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溥仪》——原来一个人想要的温暖并不多

我的一生就是高墙。从小在王府里是高墙，三岁时进宫当皇帝还是高墙，后来关在旅顺监狱又是高墙……——《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经历过清朝、伪满洲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见证了中国的近现代屈辱史、抗争史、奋斗史。与其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命运的安排。

本来，我想写溥仪的一生——末代皇帝的悲喜剧，我翻阅了资料。他，作为末代皇帝，作为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复杂的人生，注定复杂的人事。何必把那些复杂再次渲染。取人性柔和的一面，说一点和温情有关的话，读来也是可以于人有所裨益。

因为要写溥仪，所以读了这篇李淑贤忆述的《我的丈夫溥仪》。关于他们的夫妻关系，言人人殊。我能从中感受到一点——溥仪是个随遇而安的人，经历人生大起大落之后，想寻求一份安稳的心境是真实的。

溥仪《我的前半生》里写道偌大的紫禁城，在他三岁时夺走了他的母爱和自由。包括亲生父母在内的任何人面见他时都必须磕头请安，自称“奴才”。这样的他是没有家庭温暖的。与李淑贤的婚后生活，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情氛围和普通夫妻过日子的安稳踏实感。

溥仪的婚姻

溥仪一生娶了五个女人。

1922年溥仪16岁时与二位女性结婚。溥仪首选的妻子是文绣，满洲鄂尔德特氏旗人，但端康太妃认为文绣家境贫寒，长相不好，让王公劝溥仪重选婉容。文绣被册封为淑妃。1931年文绣与溥仪离婚。

皇后郭布罗·婉容，是达斡尔族旗人。父亲荣源为内务府大臣。在天津和满洲国，婉容长期遭到溥仪冷落，染上鸦片烟瘾。日本投降后，婉容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后释放，因烟瘾发作，卒于中国吉林省敦化。葬地不明。

溥仪的第三位妻子是谭玉龄，北京满族人，他他拉氏。经贝勒毓朗之女（婉容姑母）介绍，与溥仪于1937年结婚，封为“祥贵人”，六年后病卒，谥“明贤贵妃”。谭玉玲聪明能干，温顺贤惠，深得溥仪的喜欢。溥仪自始至终把她的照片贴身放着，谭玉玲死后遗体一直存放至溥仪被俘，才交代别人火化。溥仪与李淑贤婚后，把谭玉玲的骨灰放在家中保管。

溥仪的第四位妻子李玉琴，长春汉人，1942年被日本官员挑选入宫，封为“福贵人”。1957年与溥仪 离婚。

1962年，在同事的撮合下，溥仪与汉族护士李淑贤结婚。

这几位妻子中溥仪喜爱的是谭玉玲，陪伴他最后6年的是李淑贤。

溥仪的最后一次婚姻和最后六年的日子

溥仪接受了九年的劳改，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溥仪被第一批特赦后，于１９６０年溥仪来到全国政协，第一年先到植物园锻炼，后安排他作政协文史专员（1961－1967年），而且还有了特殊的照顾，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周日休息。

特赦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溥仪过着单身生活。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与溥仪共进晚餐时，很有风趣地对他说，皇上不能没有皇后啊，可以再结婚嘛。

1961年10月2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治中在北京南河沿招待所午宴全体文史专员时，即席传达周总理指示，要专员们成家欢度晚年，并指出三点原则：家属在海外者争取回来，在国内已离了婚未改嫁应争取复婚，无一、二条件者即找对象重组家庭。溥仪闻之十分高兴。当时满族姑娘获悉，不少想争取这一门亲事，溥仪却不找本族姑娘。

据全国政协机关退休干部赵公勤回忆：对于溥仪与李淑贤的婚姻，介绍人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周振强。

那是１９６２年的一天，周振强拿来一张女子照片，大家好奇地传着看。一问才知道，这是周振强的朋友沙曾熙拿来让他帮忙给介绍对象的同志的一张照片。传来传去，照片传到了溥仪手中。溥仪问：她是干什么的？当得知照片上的女子是医务工作者时，溥仪立即对照片上的李淑贤表示感兴趣。

溥仪在抚顺监狱里的时候，就想当个医生，出了监狱，还想当医生。虽然没当上医生，但溥仪总想找一个医务人员做妻子。见了李淑贤的照片，溥仪就跟周振强提出来想见一见面。１９６２年正月初七那天下午３点，李淑贤由沙曾熙陪同来到了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当时，周振强已经陪着溥仪到了那儿。

溥仪很大方地伸出手与李淑贤握手。李淑贤一眼看上去，觉得溥仪这个人很朴实。那天，李淑贤的手里头正拿着一本医学书，溥仪拿过去瞧了瞧，然后对她说：“我在改造时也学过中医，我对医学一直感兴趣，看过不少医书，还帮着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呢。西医嘛，我也懂一点儿，量血压也会……”溥仪说到自己的年龄，李淑贤脱口而出：“只要感情好，年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溥仪见过李淑贤没几天，就向全国政协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件事。于是全国政协派人了解了李淑贤的情况。

