。

不过，相比于李宗仁宽厚包容的性格而言，白崇禧的刚愎自用和反复无常性格却为黄绍竑与他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黄绍竑便与白崇禧在战略上产生分歧，白崇禧坚决主张“武力统一”，而黄绍竑则认为“连年战争徒耗国力，不如休养生息”。此后，历经衡阳战役惨败，白崇禧则顺势将责任归咎于黄绍竑援救不力，并公开指责对方“畏战如鼠”。

影视作品中的黄绍竑

黄绍竑留下一句“若再战下去，广西男儿都要埋骨他乡”后便于1930年12月1日黯然离开桂系，转投老蒋阵营中。不过，就历史纵向发展来看，他的离去既缓和了与白崇禧的矛盾冲突，也在日后充当蒋桂之间沟通交涉的重要角色，无疑对桂系的再度崛起和登上权力舞台中央都是一次有利契机。

及至1949年1月，长江以北的三大战略决战已然尘埃落定。以主和起家的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出任民国“代总统”并着手谋划新一轮的国共和谈。在李宗仁看来，“划江而治”的做法是符合国内战争形势和国际发展局势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选派出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等人在内的7人和谈小组，正式于4月初飞抵北平。

李宗仁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不仅我党不会接受这种“割据一方”的假和平，背后蠢蠢欲动的老蒋也会设法打破这种和平幻想，因此，这场和谈在一开始便预示了它的破裂结局。而看清大势的黄绍竑却能保持难得的清醒与冷静头脑，相对于李宗仁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权，黄绍竑更着眼于全国解放后我党对待桂系将领以及广西地区的态度。

以此为立足点，黄绍竑在为期两周的北平和谈中尽最大努力争取到包括“李宗仁出任人民政府副主席、白崇禧所率桂系20万部队完整保存、广西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一系列“优惠条件”，对整个桂系而言，黄绍竑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临回南京面见李宗仁前，周恩来特意在香山双清别墅单独接见了他，特别提及的一句话令黄绍竑倍感我党诚意：

“黄先生当年主政浙江，保境安民有方，解放区人民至今感念。”

影视作品中的李宗仁与白崇禧

只是，当黄绍竑携带这份象征最后和平机遇的《国内和平协定》以及我党对于桂系要员的态度回到南京提请讨论时，等来的却是白崇禧不由分说的一通斥责。4月16日，在李宗仁官邸的内部紧急会议上，白崇禧拍案大骂：

“黄季宽（黄绍竑字）已成说客！当年出走是背叛，今日归来是投机！”

黄绍竑此刻也无法忍受白崇禧的冥顽不灵态度，他起身反驳：

“我在北平舌战群雄争取到20条修改，周恩来都赞我有担当！倒是你白健生，把桂军子弟当赌注，对得起家乡父老吗？”

很显然，自己麾下两员大将已成水火难容的胶着状态，作为“主心骨”的李宗仁也是心力交瘁，无可奈何。他既不能化解二人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亦无法排除干扰作出签署同意和谈协定的决定。

解放战争后期的李宗仁

随着北平和谈最终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接连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华东重要战略城市，白崇禧此前一再坚称可守三个月的“长江防线”，我军完全突破也不过耗时30个小时。

此时的黄绍竑早已动身飞赴香港，不久后加入由李济深领导的国民革命委员会，于当年8月13日联合龙云、刘斐、贺耀祖等44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共同发表起义声明，痛斥老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号召国军全体“海陆空军将士速弃暗投明”。

1949年9月，黄绍竑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会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向他做了亲切嘱托：

“季宽先生诗词造诣深厚，新中国文化建设还需您这样的通才。”

而黄绍竑的选择，似乎又恰好印证了自己在半年前即将踏上和谈征程时填写的《好事近》一词中的美好预言：“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影视作品中的首届新政协场景

纵观黄绍竑最终的走向，看似是与桂系其他要员间的政治分歧，实则是对国家前途道路的深刻抉择，殊为难得的是，他保持了最后的一份“人间清醒”，一如他在多年前的中原大战后表露的“和平心迹”一般：

“我与健生（白崇禧字）之争，非私怨而是国是。他视战争为游戏，我视和平为生命。”

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孰是孰非，早已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