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用人上有什么办法？为何贞观时期官员质量普遍比较高呢？

二、锉叙考核，用人不疑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说到：“朝廷不能只注重身边大臣的选拔，也应该重视州、县两级地方重要官员的提拔。”唐太宗采纳侍御史马周的建议。

重视对地方上刺史官员的选择和考核。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下属说：“我居住在深宫中，远离州县，只能依靠当地的刺史、都督。这些重要的地方长官与国家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关系，需要得力的人去充任。”

他提出了朝廷官员不在于量多，而是要量才授职，宁缺毋滥。在乱世时候，只能顾才华，不顾人品，而在太平之时，就必须要才行俱兼，因此要适当审查官员，让他们发挥各自的长处，国家便可实现无为而治了。

唐太宗曾对魏征说：“任用了好的人才，做好事才能得到勉励；错误的使用了坏人，不好的人就会争相钻营。因此，对于官员的考核，需要赏罚分明。”魏征回答：“自古以来全面了解他人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需要考核官员的成绩来决定贬斥和升迁，考察他们是好是坏来决定取弃。”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员的成绩考核，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官员，太宗还会另加奖赏。比如在《新唐书·太宗纪》中有记录：“官得上下考者，给禄一年。”

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我每天半夜总想着百姓的事情，担心都督和刺史是否能够安抚百姓。因此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名字，无论坐着还是躺着，都可以看。他们在任职过程中做了好事，都记在名下。”

时常对官员进行监督考核，不仅可以防止官员利用权威谋取利益，而且可以避免官员失职等流弊。这样才可以加强官员工作时的使命感，责任感，使他们勤勤恳恳地奉职，为平民百姓提供服务。唐太宗不仅擅长识人，激发人才的潜力，而且他对任用官员充满信任。

从不听信谣言；对于开国功臣，他总是尽力予以保全。这一切，使得臣下们感激主上的知遇之恩，无不效死图报，忠于职守，各个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唐太宗吸取前朝皇帝用人多疑的教训。

贞观五年，他对下属说：“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应该协力同心。事情有不稳妥的地方，应该极力规劝，毫无隐瞒。倘若君臣相互猜疑，不能完全说出肺腑之语，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呀！”唐太宗对臣下的信任不疑。

还体现在他从不听信小人陷害忠良的谗言，对以谗言诽谤、诬陷他人者“以谗人之罪罪之”。太宗对谗佞之徒，深恶痛绝。贞观初年，他对侍臣说：“世道混乱就是谗言各逞，防微杜渐是为了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

历史事实表明，唐太宗确实履行了他向群臣们所宣示的这一原则。总之，从官员的管理口上看唐太宗的官员管理思想，唐太宗慧眼识人，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需要遵循“舍短取长”，才能发挥官员人才的最大效能。

官员的管理少不了对官员进行监督考核，有效的考核才能激励有为官员为朝廷奉献的热情，淘汰无能的官员；唐太宗时期有许多忠于朝廷的官员，这与唐太宗用人不疑的思想息息相关，太宗吸取前朝皇帝用人多疑的教训。

对他任用的官员充分信任，官员为此十分感激，为唐太宗时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三节官员流出：鼓励致仕，厚待功臣一、精简机构，鼓励致仕唐太宗精减了机构、裁减了许多不必要的官员，有效提升了政府的办公效率。

贞观元年，唐太宗命下属统计中央官员，发现了许多不必要的职位，于是让宰相房玄龄进行裁减官员，两千余人只留643人。唐太宗总结了唐高祖时期“民少吏多”的弊政，开始“大加并省”，为开源节流，精减地方官员作了准备。

唐太宗秉承着“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管理思想，大刀阔斧的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唐太宗对官员数量与质量关系上具有辩证思想，即少而精，也就是注重政府的办公效率。唐太宗执政的中期，政府办公效率虽有所降低，但唐太宗能知过思改。

遂有裁汰老弱、制定安置退休官员的举措。如贞观十一年，刘洎上疏指出：“年老及老，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如久在任所，必妨贤路。年老多病、精力衰退、智力低下的官员在位，既降低办事效率，又妨碍新进的引用。

刘泊建议“对社会已经不能做出贡献的大龄官员，应当回家颐养天年”，是不无道理的；他还主张不适合该官职的老臣，应“优其礼秩”，即在保障政治待遇与生活待遇的基础上，让老臣其退出朝廷并妥善安置，唐太宗认为很有道理。

厚待功臣，关心照顾

吸取了前朝灭亡的经验，唐太宗对臣下说：“联览汉史......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孙无绝。”为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特颁诏令，对“义深舟橄”、“谋定帷幄”、“身擢行阵”的“佐命功臣”，由于他们昔日同舟共济、共创基业的功劳。

表明了自己“何日忘之”的心意。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下令画师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出放于凌烟阁，阁内中隔三层，由内而外，分别为功高宰辅、劳重侯王、大小功臣。唐太宗说：“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