在认识溥仪之前，李淑贤已结过两次婚。据说第一次婚姻是和一个北平伪警察局的警察，1955年被政府枪决；1957年，李淑贤又与一个银行会计结婚，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离婚。1962年已经37岁的李淑贤是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

从认识到结婚，大约5个月。１９６２年４月３０日晚上７点，溥仪与李淑贤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结婚典礼。

当时参加婚礼仪式的人员有沈醉、杜聿明、王耀武和廖耀湘等。婚后，溥仪夫妇的家就安排在顺承郡王府全国政协机关东小楼。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五月一日， 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贤建立了我们 自己的小家庭 。这是一个普通的而对我确是不平凡 的真正 的家庭。”

李淑贤的回忆录中能看到两人的婚后生活情况，李淑贤认为溥仪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她。李淑贤每次上街，溥仪一定陪她或者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晚上下班，也常常会看到他已在车站上等着了。每逢轮到李淑贤值夜班，溥仪都会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到她所在的值班室待一会儿。有时拿件衣服、送把伞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到赶末班车的时候才肯回家去。

李淑贤回忆每次上街或外出购物，如果饭时未归，溥仪没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无论怎样晚也一直等她。溥仪喜欢看京剧，李淑贤有时候因身体不适不能前去观看，结果溥仪也不愿意独自去观看。之所以不去，溥仪给出的理由，把李淑贤独自留在家里，心里很不踏实。作为曾经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溥仪是真真正正的换了一种心境。

李淑贤也是一个历经坎坷的女人，是在旧社会底层挣扎过的一个女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因溥仪的健康问题李淑贤提出过离婚，溥仪不愿意离婚，他不想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周恩来为了避免溥仪再次离婚造成的政治影响，曾专门接见溥仪夫妇，这以后，李淑贤就再也不好提离婚的事了。

而李淑贤的忆述里全是溥仪对她的疼爱之情。也许她是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当然我们也相信溥仪真的对她很好。那些细节不是可以杜撰的。

她说：“我们一起出席宴会，他见我很少伸筷，便会不顾众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夹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买辆自行车，上班或购物都方便些，溥仪坚决反对，他说骑车不安全，果真买了车，他连觉也不用睡了，得急疯了。”

1963年夏天，一场暴雨下来，大街小巷积水竟有几尺深，汽车都无法通行。溥仪很不放心，到了李淑贤下班时间便拿了伞匆匆赶到医院，可是她已经从另一条道回了家，路上还听人们议论：“有人趟水掉进了阴沟，沟口上还横着一把伞呢!”李淑贤心里就犯嘀咕：“可别是溥仪呀!”等她慌慌张张地推开家门，溥仪果然不在，李淑贤又转身冲进大雨之中。终于在一条马路上远远地看到了溥仪，只见他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人，正高兴地冲着她喊：“千万注意下水道口——没有盖!”原来溥仪去医院没接到她，很着急，以为李淑贤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发现一处没有盖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过，从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这是李淑贤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怕她走到这里不注意而滑下去，于是，宁可张着伞守在旁边。关于这件事，溥仪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记中有8个字的简略记载：“晚，雨。接贤，贤已到家。”读来真的感人，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活里体贴的细节，是许多夫妻之间不一定能做到的。

妻子感冒，每次溥仪都当成一件大事，在日记上逐日记载病情的发展，他一宿起来五六次，摸摸她的前额，为李淑贤准备好退烧药品和开水。

李淑贤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李淑贤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妻子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

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同事和朋友

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病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在植物园他们共同劳动、朝夕相处，真有点儿难舍难分。离别之前，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六寸彩色照片留赠溥仪，照片背面还写着几句话：“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1961年3月6日。”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妻子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外国人眼里的溥仪

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

来见溥仪的外国客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溥仪婚后的家庭生活。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能谈谈他的身世和职业吗?”英国记者问道。

“他是一位银行职员。”溥仪回答说。

英国记者露出十分惊奇的神情：“一位当过皇帝的人娶普通职员的女儿做妻子，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公民。”溥仪认为这根本不值得惊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吗?”

“是的，她在医院工作，是个普通护士。”

“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现在您才过着真正的生活。”溥仪认为英国记者的这个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溥仪时，同样的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被提了出来。

阿部：您过去身为皇帝，在生活上总有许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样了，您感到不方便吗?

