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三国时代的西晋为什么会迅速灭亡？

三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时代之一，曹魏、蜀汉、东吴三足鼎立，各路英雄齐登场，留下了许多佳话。不过，一切在公元263年发生了转折。

●公元263年，曹魏伐蜀，蜀汉灭亡。

●公元265年，西晋取代曹魏。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终结了三国时代。

但是，短短36年后，公元316年，西晋最后一位皇帝司马邺投降，西晋灭亡。

西晋为什么能取代三国中实力最强的曹魏?又为什么昙花一现，迅速覆灭?背后的根源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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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历史作家张启迪在新书《血与火的50年：昙花一现的西晋》中，以魏明帝曹叡托孤为起点，完整还原了从司马氏掌权到代魏立晋，再到八王之乱，最终迅速崩裂的西晋50年兴亡史，从政治架构、制度痼病、民族迁徙等多方面剖析这个脆弱的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让我们思考西晋兴亡背后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西晋代魏

咸熙二年十二月，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下诏：“晋王祖孙三代功盖魏室，泽被四海，朕决意将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三请三让之后，在何曾和王沈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位。

司马炎登基后，曹奂被封为陈留王，在金墉城度过了余生。至此，西晋取代了曹魏，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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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为什么能取代曹魏呢?原因很简单，它在许多方面确实做得比曹魏更好。

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西晋时期的社会发展较三国时期更为进步，因为西晋的统治更为宽松。曹魏实行的士家制度给百姓带来了极重的负担，蜀汉后期由于军事开支极高，出现了“民皆菜色”的现象，东吴大族掌控的世兵们更是如奴隶般承受着极重的军事和徭役负担。最终，这一切在西晋大一统的过程中得到了改善。

曹操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收编了很多军队，实力大增，但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军队意味着越来越重的后勤负担和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些被收编的军队随时都有反叛的可能。针对这些问题，曹操和后继者制定了许多新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士家制度。

所谓“士家制度”，就是将士兵们以士籍纳入管理，成为军户，士籍人口只能从事军务，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在士籍人口中，年轻男子都要作为中军(即朝廷掌控的军队)的兵源，而地方上剩下的老弱病残除了要负担基本的军务外，还要承担封国宿卫、开垦荒地等一系列繁重的劳役。这个制度为曹魏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并衍生出了屯田制、质任制、都督制等一系列制度，对曹魏乃至两晋南北朝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制度给当时民生凋敝的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为军事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改变了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现象。曹魏逐步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在政治上也给予世族一定的话语权，团结了一部分世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给底层百姓带来的负担愈加沉重。随着赋税的加重，屯田制由原本的五五分成加到了士家和官府二八分成的地步。在繁苛的军事和赋税负担下，士家逃亡的现象时有发生，曹魏不得不进一步制定“士亡法”。该法规定，士籍人口一旦逃亡，全家都要受到牵连，母亲、妻子、弟弟都要被处死。

为了留住不断逃离的士籍人口，曹魏还规定，如果士家有特殊的才能(如医术出众)或立下大功，可以“除士名”，即让军户从士家制度中解脱。但除了小部分得以封侯的士家之外，大部分被解除士籍的士家主动或被动地转成了世家的依附人口。随着朝廷掌控的军户数量越来越少，士家制度也走到了尽头，统治者需要建立一种新制度来适应新的局面，而且逐渐崛起的世族在政治上也要求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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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司马氏解决的问题，司马氏用宽松的政策逐渐取代了士家制度和屯田制，让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虽然百姓依然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但比起之前已经轻松了许多。同时，司马氏通过政治利益交换，取得了世族们广泛的支持。

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交易：司马氏争夺权位为世族谋利益，而作为回报，世族支持司马氏禅代曹魏，登上至高的皇位。因此可以说，司马氏的登顶是历史发展的要求，随着士家制度消亡和逐渐崛起的世族产生更强烈的政治需求，就算没有司马氏，世族们同样会选择另外一个家族作为代表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世族支持司马氏禅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魏晋之际的禅代和以往有所不同，魏晋禅代的血腥程度比以往低了很多。这是因为司马氏也身处曹魏的政治网络中，在禅代过程中，司马氏并没有彻底破坏曹魏原来的政治结构。用较为平稳的方式完成政权的交接，让世族们顺利地从一个政权过渡到另一个政权，免遭“洗牌”甚至屠戮，这对所有士人来说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

就这样，曹魏时期的世族在魏晋政权交替中大体上得以保留。不过，同样的，在上一个王朝没有被彻底解决的问题，仍然会给新的王朝带来痼疾，这一点将在之后的西晋历史中一一展现。

致命弱点

汉末的乱局证明了宦官和外戚并不可靠，而曹魏的政治硕果又被世族攫取，那么西晋皇室便只有宗室可以倚仗。其实，在这个时代，宗室和世族对皇权而言都是毒药，但皇帝还是必须选一瓶喝下去，因为他必须找到足以信赖和倚仗的力量来巩固皇位。

司马炎很清楚，虽然宗室的力量能帮助他对抗势力日益强大的世族，避免再次出现权臣独大的情况，但他也要防备宗室的力量强大到反噬皇权。所以，他让宗室和士族互相制约，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但同时又要处理好双方的关系，避免内斗削弱国家的实力。司马炎的登基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形态的写照。他没有经过多少政治历练，他的政治基础是由父祖打下的，所以只能倚仗以裴秀、王祥等人为代表的世族和以叔祖司马孚，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等人为代表的宗室。