他仿照前朝帝王纪念功臣的方式用以缅怀故人，于是才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写真。晚年，唐太宗总结自己不枉杀人时说：“君主们大多讨厌坦率之人，明里暗里处死他们，没有哪个朝代不这样做。我登基以来，朝中尽是坦率之人，我从来没有贬斥过谁。”

对比唐太宗执政的这些年，基本符合。在凌烟阁的24位功臣中，只有因罪被处刑的张亮和侯君集，其他功臣都是善终的。唐太宗对待退休的老臣，不仅给予精神上的激励，也有物质上的优崇，还包括生活上的关心以及照顾。

贞观十一年，他命重臣勋臣死后可享有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的殊荣。诏云：“功臣密戚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至于物质利益上的优崇，唐太宗以为褒贤推恩，所谓“褒贤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原是为国应有之义。

既然天下须君臣共治，则福泽亦应君臣共享。太宗多次强调“德优者爵高，功多者禄厚”所以登基伊始，即高官厚禄，大飨功臣：“惟王建国，厚礼被于元勋。”要让功臣子孙与宗室后代一样，可以世袭刺史，以示与功臣共享天下。

对于有益政道的大臣，赐金、赐宅赐绢，亦从不吝其物质上的奖赏。至于生活上的关心爱护，以笼络君臣感情，以恩义结纳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功臣有病，常遣近侍探望，赐医部药，关怀备至，他为李思摩吮疮，为李勣割须疔疾，魏徵病笃。

他亲自探望，榻前亲许其子尚主，感动得魏微老泪纵横，死后又为其亲撰碑文。总之，从官员的流出口看唐太宗的官员管理思想，唐太宗意识到官员重质量，不重数量，因此精简机构，提高朝廷的运转效率。

为了鼓励官员致仕，唐太宗保障了官员退休后的物质生活，减少了官员退休的焦虑，同时引进新官员，为唐太宗时期注入新的思想；对于退休后的功臣，唐太宗关心照顾，上门探望年老功臣的病情，感动得老臣老泪纵横，士为知己者死，君恩如此，臣下得不尽心竭智？

在用人方面，对比唐太宗举人的事迹，他确实做到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从选拔官员上看，唐太宗关注的是是否有益于天下，因此“唯才是举”。他没有特殊照顾秦王府原来的老部属，也没有偏心亲叔父李神符。

反而任用前太子李建成的手下王珪、魏征、韦挺等有才之人。人们心里总是会本能的信任可以依赖的熟悉之人，基于自我保护意识，对不熟之人和新进者，心理上总是会设下防备。回望历朝皇帝，尽管他们都明白治理天下需要“亲贤臣，远小人”。

但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总是难以脱离个人情感喜好的问题，一般不愿意任用有情感隔膜的人才。唐太宗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坚持“为官择人。

唯才是举，国之辅弼，惟赖忠良”的管理思想，在用人上，他看重人的才华和德行。信任并任用曾经旧仇，力求亲疏并用，并使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一致。

内举不避亲

任用舅舅长孙无忌对于亲戚，唐太宗亦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不避嫌疑，不为闲碎语所动。例如，长孙无忌为太宗的国舅，唐太宗认为他“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常从太宗征讨”，在玄武门事件中亦有功劳。

贞观元年被拜为尚书右仆射。贞观七年，唐太宗封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一直拒绝上任，他坚持说：“我是陛下的外戚，若提拔我，恐怕别人说陛下有私心。”唐太宗驳回他的话，说道：“我只是将人才放置合适的位置。

如果对方没有才华，就算是至亲我也不会任用；若对方才华横溢，就算是仇敌的手下，我也会任用，比如任用了魏征。”虽然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舅舅，但是唐太宗在任命他为宰相的时候考虑的不是他外戚的身份。

而是他的才干和能力，并且没有因为长孙无忌的外戚身份而故意避开不任用他。可以说，正是因为唐太宗的任人以贤，才使得长孙无忌能够担任宰相。二、外举不避仇，任用“昔仇”魏征隋末时期政权风云变幻，魏征前期曾经跟随过许多人。

在天下大乱的无序中，他不愿作隋炀帝政权的殉葬品，决定另寻“明王”，之后魏征为太子李建成效劳，提醒李建成需尽快除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魏征被唐太宗的人抓起来，其策划的非常之谋也被他人揭发出来，为此唐太宗特地召见他。

严厉斥责魏征为何离间太宗和前太子的关系，魏征神色镇定自若，落落大度的回答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征的意思是李建成和唐太宗两兄弟早已经势不两立。

并不是魏征在中间挑拨离间，只是先太子没有听从魏征的建议，才导致李建成的失败。唐太宗听后，十分赏识魏征的坦诚，并且欣赏他杰出的才华，不报个人恩怨，出于公心，从国家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