溥仪：我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自幼养尊处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备的生活自理能力。加之生活无规律，造成身体虚弱多病，因此说，正是那种许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

一位日本人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间奇迹》，叙述了访问溥仪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溥仪离开人世。10月19日出殡，李以劻和老伴丘文升、遗孀李淑贤、胞弟溥杰4人乘灵车把溥仪遗体送至八宝山火葬场，附近工人、农民知悉，逾数千人围着火葬场外面想参见遗容，李以劻于是打开闸门让群众进入瞻仰，亦有垂泪叩头或鞠躬如仪。

1978年，全国政协补行追悼会（与溥仪同时开追悼会纪念的，尚有王耀武、廖耀湘等已故政协委员），与会者400余人，由副主席刘澜涛主祭，会后将骨灰盒移入革命公墓，溥仪这位废帝可谓善终。

结语：

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爱新觉罗.溥仪

外国人说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溥仪从末代皇帝被改造成为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公民。也逐步形成了他随遇而安，想求安稳的心境。他对李淑贤的好，不过想用温暖的行动换取另一个人的一点温暖而已。

思想与环境的改造能让好人变坏，最后 变得可怜。也能让人变好，最后变得充满希望，充满善意。人在什么时候最渴望好好活着，是经历困厄之后看到希望的时候。新中国给了他真正彻底的做个公民的权利，风雨过后的日子会拼命的珍惜。

看透了大是大非面，历经了大起大落，想要的温暖一点就足够。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有一个人陪伴，过普通的日子。往往要求的越少，越让人感叹。作为人所求的最最基本的爱与尊重是每个人心之所向。他最后的日子不过是随遇而安，敞开了思想，求安稳。

后记：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节选

我是在一九〇六年生于北京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中，从三岁起便当上了封建专制制度总崩溃前夕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为止，就在这座“毁人炉”式的皇帝宝座上，把历代专制帝王所摆过的最高统治者的威风，都耍弄过，历代君王所享受过的吃人肉喝人血的骄奢安逸寄生生活，我也尝受过。就是在这种有形无形的腐蚀剂中，我一步步地僵冷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辛亥革命以后，我还钻了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空子，不安分地靠着“前清逊帝”的政治资本，不但虚糜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优待条件下，过着依然如故的“小朝廷”生活，并且还在“复辟”的歪风邪气中，危害过一次祖国人民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来索性是每况愈下地勾结了祖国人民的凶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当上了伪满执政和傀儡皇帝。不但给我祖国东北人民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难，还使祖国六亿人民也直接间接地遭受了一千余万无可补偿的宝贵生命的牺牲和五百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一切一切更都是我百身莫赎的严重罪恶，我对于祖国人民真是无法抬起头来的。

可是像我这样恶事做尽无可宽宥的人，却在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阳光下，不但是给我冲洗了浑身沾满了的泥污，并且还把我那满脑袋的根深蒂固的反动罪恶思想也给一次又一次地消了毒，使我有了今天，并且还给予我以争取重新做人的光明明天。我的可爱的祖国，可感激的祖国广大人民，伟大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你们救了我，你们彻底地救了我，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否定我过去前半生的一切一切；我再也没有任何资格不痛切地做自我反省批判和暴露我的罪恶行为；我不能不从几年来的学习改造中、几年来的事实教育中，来认清封建社会制度的本质；我不能不从罪恶的亲身体验中，来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种种事实；我也不能不分析我之所以会成为反动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缘故；也不能不从羞愧悔恨的回忆中，好好想一想：唯其是我根本就被旧社会制度给蒙上了眼睛，堵塞住耳朵，麻痹了嗅觉，冻结了良心，所以才会成为这样一个专门想要开倒车而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罪人，才会成为一个自往绝路上走的大愚人，这就是我之所以一再犯了无可补赎的严重罪恶的由来。

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下，在封建社会制度毁灭的前夕里，我被当时的社会残余势力，给拖上了摇摇欲坠的宝座，也许可以说这是我的不幸。可是在这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中，我却何幸而赶上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何幸而遇见了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在这个无产阶级彻底大革命时代，怎能还容许我有了今日？

是的，我居然赶上这一空前的伟大时代，我居然有了今天和明天，如果不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它的走狗，如果不是消灭了吃人的黑暗旧社会而建立了新中国，我当然是会和历史上的多少改朝换代下的被消灭对象一样，要干脆被埋葬在历史垃圾堆中去的。那么我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唯有在认识自己前半生罪恶的基础上，来完满达成我现在的学习复学习改造再改造的唯一任务，而给重新做人补赎过去罪恶准备好条件。至于今后问题，则是在走向无限幸福将来的前进方向上，仍须在不断学习改造的反复过程中，来努力争取我自己光明的将来，一直到我心脏不跳动时为止。

这就是我对于过去的认识，对于现在的决心和对于将来的唯一目标，也就是我叙述我前半生罪恶过程的立志所在。

参考资料：

［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哈尔滨出版社,2009－04－29

［2］李淑贤忆述《我的丈夫溥仪》［M］.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2004－1

［3］广东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第79辑，作者李以劻。