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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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贵族统一中原，继入正统。
在保留本民族部分习俗的基础上继承了中原汉制，建立了二元制政体，历朝之宦制亦为所用，但其宦祸较其他朝代最轻。
元代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宦官体系，只是把宦官作为怯薛制度的一个补充。
通过对元代宦官来源的考察，发现元代的宦官来源具有非规范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那么，为何蒙元一代的宦祸乱始终没有形成“气候”？甚至元代宦官为何鲜有人提？而他们的政治管理跟中原文化是否一样呢？
蒙元宦官的由来
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在保留蒙古本民族特制和继承中原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元性政体。
元初汉化之风肇起，虽没有达到中原士大夫的预期目标，但是在迭兴迭断的过程中不自觉在接受着汉制。
汉族政权宫廷任用宦官的制度也被元朝继承下来，同时也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的影响。但是由于前朝宦祸的教训使元朝统治者对宦官群体保持高度警惕。
“自古宦官坏人家国”。成吉思汗时期创立的贵族子弟充任内侍制度保留了下来，并且行于有元一代。这在客观上起到防止和排斥宦官专权的作用。
《元史·宦者传序》中说：“前世宦者之祸常烈矣，元之初兴，非能有鉴乎古者，然历十有余世，考其乱亡之所由，而初不自阉人出，何哉？
盖自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内廷，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为之长，号曰怯薛。
怯薛骑兵
故天子前后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孙而生之贵者，而宦官之擅权窃政者不得有为其间。
虽或有之，然不旋蹈而遂败。此其诒谋，可谓度越前代者矣。”魏源在《元史新编》中曾记载：“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
元代宦官群体的影响相对历朝较轻，在政治上鲜有作为，社会地位也低。
元朝时期宫廷内侍兼用贵族子弟和宦官，并未设立专门的统一机构。宦官被杂乱地使用于元代宫廷。
白云在《中国宦官源流述略》一文中提到：元蒙一朝，重视佛教，设有佛官，修缮佛寺。其官制总名为“大禧宇烟院”，所属各寺皆设管，以责其成，与宦者都有间接的关系。
泰定帝时，任用宦者阿赤伯为寺卿，“置长庆寺，以宦者阿赤伯为寺卿。”元代，宦官被称为“火者”。“朴不花我资政院老火者。”
元代外籍太监朴不花
《元史百官志》释为“掌殿廷灯烛张设之事，及殿阁浴室门户锁钥”和“缝制帘帏、洒扫掖庭”等事。
“遣宦者传语顺圣皇后。”世祖去世前后，元廷曾以官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庙之孰”。
元仁宗在为太子时，既有“詹事王约启事，二宦者侍侧”。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时期，大宦官朴不花更是权盛一时。不仅宫廷使用宦官，一些官僚、显贵家庭也使用宦官。
“任伯颜秃古思，尚书朱冕家奴也。”
元朝的回回人是需要宦官的另一个群体。赵荣辉在《试论中国宦官的供应来源》一文中论及：“特别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回教徒，也需要大批的宦官。”
元朝时期回回人大量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并且受到重用，为官权重者颇多。权臣阿合马其家就有“一阉竖专掌其扃钥”。
虽然元代宦官的政治、社会地位不高，但是据史书记载宦官在元代有大量存在。然而对于元代宦官的来源，史书中的记载多有或缺。
今人研究亦不多。本人略陈管见，希望能有所贡献。
赵荣辉在《试论中国宦官的供应来源》一文中论及中国古代的宦官来源有：
将异族的战俘变成宦官；
将受刑者罚做宦官；
将自宫者收为宦官；
政府向地方摊派宦官。
元代宦官的来源在兼具了中国古代宦官来源特点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战争掠夺来的宦官
蒙元王朝在对周边诸政权的战争中不仅掠夺了大量的工匠艺人，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宦官为己所用。辽、金政权先于蒙元政权建立，其汉化水平较之蒙元政权高。
辽政权建立之后不断发展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速了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随着辽朝君主专制的发展与完善，宦官作为这一政体的伴生物也随之产生。