不过，司马炎实行了一项大打折扣的“分封制”，在这个制度下，西晋的宗王只能做封国名义上的领主，不掌控封国内的行政权和军权。在朝廷，由皇帝、宗王和门阀共同执掌朝政;而在地方，出镇地方的宗王仍需招揽官员(尤其是地方上的世族)为其服务，进而形成了宗王和世族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局面。同时，司马炎还让一些宗王出任地方都督，沿袭了从魏末开始的宗王出镇制度，让地方上较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宗室手中，避免军权落入权臣之手。

就这样，皇帝、宗室和门阀三方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彼此合作，构成西晋王朝的统治根基。这样的制度本质上是让司马氏作为最大的门阀代表享受最大的士族权力和最高的士族封赏，同时让宗王政治成为门阀政治的一种变体，使宗室成为最大的一支门阀力量融入到政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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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和王爵，正是在爵位上给予司马炎及其宗室作为新政权第一家族的最高尊崇，之下的各世族则按不同的等级在朝廷和地方掌握着不同的权力，这样一来，这个新政权的等级显得尤为分明。同时，为了将司马氏和世族牢牢绑定，皇帝和世族、宗室和世族、世族和世族之间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姻亲关系，让新政权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门阀共同体。

这个构思看起来非常巧妙，完美地平衡了宗室和门阀的力量，让双方都能在新政权内发挥重要作用，维持表面的团结，又能互相制衡，不让任何一方的力量强大到反噬皇权。然而，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家有了，那国呢?在这个政治架构下，大家优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小家”的家族利益，那作为“大家”的国家利益去哪里了呢?对“小家”利益的过度维护，成了这个政权的致命弱点，之后引发了许多危机。

埋下祸根

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后，西晋朝廷的焦点集中在了太子司马衷的身上。司马衷身为皇后杨艳的长子，毫无疑问将继承司马炎的皇位，将这个王朝延续下去。不过，满朝皆知司马衷的智商比较低，或者说他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比一般人要弱。这样的人出生在皇家，只要不当太子，做一个淳朴老实又毫无心机的宗王，不会引起皇帝太大的敌意和戒备，也能过得不错。但可惜就可惜在，由于嫡长子继承制，司马衷必须被立为太子。

司马炎对嫡长子继承制如此坚持，是因为当年在“世子之争”中深刻感受过弟弟司马攸带来的极大威胁。如果不是一些重臣大力扶持，司马炎的登基之路绝不会如此顺利。假如司马炎不咬死嫡长子继承制，那么无论他选择哪个儿子继位，在法理上都不可能压倒司马攸。终司马炎一生，无论是他自己的皇位还是儿子的皇位，面临的最大威胁都是司马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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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司马衷正式被立为太子。朝局就在这表面的平静中过渡到了咸宁元年。这年的十一月，司马炎在宣武观阅兵，还出席了冬至的小会，感受着在他治下的昌盛。但到了十二月，洛阳发生了瘟疫，死了许多人。

史书中关于瘟疫和灾年的记载数不胜数，“大疫”“大灾”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生死无常，死去的人被掩埋，活着的人继续前行，时间依旧在流逝，历史仍然在向前。但谁也没想到，这场瘟疫对西晋的朝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司马炎也染上了瘟疫。

朝野上下本就对司马衷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满怀疑虑，司马炎的重病让这个问题更加尖锐起来。朝中拥立司马攸的势力本就不少，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开始运作让司马攸上台。

但是，最终，司马炎战胜瘟疫活了下来，他很快便知道了病危期间朝臣们的异动。他这才发现，尽管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朝中的权力格局，但朝中支持司马攸、威胁自己和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小。自己正当壮年，尚能游刃有余地应对，但太子资质愚钝，而且自己难保不再发生别的意外，到那时太子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司马炎顿悟了，生命充满变数，之前自己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让太子的地位稳固，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完美，但一旦发生意外，一切便成了泡影。更好的选择是采取强硬的手段，利用皇权的力量重组朝廷的权力结构，引入外戚力量，拱卫至高无上的皇权，为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打下基础。

之前，曹魏吸取东汉外戚专权的教训，规定皇后不能出身高门，并严禁外戚参与朝政，所以，曹魏的朝堂上只有宗室和功臣互相制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西晋。但现在，司马炎提高了外戚的地位，打破了曹魏以来的政治格局。士人们经历过东汉末年外戚专权的乱象，对外戚没有好感，而重新崛起的外戚瓜分了宗室和功臣的权力，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一向尽力维持平衡的司马炎这次异常坚定，丝毫没有妥协和退让。

司马炎实在太需要这股新力量了。在西晋朝堂上，功臣的力量源于曹魏时期，宗室的力量则在禅代的过程中逐步壮大，二者都不是司马炎能撼动的。外戚弘农杨氏未曾涉入曹魏的政治网络，在魏晋之际也默默无闻，这个家族的壮大，完全是因为司马炎的扶持，因此对杨氏而言，要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维护司马炎的利益。这样一股坚定站在自己这边的力量对司马炎非常重要，他想以此来制衡功臣和宗室。

司马炎顶着朝廷上下的压力，在咸宁二年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让外戚成了朝廷上的一股新力量，并借机扩张了皇权的力量。一个宗室、功臣、外戚三方并立的权力结构就此建立，但是，新力量的引入让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未来的危机也在此时埋下伏笔。

司马炎去世后，司马衷不能掌控朝局，皇权不得不由贾南风代行。但是，太子司马遹慢慢长大后，逐渐威胁到了贾南风，朝廷便陷入动荡和分裂，野心家逐一登场，引发了八王之乱，将西晋拖入了毁灭的深渊。

从魏室到晋室，这场权力更迭充满了权与谋、危与机。在《血与火的50年：昙花一现的西晋》一书中，新锐历史作家张启迪聚焦代魏立晋、王朝覆灭两大主题，从中原王朝到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发展等多个维度切入，全景式还原西晋50年兴亡史，让人看清西晋速亡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