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 /文
《太史公自序》原文：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司马谈去世三年，司马迁成了太史令。
也就是司马谈去世的时间，和司马迁成为太史令的时间，间隔了三年。
这条记载很容易让人觉得，司马迁是为父亲守丧三年，然后才就任太史令的。
但并不是如此。
司马谈去世是元封元年，这一年汉武帝举行了泰山封禅的大典，下一年，大旱。
封禅是人间帝王向上天汇报工作成绩，为什么接下来就发生了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方士们为汉武帝找到了一个体面的理由：上天对您很满意，为了要晒干泰山上的封土，所以少下雨。当年黄帝封禅之后，也是如此。
也正因为雨水少了，一个拖延多年的老问题，倒是仿佛出现了解决的希望。
二十多年前，黄河在瓠子决口，黄河以南大片土地都因洪涝没有好收成。现在，汉武帝决定把决口堵上。
汉武帝亲临决口现场，把白马、玉璧沉河中祭奠河神，命令将军衔以下的所有随从官员，都背负柴薪，填塞决口。面对此情此景，感慨万千的天子，还亲自作歌，表达伤悼之情。
《史记·河渠书》最后说到，“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司马迁当时就在背负柴薪、添堵缺口的人群中。
于是可知，司马谈去世后一段时间内，司马迁继续在汉武帝身边做郎官。
后世的规矩：父母去世，官员就要回家奔丧并守孝三年，这叫作“丁忧”，如果朝廷不希望这位官员离开岗位，会下诏让要求他继续工作，这被称为“夺服”或者“夺情”、“夺情起复”。意思是因为对皇帝的忠，不得不剥夺对父母的孝。
有研究者推测，司马迁本该“丁忧”，汉武帝特别下诏“夺情”，可见汉武帝对司马迁的重视和恩宠。
这也是拿后世的戏码，加到司马迁的身上。
汉武帝时代，不守丧才是正常的。
先秦儒家鼓吹守丧三年，当时并没有被社会所接受，西汉时仍然不接受。《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著名的汉文帝遗诏，明确讲到“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于是定下来的规矩是：地方官吏和普通民众，为皇帝服丧三天；朝廷大臣和宫内之人，要求高一些，皇帝下葬后，再服丧三十六天。
臣为君如此，儿子为去世的父母服丧，通常也没有太高要求。汉成帝时的丞相薛宣，母亲去世，他弟弟守孝三年，薛宣认为“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弟弟这么做让自己难堪，竟至于闹得兄弟不和。丞相翟方进，也是母亲去世，他服丧三十六天。
汉成帝时代儒家的空气比汉武帝时代浓郁得多，仍然不讲究三年之丧，汉武帝时代的风气，可想而知。
所以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仍在工作，他大概也不是顺理成章子承父业，而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争取到了太史令的任命。
司马迁去做太史令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这个年份，很值得关注。
田余庆先生著名的论文《论轮台诏》中，有一个重要的论断：
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年-前102年），是西汉历史的重要年代，汉武帝的全部重要事业，几乎都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一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更具体说，转折点正在元封三年。
这一年的夏天，汉朝军队灭了卫氏朝鲜，设置了朝鲜四郡。汉武帝将汉朝疆域，扩张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可以说，达到了当时中原王朝所能直接控制的范围的极限。而元封四年，就出现了“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此后汉武帝的宏图伟业并未停下脚步，但社会已经完全不堪重负，收获却微乎其微，竟是“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的局面了。
我写《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时，这里写了一句：“这是过去二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二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当然确实是玩梗，但如果忘掉这是一个梗，会发现这个说法还挺准确。
对照司马迁的命运，这也是一个颇具意味的巧合。
汉武帝时代，最功业彪炳的元狩、元鼎年间，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做郎官。新闻摄影界有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司马迁可以说就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观察历史。
而转折点出现，各种重大举措都变成胡折腾的年代，司马迁去做了太史令，可以静心着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