宦官在辽朝的政治舞台虽无大的影响，但是史料也有零星的记载。在《辽史·宦官传》中对赵安仁和王继恩做了具体的记载。宦官赵安仁介入了宫廷内争，事后还得到了加封。
“左丞宣、监门卫大将军，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点。”
这说明辽朝已经出现了宦官群体的存在，并且仿照唐宋旧制设置了专门的宦官机构内侍省。“大率皆循辽、宋之制”。
金政权建立后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宫省制度，产生了对宦官的需求。海陵王时就大量任用宦官。“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为不然。后唐庄宗委张承业以军，竟立大功，此中岂无人乎。”
“凡座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侍男子，于嫔妃位举首者刓其目。”
金朝建立了比辽朝更完备的内侍制度。设置了近侍局、内侍局、中侍局等专门的宦官机构。宦官在金朝大量地存在并且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
蒙古政权在同金的战争中掠夺到的宦官是蒙元政权宦官的一个来源。“汴降，俘其后妃及宝器以献”。其中后妃群体中应当包括宦官群体。
史籍虽无详细记载蒙元时期从金掠来之宦官，但无疑从金掠来之宦官为元朝宦官来源之一。辽、金对于蒙古之影响颇大。史籍记载辽、金宦官之来源多为俘获之汉人。
余华青在其《中国宦官制度史》一书中认为：辽太宗掳掠后晋宦官为辽朝宦官最初的来源。靖康之难后，金朝掠宋徽、钦二帝及宗室、后妃、宦官等数千人北还。
在《金史》的记载中通过姓氏的情况来看均为汉人。说明金朝的宦官来源通过对宋的掠夺而来。
蒙元帝国与金的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大量的人口，其中也应该有宦者的存在。
在同宋朝的战争中蒙古贵族也掠夺了不少的宦官，成为其宦官来源之一。宋朝作为汉人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其制仿唐，制度较完备，宫廷任用大量宦官。且其宦官待遇不错。
宦官在宋代达到一定的年龄可以致仕退休，其待遇亦从文武官员。蒙古政权在攻破南宋都城以后俘获宋恭帝及太后北还，“宫人从行者百余人”。
其中就包括元初的宦官李邦宁。“李邦宁宋故小黄门也。宋亡，从瀛国公人见世祖，命给事内廷，警敏称上意。”
李邦宁受到历世祖、武宗、仁宗朝皇帝的重用。“如李邦宁者，以亡国阉竖，遭遇世祖，进齿荐绅，遂跻极品。”
从文献记载中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蒙古统治者在西征的过程中直接获得宦者，但至少在西征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使用宦者对蒙古统治者是有所影响的。
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仅存在于古代的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存在。西亚和阿拉伯世界也流行任用宦官。
花剌子模算端摩可末的一个官员就是宦官。“舍里甫丁本宦官，奉算端命自花剌子模来，在道得疾，未至你沙不尔三日程，客死。”
花剌子模在宫廷中也使用宦官。在蒙古军围攻亦剌勒堡时，摩可末母秃尔罕可敦身边的阉官曾劝她投奔其孙扎兰丁。“初亦敕勒堡将下时，一阉官知扎兰丁拥重兵在外，劝可敦破围往依之。”
蒙古军队在攻伐花剌子模时俘掠了大量的工匠和有技艺之人，其中花剌子模的宦官们亦应包括其中。“俘秃尔罕可敦及其子之诸妻子，送蒙古主营。”
摩可末诸幼子被杀，其妻女们被成吉思汗的儿子和下属们所分获。
周边国家的贡奉
周边国家的供奉也是元代宦官来源之一。
高丽作为元朝的宗属国，贡女贡宦是其义务之一。高丽贡宦制度初始于高丽忠烈王时期，并很快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予以固定。
高丽贡宦是元代宦官来源的主要渠道，史料多有记载。元朝使用高丽宦官成了自宫廷到权臣、显贵家的一种普遍现象。
元朝中后期元廷任用高丽宦官和贡女数量不断增加，宦官和贡女结成了相互依存的裙带关系（“徽政院使宦者高丽人秃满歹儿者首荐高丽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黠慧，有宠于帝。”
“祁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
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
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使得高丽宦官存在于元宫廷生活的许多领域，权势大增，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丽宦官群体。
其中以朴不花为代表，其权势可谓盛极一时。“朴不花，高丽人，一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时，与不花同乡里，相为依倚，及选为宫人，有宠，遂为第二皇后，居于圣宫，生皇太子爱默识里答腊。
于是不花以阉人事皇后者有年，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
资政院者，皇后之理财赋悉隶焉。”高丽的贡宦起初只是作为一种元代对宗属国的摊派任务。
以贡宦的形式送到元朝的宦者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条件较差。当他们作为宦官被送到元廷以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而飞黄腾达者有之。
任伯颜秃古思就是其中一例，“自宫为阉，忠宣时封庇仁君”。这样在高丽就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慕而仿效强割亲族，自割而图谋恩宠者大有人在。
大量被阉割的高丽人被送往元朝，引起了高丽和元朝的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元朝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措施来压制这种风气。“禁高丽及诸处民以亲子为宦者，因避赋役”。
文宗时减汰宫中冗员，就有高丽宦者被放归。汰近岁自身入宫者，“放高丽宦者米薛失、刚答里归田里”。
高丽除按照规定向元廷纳贡外，蒙元皇帝、诸王、朝廷大臣还凭借权力向其求索宦官。高丽宦官大量充斥于元代的宫廷和诸贵之家。
“是年秋，监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减宦官额并宫女，盖时宦官多高丽人为之也。”
元朝时期与东南亚诸国往来频繁，其中有战争也有贸易和贡奉。虽无史籍具体记载，但与元朝临近的东南亚诸国的宦官也应是元朝宦官的一个来源。
具体是以何种方式史籍不可考。据赵荣辉《试论中国古代宦官来源》一文：唐时宦官的供应地主要是在今福建、两广地区，并且在这一带还进行宦官的交易。
古代越南有不少男童被掠卖到内地为宦。“范弘，交趾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院浪等与焉。”
在明朝初期，安南成为明代宦官的一个来源。朱元璋不断对东南亚周边国家用兵，许多被俘的幼童送入宫中阉而为宦。朱棣时期来自安南的阮安还受到重用。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统时，重建三殿，治杨村河，并有功。景泰中，治张秋河，道卒，囊无十金。”
关于赵伯颜不花
从辽、金、元使用宦官的历史记载来看，充宦官者多为掠来之汉人。
罕见有关于本民族成为宦官的记载。可能是由于他们都有着“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的传统观念。加之北方少数民族本来人口就少，男子成丁或战或劳。
就宦官的产生方式和本身的性质来说，从宦并不是件光荣的事情。“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渭，荣宠过甚。”
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角度来考虑能用外人则用外人。赵伯颜不花史无详载，“若元顺帝时有中官赵伯颜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擒者，年已三十馀，妻、子具矣。
帝怜其才，刑为阉人，命为枢密院使。不花不舍其妻，仍与之共处。则未阉以前之妻，非可概论也。”然就其名字特点而言，疑似非契丹而为汉人。
由于元朝时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人被视为上等民，“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
为了达到逃避赋税和从政及其他之方便，在有元一代汉人改用蒙古人名的现象大量存在，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后至监察御史而卒。”）
如：贾塔剌浑为冀州人，张拔都是大都路昌平县人，刘敏为宣德人，石天麟是顺州人，忽鲁虎是德兴府人，贾昔剌为大都路大兴县人，王忙古歹是定襄县人，孙威是浑源人，杨杰只哥是宝坻人，张拔都是昌平人，崔斌是朔州马邑县人，郝和尚拔都是安肃州人。
汉人虽改名但多留其姓。史书见载也有一些汉人改名冒充其他民族，“萨都剌，字天赐，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
契丹在有元一代慢慢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也难说赵伯颜不花本为契丹人。
有元一代没有出现蒙古族宦官不代表其他民族没有。明朝北掠鞑靼和瓦剌的俘虏阉割为宦者亦有之。所以元代境内的被征服其他民族也是元代宦官的一个来源。
如拜住、罕失等人史籍无详载不明其来历。单从他们的活跃时期来看应为高丽籍人。
如果为高丽人即使汉文史料无记载，那么韩文史料应该有所记载，但均未见载，姑且疑其为元朝统治下的其它民族。
元朝时期汉人易名为蒙古者有之，西域东迁之人有之，故此时期之人单从名字来判断实为一件复杂而艰难之事。
元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多元民族国家，其宦祸之影响较之历朝历代小之。除了本民族的特制抵制之外，概所用宦者来源多元化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